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主義是理清中國文明史的根基 — 就《大秦帝國》創作理念答十年批評群
我的《大秦帝國》問世以來﹐褒揚與批評俱在。
自2001年《大秦帝國》第一部問世﹐到2008年4月全套11卷出齊﹐至今已經十年。十年來﹐包括網絡批評在內﹐許多媒體都曾經發布過批評文章﹐包括近來集中出現的一些激情批評文章。所有這些批評意見﹐都表明了一種趨勢﹕當下社會對中國文明史基本問題的關注與審視﹐正在繼續深化﹐實在是一件好事。這種深化的可能性之一﹐是走向理性地思考與評判﹐并由此漸漸建立我們這個民族接近于真理性的文明價值評判體系。
對于這樣一種趨勢﹐我深感欣慰。
從基本面說﹐十年來的批評意見﹐集中于對作品歷史觀與作者創作理念的批評。這些批評意見﹐主要集中于五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作者的歷史觀問題﹐核心是文明價值評判的尺度問題﹔
其二﹐《大秦帝國》頌揚專制主義﹐頌揚暴政﹔
其三﹐《大秦帝國》無限拔高秦始皇形象﹐歌頌暴君﹔
其四﹐《大秦帝國》反儒﹐貶儒﹐不尊圣賢﹔
其五﹐《大秦帝國》抬高商鞅變法的歷史地位﹐無限拔高商鞅形象。
這些﹐都是創作理念問題﹐也都是中國文明史的基本問題。我曾經在多次的答記者問中﹐不同程度地作了回答。雖然基本觀點都說到了﹐但卻不是系統性的。這里﹐我愿意做一次相對系統地梳理﹐做一次完整地基礎性的回答。
一﹑理清中國文明史的根基在哪里﹖
我的創作理念與批評群之間的岔道﹐是文明價值標尺的不同。
自1840年以來﹐理清中國文明史的艱苦努力﹐已經歷經了160余年。可是﹐立足高端文明視野的我們﹐依然對中國文明史的根基所在莫衷一是。中國統一文明的正源在哪里﹐中國文明流變的關鍵轉折在哪里﹐中國文明的基本優勢在哪里﹐中國文明的內在缺失在哪里﹔凡此等等基本問題﹐我們面對世界民族之林﹐都呈現出文明話語權的缺失。所以如此﹐根本點就是我們沒有社會共識性的文明價值評判標尺。我們對幾乎每一個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都有著種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評價﹔我們沒有共同認可的文明發展的歷史坐標﹐我們沒有共同認可的統一文明奠基時代﹐我們沒有共同認可的文明發展歷史階段﹔我們只有無窮無盡的問題人物﹐我們只有無窮無盡的問題事件。在全世界創造了各自文明形態的所有民族中﹐只有我們這個東方族群﹐對自己的文明根基保持著如此混亂的爭執狀態。這種狀態﹐不是健康的多元爭鳴﹐而是文明價值觀在基本方面的分裂失衡。
沒有共同認可的文明價值標尺﹐任何民族都無法理清自己的文明歷史。
理清中國文明史的根基所在﹐就是確立共同的文明價值評判體系。
我在創作中所堅持的﹐是歷史主義的文明價值標尺。
什么是歷史主義﹖就是以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為根基﹐以歷史發展的實踐性為尺度﹐去審視中國文明歷史的遺產﹐去分辨其中的良莠﹐去確立值得當代的我們繼承發揚的東西。這一文明價值評判體系﹐其具體的展開方式是﹕依據特定時代的主流性社會需求﹐依據當時的社會實踐結果﹐依據歷史元素在后續發展中所呈現的文明輻射力﹐去綜合衡量該時代所有構成元素（事件﹑人物﹑思想等）的文明價值﹐并確立它們的歷史地位。
據此﹐一宗歷史事件﹐一個歷史人物﹐一種歷史思想﹐融入了當時的社會潮流﹐推動了當時的社會發展﹐給當時的國家與人民帶來了利益﹐且在后世具有持續激發民族生命狀態的歷史輻射力﹔這樣的歷史元素﹐就具有正面的文明價值﹐就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其融入當時社會的程度愈深﹐對當時社會的推動作用愈大﹐其歷史輻射力愈強﹐其文明史的地位就愈高。
反之﹐一宗歷史事件﹐一個歷史人物﹐一種歷史思想﹐隔膜或脫離于當時的社會潮流﹐沒有推動當時社會的發展﹐甚或直接間接地帶來了社會破壞﹐帶來了歷史倒退﹐給當時的國家與人民帶來了程度不同的利益流失﹔這樣的歷史元素﹐就不具有正面的文明價值﹐不具有正面的歷史意義。它們所留下的﹐是我們稱之為歷史教訓的那種東西。
