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有教無類”是何意？　　

探索者　　

（一）　　

子曰：“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15·39》）　　

因此，有人就據此稱頌孔子主張“教育不分貴賤，教育不分貧富，教育一視同仁”。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在此，孔子說的是“有教無類”，并非“教育不分貴賤，教育不分貧富，教育一視同仁”。當時孔子的“教”并非今天我們的“教育”，孔子的“類”亦并非今天我們的“貴賤”、“貧富”、“階級”等。　　

子曰：“自行束脩（xiù）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7·7》）　　

孔子招收學生是有條件的。據他自己說入他的私學的條件，必須用十束干肉或比這更貴重的物品交納學費者。因此是否“自行束脩以上”，就是孔子是否“誨”的分“貧富”！當然對那些不能“自行束脩以上”者，孔子是“無誨焉”；拿不上學費者，就不得上其學。這是孔子“誨”在教育中分“貧富”——有“貧富”。當然這也就否定了所謂孔子主張“教育不分貴賤，教育不分貧富，教育一視同仁”的胡說。　　

在孔子當時，能付以“束脩”作學費者是不多的。春秋時期規定“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民無故不食珍（魚）”（《禮記·王制》），“庶人食菜”（《國語·魯語》）。周孝王時的曶（hū）鼎銘文記載：“我（曶）既賣(贖)汝五夫（奴隸）效父（限的家臣）用匹馬束絲。”一個叫曶的貴族用一匹馬和一束絲就從一個叫限的貴族那里換取了五個奴隸。孔子的授教代價是很高的，絕非“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食菜者”的庶人所能拿得出的。高額的學費是反動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有效策略。絕非像那一堆專家學者權威所說得那樣輕巧——孔子對“凡帶上一點‘束脩’的，都收為學生”！這又是那一堆專家學者權威的謊言和胡說！扯屌蛋！真是逼著讓筆者對其鄙視！　　

《論語·季氏·16·9》：“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當然孔子對“困而不學”，“斯為下矣”的“民”——奴隸，或已經爭得自由的奴隸，也是“無誨焉”。　　

《論語·陽貨·17·3》：“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既然如此，孔子的教育就不是使人智慧、聰明，而只是使人知知識。因此他的“誨”、“學”，都是現成的，即“周禮”。無論如何看，孔子的“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與現在的教育理念相悖。因此在孔子看來，天生“下愚”的“民”，根本就不可造就，不堪“誨焉”。“自行束脩以上”者，也不行。這是孔子施“誨”中分“等級”、“貴賤”。由此看來，孔子“誨”，是分“貴賤”——“誨”是有“貴賤”的。　　

實際上在孔子號稱“賢人七十，弟子三千”（這是一個徹頭尾地欺騙！請看筆者拙文：《孔子絕非“教師之祖”，更非“人民教育家”，而是人民的死敵兼略說毛澤東論教育》）　　

眾多的學生中，基本上都是一些貴族、奴隸主或其子弟，至今筆者沒見有“民”，奴隸者。例如其中“窮居陋巷”的“窮學生”顏回，其亦自稱：“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郭內之田十畝……”（《莊子·讓王》），是一個沒落奴隸主貴族的后裔。其祖先十四世任魯，都是卿大夫，到他父親才衰落的。“其父耘瓜，其母親織”的曾參，則是被魯滅亡了的鄫（zēng）國太子巫的后裔。這些人都是破落奴隸主貴族出身。所以孔子的“繼絕世，興滅國，舉逸民”、“克己復禮”那一套，在他們當中大有市場。他們的“窮”，是相對于奴隸主階級中的貴族來說。其學生中一些所謂出身“卑賤”者，例如說冉雍的父親是“賤人”，子貢“殖貨”等。當時，在奴隸主貴族看來，只有當官有勢的人才是高貴的，其余諸如從事農工商者，無論多么富有，都是“卑賤”的。孔子也自稱“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9·6》）。孔子出身于沒落奴隸主貴族。這里的所謂“賤”，就是“不見用”，沒有當官的意思；而“鄙事”，則指技藝。之所以說冉雍父親是“賤人”，只是說冉雍的父親是一個沒有官職的人罷了。至于子貢，他是衛國的商人，“結駟連騎”（《史記·貨殖列傳》），家累千金，顯然是一個商業奴隸主。在當時，奴隸不是“人”，沒有做“人”的資格，他們往往被稱為“民”、“氓（méng）”、“萌”或“徒”等。凡能稱“人”者，無論是“小人”或“賤人”者，其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都要比“民”高得多，是兩個天地。　　

