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柳下跖萬歲—　　

讀《莊子·盜跖》有感及看柳下跖的歷史貢獻和現(xiàn)實意義　　

探索者　　

在《莊子》中，有一篇非常珍貴的奇文《盜跖》。它記述了孔子說降柳下跖的歷史事件。春秋末期，是中國奴隸制社會崩潰，封建制社會興起的大變革的歷史時代。沒落的奴隸主階級驕奢淫逸，更加殘酷地統(tǒng)治壓榨奴隸階級和其他勞苦大眾，致使“庶民罷（疲）敝”，“道殣相望”（《左傳·昭公三年》），餓死的人一批接著一批。當時，奴隸們相率逃亡聚眾起義反抗奴隸主貴族統(tǒng)治的事件遍及各諸侯國。柳下跖所領導的起義軍是其中規(guī)模最大、影響最大的一支。　　

其有關部分不長，下面全文引之，一來便于讀者閱讀，二來便于筆者論述。其內容，請看筆者上篇拙文:《造反奴隸領袖與奴隸主貴族幫兇之辯》。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發(fā)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幸于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于季，愿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wèi)，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yǎng)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guī)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guī)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后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zhàn)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后，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后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　衛(wèi)　君而事不成，身菹于衛(wèi)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圣人邪？則再逐于魯，削跡于衛(wèi)，窮于齊，圍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zhàn)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yǎng)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于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yǎng)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zhí)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雖然莊子不愿同當時的統(tǒng)治者合作，但也反對奴隸們的揭桿造反；雖然反對孔子的“仁義道德”，但也仇視奴隸們的“打家劫舍”；雖然在理智上同情奴隸們的悲慘處境，但在感情上卻傾向于奴隸主的“秩序”！所以，莊子對柳下跖持反對態(tài)度，故在文中稱其“盜跖”。盡管在文中莊子對柳下跖有多方丑化和妖魔化，也遮蓋不住柳下跖高大英武的光輝形象。　　

《莊子·胠篋》：“彼鉤竊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圣知邪？”“竊鉤者為盜”，則“誅”；“竊國”之大盜，則“為諸侯”，惡霸天下。“大盜”、“諸侯”，在階級社會里不過是一些階級的“符號”。當時的統(tǒng)治階級污稱柳下跖為“大盜”，可孔子見了柳下跖卻尊稱其“將軍”。當時的反動奴隸主貴族稱孔子為復辟周王朝的“木鐸”，柳下跖卻稱其為“盜丘”、“巧偽人”，而后來的“權貴者或想做權貴者”又尊稱孔子為“圣人”。柳下跖何嘗不是當時奴隸們解放的一面“旗幟”！柳下跖何嘗不是奴隸們求解放的一位“圣人”！柳下跖何嘗不是奴隸們的一個“學者”！柳下跖不僅是領導奴隸解放的一個偉大領袖，也是在當時“百家爭鳴”中，批判奴隸制立場最堅決，旗幟最鮮明、理論最徹底，獨領風騷的一“家”。你看，在當時有哪一“家”可以與柳下跖媲美！“橫行天下，侵暴諸侯”，“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直接公開地與奴隸主貴族對著干！他的實踐和學說是推翻奴隸制，是奴隸掙解放的實踐和學說，代表著當時先進革命文化的一家，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fā)展和進步產生過和產生著巨大啟迪和推動作用。故在下文，筆者直稱柳下跖為柳子。孔子是專搞“克己復禮”，維護和復辟奴隸制的一家，代表著當時最落后反動文化的一家，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fā)展和進步產生過和產生著巨大的阻礙和反動作用。正因如此，所以歷代反動統(tǒng)治階級總是對柳子采取丑化妖魔化政策，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而對孔子則實行美化神圣化政策，把他捧上九重天堂。　　

你看，“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孔子其來，“氣勢洶洶”；“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zhí)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孔子其去，“抱頭鼠竄”。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理論有道理、深刻，就能說服人、掌握人。因孔子無學問、無真理，在柳子的真知灼見面前，孔子那些堯舜文武的歪理邪說，毫無用處，哪里是柳下跖的對手，不但沒有還手之力，連招架之功也沒有。只好“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zhí)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逃之夭夭。　　

“盜丘”與“盜跖”之辯的失敗，是奴隸主文化的失敗！奴隸文化的勝利！是“克己復禮”論的失敗！“造反有理”論的勝利！　　

你看到在孔子那里有像柳子這樣的驚世駭俗、振聾發(fā)聵的宏論過嗎？沒有！真是破天荒！孔子有如同柳子這樣豐富的歷史知識嗎？沒有！他只知道一點堯舜文武的破爛。孔子有如同柳子“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的高尚道德情操嗎？沒有！孔子的道德情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有如同柳子“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的“至德之隆”的社會理想嗎？沒有！孔子的社會理想是“為東周”，復辟奴隸制。若有，那孔子不就與柳下跖“同流合污”了嘛！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孔子說柳下跖“罷兵休卒，收養(yǎng)昆弟，共祭先祖”了！誰的道德情操和社會理想更公平合理，更接近于人類的大多數普遍愿意接受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當然是柳子，而孔子是對“人人生而平等”原則的直接背離和反動！　　