這一文明價值評判體系﹐是基于歷史實踐原則而確立的。
什么是歷史實踐原則﹖就是依據已經被歷史發展證明了的社會實踐結果﹐去檢驗任何一個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去評判他們的文明價值﹐去確立他們的歷史地位。這里﹐某種史書的既定評判﹐某種泛化古今的絕對道德理念﹐某種舶來的絕對目標理念﹐都不足以成為我們的文明價值標尺。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思想做出價值評判﹐我們的標尺只有一個 — 歷史實踐的檢驗結果。任何一個當代人﹐只要他對歷史元素在進行價值評判﹐無論他引用了多少名家的結論﹐都不足以抹去歷史實踐的檢驗結果。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關于這一命題﹐當代中國曾經進行過一場最為廣泛的大討論。這一討論﹐曾經幫助我們廓清了許多莫名煙霧﹐幫助我們中止了許多無端爭論﹐使我們能夠心無旁騖地投身到變革與建設的新洪流中去。應當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不獨是適用于當下社會的價值標尺﹐同樣也是適用于歷史評判的文明價值標尺。以歷史實踐原則為根基﹐形成我們民族的文明價值評判體系﹐是妥當而堅實的。如果脫離了歷史實踐﹐或者忽視了歷史實踐﹐對歷史元素的文明價值評判﹐必然陷進空泛的概念化的泥沼。
歷史主義的價值評判體系﹐有它的認識論根基。
這一認識論是﹕承認人類文明的生命根基是社會實踐﹔承認人類的精神活動所產生的思想成果﹐并不具有絕對真理的意義﹔承認人類文明歷史的發展是階段性的﹐而不是囫圇化的﹐不存在具有永恒意義的文明價值標尺﹔承認國家活動的正義選擇﹐在每個時代都是相對性的﹐不存在永遠具有正義性的絕對價值標準。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兩個支柱﹕承認文明發展的階段性﹐承認歷史發展的實踐性。承認文明發展的階段性﹐我們才能接近歷史的真實﹐才能發掘民族文明在不同時期的合理內涵﹐歷史活動的創造性才會展現出復雜宏闊的總體前進性﹔承認歷史發展的實踐性﹐我們才能超越個體意識的評判﹐最大限度地接近特定歷史活動的普遍本質﹐從最為廣闊的視角去審視文明歷史遺產的真實價值。
文明價值評判﹐是歷史研究在歷史哲學意義上的終端體現。這種研究與評判﹐如果不承認文明發展的階段性﹐不承認歷史發展的實踐性﹐其研究成果﹐其評判結論﹐則必將對現實社會失去任何啟迪意義﹐只能墮入一種空泛的絕對化的學術囈語。因為﹐面對絕對學術化的絕對精神標尺﹐任何時代的任何人群﹐包括我們自己﹐都將無所適從﹐都將無法選擇自己的行動方式。
二﹑以絕對精神為標尺﹐歷史發展將陷入不可知困境
歷史主義標尺的對立面﹐是絕對精神的價值標尺。
這里所說的絕對精神﹐并不是黑格爾哲學范疇中的宇宙主宰﹐而是指一種將某種價值理念絕對化﹑終極化﹑神圣化的認識論。這種絕對精神的價值標尺﹐就當下社會而論﹐通常的形式是兩種﹕一種是絕對人道理念﹐一種是絕對目標理念。前者﹐主要表現為以人道主義為永恒不變的絕對標準﹐去評判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后者﹐主要表現為以民主制度為永恒至上的絕對目標﹐去評判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文明。他們好像上帝的代言人﹐總是教導我們用超越歷史階段的天國標尺﹐去評判歷史﹐去對待當下。
歷史上﹐曾經涌現過許多自以為永恒的絕對精神標尺。
譬如王道理念﹐譬如道德理念﹐譬如仁政理念﹐譬如人道主義﹐譬如人權主義﹐譬如民主至上等等。就這些理念產生的根源而言﹐就這些理念的合理內涵而言﹐它們本身都具有相對的真理性﹐這是無疑的。如果將這些理念作為一種高遠的目標﹐從而使人類在歷史活動中能夠自覺關照自己的缺失﹐這當然是有意義的。但是﹐當這些理念被絕對化﹐被當做超越時空的絕對精神﹐被當做超越歷史階段并脫離歷史實踐的絕對價值觀念﹐并以其作為實際標準﹐作為惟一尺度﹐去衡量具有無比豐富性的人類社會實踐的發展時﹐它們本身立地顯得非常蒼白。從本質上說﹐這是將某種絕對精神作為惟一標準﹐去檢驗歷史的真理﹐去評判社會的實踐。其結果﹐必然使社會發展的階段性﹐使人類歷史的實踐性﹐使文明價值的相對性﹐使真理的相對性﹐盡皆蕩然無存。