因此在孔子那里，實際上“教育”是分“貴賤”、“貧賤”、“階級”的，并非不分“貴賤”、“貧賤”、“階級”！毫無疑問，高額的學費是富貴者壟斷教育，把貧賤者的子弟擋在學校大門之外，維持和不斷加深貧富貴賤差距的法寶之一。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6·21》）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論語·衛靈公·15·34》）　　

孔子還把人分成“上”、“中”、“下”三等，也就是三個“等級”，孔子對這三個“等級”，各“語”不同之“語”：“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既然“語”都有三個“等級”，“教育”主要是通過“語”來實現的，當然孔子的“教育”也是分“等級”的：“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對不同的人等，實行不同的教育，有不同的任用。這是孔子在教育中分“等級”。孔子的教育就是對上等人實行聰明的、治人的教育，對下等人實行愚蠢的、奴化的教育。孔子的教育是等級教育。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7·8》）　　

這種教育方法，與孔子的“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的思想，是一致的。是否能“舉一隅”“以三隅反”，這又是孔子在教育中的一種分“等級”。孔子對能“舉一隅”“以三隅反”者，則“復”；對于不能“舉一隅”“以三隅反”者，“則不復也”，又是教育分“等級”！這是孔子在教育中按智愚的分“等級”。實際上，這是一種“天才”教育。此外，“舉一隅”“以三隅反”，“舉一反三”是一種類推方法。類推是一種依據特殊道理而推知特殊道理的方法。因為它以類似為推理的基礎，所以它只有可能性而沒有必然性。雖然類推法有時可以給人們提供一個極有價值的向導，但是它永遠不能用來作為最后的檢驗。它只有引導思想的價值，而絕沒有證實真理的用途。類推法只有當其推論前提和推論程序都符合客觀實際時，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并且推論前提和推論結果之間沒有質的變化。在《四書》中，它常被孔孟用作詭辯術。《論語·衛靈公·15·3》：“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因此，“忠恕”，即“仁”，既是孔子“舉一反三”的前提，也是“舉一反三”的結果，都是錯誤的。同時孔子的“舉一反三”在其家長式的教育理念下，完全是一種專斷的教育方法。它與我們今天所提倡的啟發式教學有著天壤之別。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盡心上·13·40》）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12·16》）　　

在孟子看來：“君子”按其“才”，可教育的方式也可分五“等級”，并且“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當然這是對“民”或“小人”而說，可見孟子之教育亦是“等級”的，并且其“等級”還分得很細。孔孟在教育的對象、形式、方法、內容和目的上都有嚴格的分“等級”。根據“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智力上的“等級”，也就是社會地位上的“階級”。　　

（二）　　

那么，孔子所說的“有教無類”，究竟是什么意思？問題出在哪里？　　

在孔子的言論中，“人”和“民”是有區別的。“人”是泛指奴隸以外的階級、階層包括奴隸主、新興地主和個體勞動者等等，而“民”則專指奴隸，甚至于對已經獲得自由的奴隸，孔子仍然稱其為“民”。因此，與此相應的“誨”和“教”這兩個概念，是不同的。　　

在《論語》中，記孔子言“誨”者，共有五處：①《論語·為政·2·17》：“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②《論語·述而·7·2》：“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③《論語·述而·7·7》：“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④《論語·述而·7·34》：“子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⑤《論語·憲問·14·7》：“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子所說的“誨”是和“人”相聯系，“誨”的對象是“人”。受“誨”是自愿的，不是強制的，但要受其“誨”，是有條件的，諸如“自行束脩以上”，繳上十條干肉的學費。因此，孔子的“誨”相當于現在“教育”中的自愿教育或非強制性教育，是對奴隸以外的階級、階層的人進行教育。　　

