中國思想界的新動向

鄭彪

20世紀以來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演變的總趨勢是重心東移，西衰東興，西退東進，只是這個進程復雜曲折，且為冷戰和意識形態迷霧所籠罩，為蘇東劇變的政治倒退所掩蓋，不僅歷史真相難以辨別，簡直就黑白顛倒。近年來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性破產，特別是美國長期以來的金融創新演變成一場全球金融詐騙，金融海嘯實為宣告資本主義制度崩潰和西方文明崩潰。隨著自由主義的水晶球失靈，三十年來被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宗教化的西學跌下神壇，花容失色，全球思想界出現馬克思主義和本土文化復興的趨勢。

    世界如此，中國不能例外，非但不能例外，由于中國的國際地位已經今非昔比，已經成為全球地緣政治博弈的中心，而潮流所至，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更有一種變色龍混跡其中，渾水摸魚，所以中國的思想界的博弈形勢極其復雜，分化演變，相當微妙，獨具特色。由于黨的十七大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盤西化之路在政治上已經被堵死，西學的水晶球也因失靈而喪失“軟實力”，故某些西化思潮轉向使用奧巴馬的“巧實力”，以中國傳統文化包裝西化來與馬克思主義和真正弘揚傳統文化的思潮相對抗，以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學術壟斷地位。這似乎是當前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新動向。

所謂中國思想界復雜和微妙，突出地表現為馬克思主義、傳統文化與西化派之間的博弈：馬克思主義一直是官方意識形態，卻在一個時期以來被“邊緣化”，在許多領域基本上沒有話語權，十七大強調“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以來，情況有所好轉；自由主義西化派為官方意識形態所反對，其思想觀點卻經常以官方和主流面目，頑強地表現。近來更出現一種微妙，就是“要想打鬼，借助鐘馗”，2500年前的孔子成為21世紀的鐘馗，誰都想借傳統文化這條船出海。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與中華傳統文化相結合所綻放的奇葩，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來的一條最基本的成功的歷史經驗。近年來中央號召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非常英明，也卓有成效。然而這種形勢卻迫使西化思潮也改頭換面，試圖在外表裝點傳統文化的形式下偷運西化。

將孔子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人物，古今中外自有公論，無可非議。其所以引起非議者，主要是在當前復雜的國內外背景下孔子上了天安門廣場，觸動了國人一根敏感的神經。天安門廣場作為新中國莊嚴的政治象征，已經有62年歷史。周孔作為中華文明的代表，是代表五千年歷史文化（以春秋戰國為界，周公代表之前，孔子代表之后）。五千年是概數，包括62年；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已經融入中國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和20世紀以來的新發展，而且馬恩列斯都上過天安門廣場，所以，孔子上天安門廣場，既無資格問題，而且可以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代表毛澤東的光輝形象交相輝映，相得益彰。歷史證明，將中華民族這兩個相距2500年的偉大人物對立起來，是不正確的，短視的，也是有害的。問題在于，孔子上天安門廣場的時機非常敏感，政治和思想背景不簡單，不排除有完全不同政治取向的人們各取所需的可能。無論如何，孔子上天安門廣場，總比亨廷頓在《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居心叵測地設想外國聯軍的坦克攻占天安門廣場要好得多。如果亨廷頓的設想實現，中國就是明天的利比亞，屆時孔子就將讓位給耶穌，中華民族被盎格魯-撒克遜“文明沖突”掉，也就指日可待了。

近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了國內某知名國際關系學者《中國行為的根源》一文，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作者以追隨西方理論知名，在《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2期曾以《國際關系理論是普世性的》為題著文高調發表在該刊卷首語，斷言“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是普世性的”，因此“創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而這篇《中國行為的根源》開宗明義則將自己的文章與六十年前美國駐蘇聯使館官員，即那個以提出對蘇聯“和平演變”對策而聞名的喬治•凱南所著《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相聯系，這本身就很坦率，很有趣，甚至很搞笑。這篇《中國行為的根源》的目的，是“希望（西方）更好的（地）了解中國外交的動機，有助于防止中美兩國關系出現僵硬和對抗的姿態?！弊髡哒J為，近年來“中國學者和戰略研究員對中國外交性質的討論”分成兩派，一派稱主流派，主張韜光養晦，作者給其戴了頂馬克思主義帽子；另一派是作者的一派，自稱試圖以傳統文化來支撐中國外交政策，主張中國更多地承擔國際責任。這其中多有疑點。其一，所謂“討論中國外交性質”的“中國學者和戰略研究員”，指的是一個極狹窄的小圈子，能否代表“中國學者”以及是否符合“戰略研究員”的光榮稱謂，其研究成果是否符合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國當前利益和戰略利益，多年來社會各界特別是民間多有質疑。其二，對中國外交問題的意見，且不論到底有幾派，即使是兩派，也絕不是上述兩派，這兩派中有不少毋寧說就是一派。且由于對“韜光養晦”的理解不同，就至少分成兩派，一派主張“一百年也要韜光養晦”的，一派主張“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不可偏廢的。所以，籠統地給這兩派都戴上一頂馬克思主義的帽子，顯然不合適，也不夠戴，人家也未必接受。其三，最大的疑點還在于作者主張的“承擔國際責任”，是什么含義？與美國一向要求中國承擔的那些“責任”有何根本不同？從文章看，作者不懂馬克思主義，例如兩處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稱為“經濟決定論”，這是一種西方的自由主義偏見；對傳統文化的理解也很皮相，對某些現實問題的看法與社會大眾相當疏離，例如說中國總理在2010年春節講話中使用“幸福”、“尊嚴”等概念，以及“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經濟改革不可能成功”等提法，都使中國老百姓“感覺新鮮”。作者唯恐西方讀不懂中國外交正在發生和即將發生的變化，據判斷，未來傳統理念對中國社會包括外交的影響將不斷增強。看來，在中國公然販賣西化已經沒有了買主，改搭傳統文化這班車正在成為時尚，這不能不是當前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意味深長的新動向。

                        （2011年4月2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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