絕對精神的泡沫在恣意飛揚﹐泡沫下面卻是一片廢墟。
譬如﹐歷史上的基本現象之一﹕某個時代某個國家的政府﹐為了抗擊外敵侵略﹐領導人民奮起反擊﹐民族為之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一個國家要發展國防﹐要修建大型國防工程﹐國家耗費了很大的財力﹐工程也死傷了很多民眾。對于此類基本的歷史元素﹐作為對其文明價值的評判﹐絕對人道理念者們會作出嚴厲地指斥﹕這是不人道的﹐是人民的累累白骨成就了元首與將軍的勛章﹐是無數的生命犧牲撐起了這些宏大工程﹔這樣的元首是殘暴的﹐這樣的統帥是屠殺者﹗如果這樣的元首或統帥恰恰死于非常之禍﹐則絕對人道理念者一定會寫下激情宣判 — 他們該死﹐他們的死沒有價值﹗在如此指斥之下﹐絕對人道者們甚至會為歷史憑空添彩 — 編一個故事﹐讓一個服徭役丈夫的女人哭倒長城﹐以顯示絕對人道者的指斥是有根據的。故事流傳久了﹐似乎就變成了真正的歷史。
可是﹐要放棄抵抗呢﹐要放棄戰備呢﹐要滅亡了國家﹑滅亡了民族呢﹖果真如此﹐這些絕對人道者們會有更加強力的說辭﹐去斥責那些元首與統帥﹐去斥責當時的政府﹐去彰顯自己的正義。至于人類在國家時代選擇行動方式的價值評估的相對性﹐至于國家正義的階段性﹐絕對人道者們是從來不予考慮的。填充他們頭腦的﹐只有他們的絕對精神﹔為了證明這種絕對標尺的正確性﹐他們大可以施展春秋筆法刪削史書﹐小可以玩弄幾個民間故事作為培養基﹐使這些故事成長為歷史。至少﹐春秋戰國秦帝國以來的近三千年﹐這種頗見滑稽的手法太多了。孟子為了證明“以至仁伐至不仁”的輕松性﹐為了掩蓋歷史革命的殘酷性﹐大膽地刪去了武王伐紂中的“血流漂杵”的記載﹐昂昂然宣布﹕“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能血流漂杵﹗”
這就是他們的大腦﹐只有鞋子的標尺﹐從來沒有長在自己身上的腳。
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民族歷史上的許許多多的愛國主義者﹐許許多多抗御外侮的英雄﹐都被這種空泛的絕對理念否定了。歷史上的愛國主義者是偏狹的﹐歷史上的反侵略戰爭是沒有意義的。屈原不再是愛國主義者了﹐岳飛也不再是民族英雄了。凡此等等﹐皆見空泛理念的泡沫災難。以如此絕對精神為標尺﹐當今國家的變革圖強﹐會在轉瞬之間變得毫無意義﹔包括我們這一代人在內的任何一代人的發奮努力﹐也都會在轉瞬之間變得毫無意義。
這﹐不是一種灰色的﹑幻滅的價值標尺嗎﹖
但是﹐它卻以高揚的泡沫﹐肆意吹撒度量著我們偉大的文明史。
在這種虛幻的泡沫價值觀下﹐除了泡沫吹撒者們所尊奉的絕對精神﹐除了歷史上的泡沫吹撒者同仁﹐所有的人類文明成果﹐所有人類歷史實踐﹐都是沒有價值的。歷史實踐算什么﹐只要某一時代死過許多人﹐流過許多血﹐你這個時代就沒有價值。泡沫吹撒者們的絕對精神邏輯﹐實際上就是這樣的。客觀地說﹐沒有任何人贊成無端流血﹐贊成無端犧牲。我們要強調的是﹕當民族存亡﹑國家危難之際﹐或社會發展的急難時刻﹐需要一個族群付出一定犧牲時﹐這種犧牲就是壯烈而有價值的﹐就是有延續文明生存的巨大歷史意義的﹔無論是作為組織者的領袖﹐還是戰場與工程犧牲的人民﹐都是有價值的﹐有歷史地位的﹔以同情人民犧牲為絕對標尺﹐指斥當時的領袖與當時的英雄﹐這是一種很荒誕的絕對精神標尺﹐也是一種玷污當時人民選擇正義性的不正當評價﹔其對人民的同情﹐最終也只能陷于空泛的自我道德表白。
假如﹐美國社會因為人民流血而否定了獨立戰爭﹐否定了華盛頓﹐那一定是非常滑稽的一樁世界文明丑聞。可是﹐此類現象發生在我們這個民族身上﹐我們竟絲毫不覺其丑。何謂“常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寧非如此哉﹗