在《論語》中，記“教”者，有七處：除上處（《論語·衛靈公·15·39》：“子曰：‘有教無類。’”）外，還有六處：①《論語·為政·2·20》：“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②《論語·子路·13·29》：“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③《論語·子路·13·30》：“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④《論語·子路·13·9》：“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⑤《論語·堯曰·20·2》：“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⑥《論語·述而·7·25》：“子以為四教：文、行、忠、信。”其中前六處，是孔子所言，第七處是孔門后學對孔子所教內容的概括，所以與孔子的用語有所不同。從前五處孔子的話中可以看出“教”是與“民”相聯系的，“教”的對象是“民”。它的內容是軍事訓練（“戰”與“戎”）和思想灌輸（“禮”）。施“教”者是“人”，而受“教”者是“民”。他們之間的關系是統治和服從的關系。受“教”是無條件的、強制性的，不是自愿的。當然，也無須“自行束脩以上”。孔子所說的“教”，是指對奴隸的教練、訓練。孔子所說的“教”相當于現在的“訓練”、“灌輸”，屬于“教育”中的非自愿教育或強制性教育。“教”與“誨”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在當時，孔子所說的“教”與“誨”是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概念，兩回事，風馬牛不相及。現在來說，雖然強制“訓練”、“灌輸”，也屬于“教育”的大范疇，但它畢竟與所說的一般“教育”，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教育范疇。　　

其中的“有”：《辭海》：“通‘域’。《詩·商頌·玄鳥》：‘奄有九有。’”當時與“囿”、“域”通用，指地域。而“類”：《辭海》：“種類”、“集合”。此處，則指族類，即氏族的區別，不是指“貴賤”、“貧富”的“等級”、“階級”差別。　　

因此，孔子的“有教無類”，其原意是說：不分氏族，按地域編制，對奴隸（“民”）進行強制的軍事訓練和強制的思想行為奴化。　　

春秋時代，由于奴隸不斷起義，諸侯國兼并戰爭頻繁，奴隸制的氏族宗法日趨崩潰，不同氏族的貴族相互混雜，從屬于不同氏族的奴隸也混雜起來了。這就使得統治者不能像原先西周時那樣按氏族，而必須按地域進行統治了。　　

（三）　　

孔子所講的“有教無類”與他所從事的“誨人”的“教育”活動，風馬牛不相及。　　

孔子的“有教無類”，其原意是說：不分氏族，按地域編制，對奴隸（“民”）進行強制的軍事訓練和強制的思想行為訓化。　　

地主資產階級思想家利用現在“教育”蘊涵有“教”、“誨”的關系，而把“教”與“誨”瞞天過海、渾水摸魚、牽強附會地混同起來偷換成等同關系，從而把孔子的“有教無類”解釋做孔子“教育不分階級，不分貴賤，不分貧富”。這純粹是對世人的欺騙、愚弄和對孔子的美化、圣化，是應其政治需要無恥的欺騙行徑！　　

中共叛徒林彪之流，美化孔子的“有教無類”，把其吹捧成不分階級不分貧富的所謂“全民教育”，而把孔子吹捧成“全民教育家”，竭力抹殺孔子教育的階級性和險惡用心。其目的是反對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反對學校為工農兵開門。妄圖以此永遠保持剝削階級對教育陣地的壟斷，把學校變成為地主資產階級培養接班人、復辟封建資本主義的溫床和橋頭堡。　　

在孔子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有“全民教育”的思想。林彪之流之所以這樣做，不僅在于他的狂妄不已，認為他可以一手遮天，天下可任其愚弄，也在于他對歷史的無知。　　

代表反動統治階級奴隸主貴族利益的孔子，絕不會對被統治階級奴隸和其他勞苦大眾實行喚醒其階級覺悟的教育，卻會主張對其進行奴化教育。在階級社會中，根本就沒什么超階級的“全民教育”，教育總是為一定的階級、一定的政治路線服務的。列寧說得好：“教育‘脫離政治’，教育‘不問政治’，都是資產階級的偽善的說法，這正是對百分之九十九受教會勢力和私有制等壓迫的群眾的欺騙。”（《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廳政治教育委員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列寧選集》第4卷，第364頁）斯大林說：“教育是一種武器，其效果是決定于誰把它掌握在手中，用這個武器去打擊誰。”（《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　　

(2011.2.25.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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