任何文明﹐都是歷史在階段發展中積累起來的文明。沒有永恒的絕對價值﹐沒有永恒的歷史標尺。對于我們的文明歷史遺產﹐要做出具有相對真理性的評判﹐就要以歷史主義為堅實根基﹐以文明發展的階段性為相對標尺﹐以歷史實踐的相對真理性為依據﹐去評判歷史元素的歷史價值。只有這樣﹐我們這個民族的文明價值評判體系﹐才能在深重漫長的歷史煙霧中真正地建立起來。也只有這樣﹐我們對自己的文明歷史﹐才能真正說得清楚。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長期淹沒于某種絕對精神的煙霧里不能自拔﹐那是一種魔障﹐那是一種夢魘。這種絕對精神﹐為我們樹立起了絕對價值的標尺﹐然后以消解歷史實踐真理性的方式﹐消解我們的實踐探索勇氣﹔以否定最偉大文明遺產的方式﹐否定任何時代的創造力﹔以漠視豐功偉績而崇尚一切生命的方式﹐弱化我們民族為正義生存而敢于付出犧牲的強勢生存精神。凡此等等彌漫開來﹐以至年深月久﹐最終﹐我們將在絕對精神的漫天泡沫中﹐浸漬出彬彬有禮而華彩四溢的軟骨癥﹔面對世界競爭﹐我們只有團團作揖了。
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反對文明價值評判中的絕對精神。
我們民族的實踐精神猶存﹐我們必將破除這一夢魘魔障。
三﹑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是專制主義嗎﹖
秦帝國創建中央集權制﹐是發生在多元分治時代的革命性事變。
戰國時代﹐多元分治已經發展到空前嚴重的程度。也就是在這樣的時刻﹐歷史開始出現了內在的轉折 — 華夏世界在兼并融合中發展為七大板塊結構﹐這就是七大戰國的裂土分治。這一過程表現出鮮明的歷史趨勢 — 強力融合﹐多極簡化﹐走向統一。所以如此﹐根本性的原因是﹕歷經五百余年諸侯分治的震蕩﹐多元裂土的種種致命弊端﹐都已經徹底無遺地充分暴露出來﹔對多元分治的危害﹐當時的華夏世界已經有了痛切透徹的感知﹐有了深刻理性的思考。
天下向一﹐因此而成為歷史的大潮。
當此轉折﹐秦帝國實現了歷史大潮的指向目標﹐既統一了中國的疆域﹐又統一了中國的文明。關于秦帝國的統一﹐歷來的提法只是籠統地說秦統一中國﹔對秦統一中國文明﹐則沒有自覺的歷史定位。我的文明價值理念﹐將秦的統一歸整為兩個基本方面﹕一是秦統一了中國的疆域﹐二是秦統一了中國文明。疆域統一﹐是硬件統一﹐同一時代的羅馬帝國也做到了。文明統一﹐是軟件統一﹐同時代的羅馬帝國根本沒有意識。在這兩個統一中﹐秦統一中國文明是根本。
關于秦統一中國文明的價值判斷﹐軸心所在是秦帝國政權的性質。
激情批評者們認為﹕秦帝國政權是專制主義﹐是沒有文明價值的﹐是必須否定的。《大秦帝國》非但肯定秦帝國的專制主義政權﹐且過度抬高﹐這是對專制主義的頌揚。網絡批評的極端語言是﹕《大秦帝國》為法西斯主義唱贊歌。
明確地說﹐這種激情批評﹐我不能認同。
專制主義理論﹐是一種舶來理論。以此解釋并評判中國的古典政治文明史﹐導致了中國文明價值評判的極大混亂。客觀地說﹐自從西方政治理論體系傳入中國﹐并構成中國近現代人文理論體系的基礎框架之后﹐西方政治學說與中國歷史現實之間﹐就一直存在著內在錯位的巨大缺失。所謂內在錯位﹐其實際表現是這樣一種現象﹕運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的歷史發展﹐或分析中國的社會現實﹐總是很難接近真相﹐更談不上揭示實質﹔無論是西方理論家﹐還是中國的西方理念信奉者﹐他們對中國歷史的評判﹐對中國現實的預測﹐基本上都是脫離實際的﹐都是不得要領的。西方人對中國問題的“測不準”現象﹐自近代史以來﹐已經越來越成為普遍事實﹔其直接原因﹐就是這種內在的錯位缺失。
這里的根本原因﹐則是更為深刻的文明整體評判的錯位。
什么是文明整體評判的錯位﹖就是西方學說對中國文明的整體評判﹐是西方文明本位﹐而僅僅將中國文明看做一種具有局部特殊性的文明現象。這就是最大的錯位。因為﹐中國文明是一種獨立的文明形態﹐其民族生存方式﹐其社會生活方式﹐其價值觀念體系﹐其以文字為核心的所有的文化呈現形式等等基本方面﹐都與西方文明有著另一元的整體特質﹔中國文明﹐絕不是基本面同一于西方文明而只具有局部特殊性的東方文明。全面而客觀的文明評判立場﹐應該是多元本位﹐將中國文明看做整體上的一種獨立文明形態﹐以中國文明價值觀分析中國﹐而不是以西方文明價值觀分析中國﹐才能真實地理解中國。果真如此﹐諸多四不像式的研究結論﹐至少可以大大減少。
由于這種文明評判的整體錯位﹐西方人針對中國歷史作出的分析與評判﹐基本上牛頭不對馬嘴。西方政治學說被中國人硬生生搬來作為研究理念﹐則其成果絕大多數都遠離真相﹐都似是而非。關于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對于中國古典社會的政權性質﹐西方理論家將大禹治水后開始的國家政權﹐一直到明清時代的國家政權﹐都一律籠統地定性為“東方專制主義”。如此囫圇化﹑簡單化的論斷﹐居然是西方理論家的東方學名著。關于后者的典型例子是﹐以“封建社會”這個翻譯出來的范疇﹐去定性秦帝國之后的整個中國古典社會﹐其與歷史真實的距離之大﹐令人哭笑莫名。
激情批評者們將秦帝國創建的中央集權制﹐定性為專制主義﹐也是上述囫圇評判的例證之一。他們所依據的西方政治學說的簡單邏輯是﹕民主制之外的一切政權形式﹐都是專制主義﹔中國自大禹治水建立夏政權﹐一直到明清政權﹐都是專制主義﹔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自然是鐵定的專制主義。
果真如此﹐人類國家時代的政治文明的發展﹐也太臉譜化了。
既然是依據西方政治學說﹐我們就先來看看西方人的權威說法。在《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對專制主義的定義是﹕“一種政治理論和實踐﹐指不受限制的中央集權和專制統治﹐特別是君主政體。這種制度的本質是﹐統治權不受任何其他機構（無論是司法﹑立法﹑宗教﹑經濟或選舉機構）的監督。法國的路易十四對此作了最有名的解釋﹐他說‘朕即國家’。”之后﹐是對專制主義在近代歐洲表現形式的分析﹐通篇沒有提到中國。依據這一定義﹐一個政權是否專制主義﹐其本質界限﹐不在于它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也不在于它是中央集權制還是另外形式的專制統治﹐而在于這個政權是否“不受任何其他機構的監督”。顯然﹐這一定義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專制主義的本質。
根據這一定義﹐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似乎還有很大距離。
其一﹐秦帝國創建的中央集權制﹐是一個有監督制約的權力體系。
權力監督之一﹐秦帝國有“凡事皆有法式”的體系化的秦法﹐舉國上下有尊奉法制的傳統﹐執法之嚴明歷史罕見﹐始皇帝遠遠不能隨心所欲地決定一切。依據上述定義﹐這是來自司法﹑立法兩方面的監督。
權力監督之二﹐秦帝國中央權力系統中有專門的監察機構 — 御史大夫府。就地位說﹐它位列三公﹐幾乎與丞相同爵﹔就權力說﹐它享有監督皇室﹑稽查大臣的實際政務監督權﹐并非虛設。依據上述定義﹐這似乎還是列舉形式之外的一種國家權力監督。
權力監督之三﹐公議制度的監督。秦帝國時代﹐朝臣公議是一種議事制度。秦史大家馬非百先生的《秦始皇帝傳》中﹐專門有“取消議事制度”一節。也就是說﹐秦帝國創制的前期﹐若干重大創意的推行﹐秦始皇都下令群臣公議﹔創制后期﹐則因為議論“以古非今”而助長分封制復辟思潮﹐所以下令取消。以絕對精神的價值標尺說﹐無論以何種理由取消議事制度﹐都是專制主義的。但是﹐依據當時的歷史實踐﹐為了維護新的政治文明﹐取締“以古非今”的制度根基﹐不能說沒有任何合理性﹔更不能因為議事制度的取消﹐就判定中央權力失去了所有的監督。
其二﹐秦帝國所創建的中央集權制﹐具有最為深厚的時代根基。
任何制度的創立﹐其是否具有歷史合理性﹐根基是其在多大程度上吸納了當時社會的利益需求﹐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特定政治文明的內在需求。從社會利益的需求說﹐秦之中央集權制是在五百余年裂土分治的歷史背景下創建的。五百余年的歷史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同一文明根基的華夏世界的裂土分治﹐只能帶來深重的社會災難﹔除了分治時代的既得利益集團﹐廣大的社會意識對繼續保持分治狀態是深惡痛絕的﹐要求治權統一﹐是最為主流的社會利益需求。
從政治文明的內在需求說﹐華夏政治哲學具有深厚的“尚一”理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尚一理念的最經典表述。也就是說﹐中國族群的社會實踐價值觀﹐從來都是崇尚“事權歸一”的。民諺謂之﹐龍多主旱。由于生存環境的險惡﹐華夏族群從遠古時代起﹐就有諸多族群結成一體﹐在統一號令下協力生存的傳統。可以說﹐從黃帝炎帝時代最初創立族群最高聯盟政權開始﹐“尚一”理念﹐就牢牢扎根于我們的文明基因了。及至春秋戰國五百余年分治﹐中國實際上進入了創造新的“尚一”形式的歷史道路﹐也就是說﹐從聯邦諸侯制的舊的松散“尚一”形式﹐跨越到中央集權制的新的緊密化的“尚一”形式。這當然是政治文明的一次歷史性跨越。從根本上說﹐秦帝國統一中國疆域﹐創建中央集權制﹐是完全符合華夏族群的政治文明價值觀的﹐并不是憑空飛躍的。
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有效地結束了華夏世界范圍內的區域相互封鎖﹐有效地結束了分治時代的連綿戰爭﹐使華夏世界獲得了統一治權條件下的空前廣闊的發展空間。這種基于強大歷史需求而產生的政體﹐這種已經被歷史實踐證明其強大功效與偉大貢獻的政權形式﹐不是簡單地將其冠名為專制主義﹐便可以否定其文明史地位的。
其三﹐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與后世的皇權制是兩回事。
評判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文明﹐不能以后世的流變為根基﹐不能囫圇化。秦帝國之后百余年﹐漢武帝拋棄了華夏世界的多元文化傳統﹐建立了一元特質的意識形態﹐中央集權制由此埋下了蛻變的種子﹐漸漸走向了徹底板結。
這個板結過程是﹕皇權日益覆蓋全部中央權力﹐并漸漸以皇權制取代了秦帝國開創的中央集權制。其具體表現是﹕以丞相府為首的中央政府系統的權力﹐日漸分解﹐日漸縮小﹔直至清代﹐丞相直接淪落為皇帝上書房的“行走”﹔監察系統與言官系統的權力﹐也迅速縮小﹐迅速虛化﹔皇帝直轄獨斷的權力﹐則日漸增大﹔唐宋之后﹐皇帝權力已經接近于基本沒有限制﹐是為皇權制。這種不斷沉淪的變化﹐是歷史的事實。這里的要害是﹐皇權制與秦帝國時代的中央集權制﹐不是一回事﹐不能歸結為一體作囫圇化評判。
從總體上說﹐秦帝國首創的中央集權制﹐是一種以皇帝為軸心的整個中央權力系統行使最高治權的集權政體﹔西漢之后漸漸流變成的皇權制﹐則是皇權系統幾乎完全取代中央行政系統的決策權力﹐走向專制主義的趨勢明顯化。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判定﹐中央集權制在創造階段就是專制主義。應當說﹐在遵奉法治的秦帝國時代﹐其中央集權制是具有巨大進步意義的政治文明創造。這是歷史實踐的展現過程﹐不是任何理論評判所能改變的。
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不需要以西方學說定性。
中央集權制本身﹐就是一個定性秦帝國政權的最適當的范疇。
歷史的發展已經表明﹕古今中外的政權形式﹐不僅僅是專制與民主兩種形式﹐還存在著許多形式的第三形態甚或第四形態的政權﹔它們既非民主制政權﹐也非專制主義政權﹔它們本身﹐就是一種具有獨立政治文明形態的政權形式。如果一定要用民主與專制這樣的絕對標尺﹐劃分紛繁復雜的政治文明實踐﹐我們必然失之于簡單化囫圇化﹐無助于我們接近歷史與現實世界的真實性。
真理跨越一步﹐就是謬誤。雖然﹐中央集權制與君主制﹐是最可能產生專制主義的兩種政權形式。但是﹐畢竟不能等同。否則﹐日本國有天皇制﹐英國有國王制﹐它們究竟是民主制政權﹐還是專制主義政權﹖從本質上說﹐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已經實現了相對的制約平衡﹐無論從哪個時代的標準說﹐它與專制主義政權都不是一回事。
四﹑對秦政秦皇的咒語﹐已經被歷史實踐破解了
秦帝國暴政﹐秦始皇暴君﹐這兩句政治咒語﹐早已經失靈了。
失靈的根本原因﹐是歷史實踐的真相已經不斷被發掘出來。
秦帝國之后﹐秦政秦皇備受攻訐兩千余年。這其中﹐也包括了對秦政奠基者商鞅與商鞅變法的攻訐。秦始皇是暴君﹐秦帝國是暴政﹔年深月久﹐終成咒語。鳥瞰兩千余年對秦政秦皇的攻訐史﹐其基本狀況是﹕攻訐言辭猛烈﹐事實舉證薄弱﹔唐代之后﹐淪入基本不舉證而只管念叨咒語的模式﹐咒語初步練成﹔宋明清時代﹐秦皇與暴君等同﹐秦政與暴政等同﹐升級為可以無條件引用的歷史定式﹐咒語終于大成。期間﹐偶有肯定秦皇秦政之異聲﹐會立即被咒語浪潮窒息淹沒。近代史以來救亡圖存﹐風雷激蕩﹐正面肯定秦政秦皇者不斷發聲﹐不斷突破﹐咒語開始失靈﹐暴政暴君的定式開始流產。
及至當下﹐社會精神日趨多元﹐不再盲目追隨知識分子階層起舞。社會歷史意識對秦政秦皇的評價﹐日漸趨于靜默﹐開始進入了真正的思索狀態。與此同時﹐對中國文明史已經開始了相對深入觀察的世界目光﹐也在越來越多的各種形式作品中﹐將秦始皇作為中國古典文明的真實核心了﹔那種僅僅以儒家為坐標評判中國文明史的外國人﹐已經越來越少了。雖然﹐古老的政治咒語還遠遠沒有在中國遁跡。但是﹐咒語信奉者們的用語已經日漸枯竭﹐理論已經日見蒼白﹐其攻訐水平已經遠遠落后于古代了。
兩千多年來﹐對秦政秦皇的攻訐﹐以西漢時期為最高水平。
雖然﹐西漢學者們列舉的基本事實﹐大都經不起歷史主義的分析。但是﹐他們畢竟還自覺注意到了批評者的舉證責任。其后任何時期的攻訐﹐都因為不承擔舉證責任﹐不得不淪入咒語境地。頗有意思的是﹐兩千余年來﹐除了秦末六國貴族的政治謊言﹐除了董仲舒等人臆斷式的批秦之論﹐除了焚書坑儒等幾則兩千余年不斷翻炒的案例﹐對秦政秦皇的攻訐﹐竟然一直未能出現系統展示歷史事實的真正有力的論證篇章。客觀地說﹐兩千余年的批秦作文﹐絕大部分論斷都是缺乏事實支持的。在他們的文章與言論中﹐既沒有田野發掘重大事實的支持﹐也沒有史書明載的基本事實的系統舉證。
對于這個古老的問題﹐我愿提供一個論證方向﹐以資批評者考慮。
什么是暴政﹖當時的政治家們很清楚。商鞅的著名論斷是﹕殺人不為暴﹐賞人不為仁者﹐國法明也。這就是說﹕依法處決罪犯﹐不是暴政﹔無視法律﹐濫殺無辜臣民﹐才是暴政。法律之外濫行賞賜﹐不是仁政﹔依法賞賜﹐才是仁政。這一論斷﹐無論從歷史實踐看﹐還是從當代文明理念看﹐都是成立的﹐都是難以推翻的。但是﹐以某種當代法學理念﹐這一論斷潛藏著一個隱隱的縫隙 — 法有惡法﹑良法之分﹔所謂惡法﹐就是將國家統治方式推向罪惡行為的法律﹔譬如希特勒的種族歧視法﹐導致了整個國家機器的種族滅絕罪行﹐就是惡法。如此理念之下﹐若能系統研究秦法﹐大量舉證秦法的惡法律條﹐從基本方面證明﹕秦法是惡法﹐將秦帝國的統治方式與秦始皇本人的政治行為﹐推向了罪惡實踐﹐出現了若干數量的大屠殺﹐導致了社會大倒退。倘能如此﹐無疑是暴政成立的最根本證據了。在此條件下﹐再去搜尋秦始皇的暴行﹐也許會容易一些。
至少﹐這是治學的正當路徑﹐其力量遠遠大于概念化批評。
五﹑沒有絕對的神圣﹐儒家的歷史缺陷是可以呈現的
儒家問題﹐是一個同樣古老的問題。
任何涉及春秋戰國秦帝國的任何形式的作品﹐都不能繞開儒家。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態度是嚴肅的﹑慎重的。除了《大秦帝國》中的形象敘述﹐我寫過〈遭遇儒家〉﹑〈文化霸權和文明衰落〉兩篇專門談儒家的文章﹐還在答媒體采訪中多次談及儒家問題。
我的基本理念是﹕儒家是先秦諸子百家的一家﹐是保守主義的學說體系﹔在春秋戰國崇尚思想多元化的健康文明環境下﹐儒家在整個文明形態的制約平衡發展中﹐有過客觀的歷史作用﹔但是﹐儒家的最大缺陷﹐是反對變革與創造﹐是主張中庸之道﹐所以只是中國古典思想的一個特定側面﹐遠非主流﹐更不是代表﹔因此﹐拋棄多元思想體系而獨尊儒家﹐是中國文明的悲劇﹔從當代文明跨越的歷史需求看﹐應該清理并重建先秦時代的多元思想體系﹐分析研究各家的優勢與缺陷﹐將所有的優勢思想綜合起來﹐作為中國古典文明的優秀傳統﹔其中的儒家﹐只是中國古典思想的構成部分之一﹔若將儒家作為中國古典思想體系的惟一代表﹐覆蓋具有創造性的其他思想體系﹐甚或仍然主張獨尊儒家﹐我們這個民族將再度陷入文明發展的悲劇。
在儒家問題上﹐我所以遭到激情批評﹐在于中國當代仍然存在這樣一個雖然已經日漸稀薄的文化氣場﹕儒家等于中國傳統文明﹐儒家圣賢是完人﹐不能表現他們在生身時代的尷尬﹐更不能展現他們落后于時代的一面﹔否則﹐就是丑化儒家﹐就是反儒貶儒。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儒家忽然重新變得不能觸摸了。
我們應該深刻思考一個基本問題﹕自西方列強的炮艦政策轟開中國大門﹐中國文明陷入生滅存亡的巨大劫難開始﹐中國社會強烈地激蕩起反思中國文明的思潮 — 是什么原因使我們這個民族停滯不前﹐日漸淪落為窮弱之邦﹖在那個曾經的痛苦反思時代﹐我們民族最強烈的檢討﹐第一個目標答案就是打倒孔家店。無論這一答案如何失之于激烈偏狹﹐它畢竟是我們民族的第一次的基于理論直覺的自訴﹔當時﹐所有的進步思想家幾乎都是批儒批孔的﹔魯迅的《狂人日記》對封建禮教的形象批判﹐更是曾經長期成為我們的思想經典。
這樣一種失之偏狹的反思成果﹐一直延續了百余年﹐一直延續到“文化革命”﹐始終都以某種形式的真理形態為社會主流所公認。可是﹐改革開放的新時代開始﹐這一真理性的關于中國文明史最基本問題的主流評判﹐倏忽之間便失足墜入了萬丈深淵﹔主宰中國兩千余年的儒家理念﹐忽然之間又變身成為中國文明的代表﹔愈演愈烈﹐以致于孔子像已經站到了天安門廣場的邊緣了﹐對外宣傳中國文明的文化機構也叫做孔子學院了……
為什么會發生如此巨大的歷史反復﹖
自“五‧四”以來的關于中國文明史的基本評判﹐即或有其偏激一面﹐難道全部都變成了謬誤了嗎﹖客觀地說﹐文革時期的簡單化政治化的歷史評判﹐確實是不可取的。但是﹐自“五‧四”以來的絕大部分進步的思想家﹑歷史家﹑學問家﹐他們曾經的否定儒家的思想﹐都是完全錯誤的嗎﹖
對于這一切﹐我們都保持著嚴重地失語狀態。
我們撿拾起了曾經被當做“三座大山”之一的兩千年舊說。
我們拋棄了曾經以真理形態存在的“五‧四”新說。但是﹐我們卻沒有任何解釋。面對自己的文明史﹐我們混亂﹐我們失語﹐我們裝聾作啞。我們這個民族﹐何以淪落到如此狀態﹖我們究竟怎么了﹖往前走﹐我們究竟要做什么﹖
歷史的邏輯是﹕不對歷史負責者﹐歷史也不會對他負責。
……
戰國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大師。這位夫子很雄辯﹐但論戰作風卻很差。他以很刻毒的語言﹐幾乎罵遍了當時的主要學派。在春秋戰國各個學派的所有大師中﹐沒有一人如此失態。動輒誅心﹐攻人而不對事﹐也是儒家曾經的重大缺陷之一。孔子誅殺少正卯的判詞﹐首句就是“心逆而險”﹐根本沒有事實舉證。論戰之道﹐當時的“稷下之風”是優良傳統﹔所謂百家爭鳴﹐正是稷下學宮的歷史盛況。
這些﹐都是歷史的事實。《大秦帝國》展現了這一類場景﹐也讓張儀“反罵”了孟子一場。但是﹐張儀駁斥孟子的言論中﹐沒有一句類似于孟子罵縱橫家那樣的狠毒粗口。于是﹐《大秦帝國》就被戴上了丑化孟子﹑貶低儒家﹑反儒等等的帽子。激情批評者們的基本理由是﹕孟子有浩然之氣﹐如此一個大師﹐絕不會那樣表現。沒有一個批評者提到﹐孟子愛罵人是實﹐儒家要好好反思﹐認真改改這一風氣。
歷史地看﹐思想獨尊﹐從來都是宗教世界才有的法則﹐其實質就是思想專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奉行宗教式的思想獨尊﹐無異于全面扼殺這個民族的精神活動創造力。反思這種作為歷史遺產的思想獨尊的危害﹐對于我們這個民族﹐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更重要的是﹐我們指出儒家的歷史缺陷﹐不是刻意貶低儒家﹐更不是主張從華夏古典思想體系中剔除儒家﹔而是要恢復儒家思想的保守主義本質﹐將它從絕對神圣﹑不能評點的高臺上請下來﹐與所有健康的積極的光明的向上的思想體系組合起來﹐共同構成我們民族的良性文明遺產。
我相信﹐儒家絕對神圣的時代﹐已經永遠地過去了。
《大秦帝國》﹐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
對《大秦帝國》的創作理念﹐無論是褒揚﹐還是批評﹐其本身都必然會直接地深入到中國文明史的價值評判討論之中。思想﹐總是在相互碰撞中一步步接近真理性的。自1840年以來﹐對中國古典文明的新價值評判思潮﹐已經以種種形式彌漫了160余年。這風雷激蕩的160余年﹐我們打破了不知多少藩籬﹐卻仍然沒有獲得普遍性的文明價值共識。但是﹐只要我們努力﹐只要我們認真﹐我們必然會繼續接近真理的境界。
歷史的煙霧﹐不會永遠地遮蔽一個智慧勇敢的民族。
[1] 本文是我為上海《文學報》（2010年9月28日）寫的一篇文章﹐這里再做些許修改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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