孔子根本就沒有“社會是進化發(fā)展”的思想，也沒有社會進化發(fā)展的思想。在孔子看來，從堯舜到文武，都是一樣的“仁義”，“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而卻又認為“優(yōu)優(yōu)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后行”（《中庸·27》），只有“周”最好，“吾從周”。《論語·為政·2·23》：“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若說社會有變化至多是一些小小的“損益”，也都在他孔子的預料之中。他孔子是個大“天才”。但是，不必說其他，對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論語·子罕·9·9》），他孔子就沒料到。實際是一盆漿糊。《論語·衛(wèi)靈公·15·11》：“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子的社會理想就是一個凝固了的奴隸制社會。孔子是一個社會“凝固論”者。而孟子是一個社會“循環(huán)論”者。《孟子·公孫丑下·4·13》：“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期間必有名世者。”孟子杜撰了一個由“天命”規(guī)定的人類社會“一治一亂”的歷史怪圈。其實這個歷史怪圈并不是由“天”，而是由“人”造成的。但是，柳子卻給出了一個中國古代社會發(fā)展進化的大體輪廓。柳子說在歷史上，原本沒有階級和階級壓迫剝削，而是來自黃帝之后。他說：“古者禽獸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zhàn)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柳子有自己鮮明的但與孔子截然相反的是非觀和是非標準。孔子認為堯舜文武“盛德”，而柳下跖卻認為其并不值得推崇，“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后，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柳子認為“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zhàn)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yǎng)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柳子斥責孔子：“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后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　衛(wèi)　君而事不成，身菹于衛(wèi)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圣人邪？則再逐于魯，削跡于衛(wèi)，窮于齊，圍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柳子揭露了孔子裝腔作勢、虛偽殘忍的奴隸主貴族幫兇的真面和到處碰壁失敗的真相。　　

柳子對孔子明說：“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于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yǎng)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柳子明確地闡明了自己的立場。柳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的“張揚人性，反對禮法”，與孔子的“克己復禮”（《論語·顏淵·12·1》）完全劃清了界限。孔子的“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違反人性！柳子斬釘截鐵地告訴孔子：“不能說其志意，養(yǎng)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孔子以“富貴”作誘餌，對柳子說降，“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wèi)，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yǎng)昆弟，共祭先祖。”真可謂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柳子稱：“夫可規(guī)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給孔子以斬釘截鐵地回絕。柳子有堅強的革命信念和明確的革命原則。而孔子則毫無操守原則，只要富貴。《論語·子罕·9·13》：“子貢曰：‘有美玉于斯，韞（yùn）櫝（dù）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老子稱“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道德經·第三章》），而孔子不僅“貴難得之貨”，而且自詡為“貴難得之貨”，并且還要“待賈”而“沽”。《論語·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自己“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尚且不可，焉有“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wèi)，西使晉楚”，“使為”柳下跖“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柳下跖“為諸侯”之實？　　

柳子稱孔子，“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幸于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柳子惟妙惟肖地揭露了孔子這個“巧偽人”的丑惡嘴臉。孔子也以其言行，活脫脫地展示了他“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的“兩面人”丑態(tài)，以及“見狼是羊，見羊是狼”、“狗仗人勢”的“泛走狗”特性。“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　　

……　　

柳下跖的革命思想和實踐，有許多光輝燦爛如同日月的地方，這是革命人民最可貴的財富。我們今天認真地總結和實踐它，仍然具有很大的現(xiàn)實意義。筆者認為其大體主要有：　　

一、柳子“耕而食，織而衣，無相害之心”的社會理想 　　

柳子所領導的奴隸起義軍，具有鮮明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推翻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奴隸制。他認為，凡是靠剝削勞動人民為生的家伙，都是強盜。他痛斥孔子說：你這個“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寄生蟲，成天“搖唇鼓舌，擅生是非”，“矯言偽行”，“而欲求富貴”，真是誰也比不上的大強盜。你才是天下的“盜丘”！你這樣罪大惡極，奴隸們恨不得把你吃掉！柳子痛斥孔子，就是對整個奴隸主階級的審判。這集中體現(xiàn)了奴隸階級的革命意志，表示他們對奴隸制深惡痛絕，要采取暴烈行動，消滅吸血鬼，推翻萬惡的奴隸制，爭得自身的解放。在此，柳子提出了一個理想社會的雛形。他說：“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認為只有人人參加生產勞動，共同享受勞動成果，沒有剝削和壓迫，無有相害之心，這才是最美好的社會。當然，按照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這種社會理想在當時還不可能實現(xiàn)，但它卻反映了古代勞動人民推翻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強烈愿望，給災難深重的奴隸們揭示了一個光明的前途。在奴隸主橫行的情況下，柳子明確提出這種社會理想，對于渴望解放的奴隸們，無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它必然在奴隸解放的武裝斗爭中起著巨大鼓動和組織作用。為宣傳這種政治主張，柳子堅決反對孔子鼓吹的那一套“克己復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反人性的謬論，而針鋒相對地宣布：“人之情”，是“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凡是“不能說其志意，養(yǎng)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這是廣大奴隸發(fā)自內心的呼喊，是向整個奴隸制的宣戰(zhàn)，是對孔子禮教的徹底否定，也是奴隸階級“造反有理”的理論根據。　　

柳子不但有社會革命理想，還有社會革命的實踐。“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奴隸主把“婦女”視為一種財物）；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其中“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是說他所領導的起義軍的規(guī)模和作戰(zhàn)范圍。“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是奴隸主貴族對起義軍革命對象和手段的污蔑之辭，起義軍革命對象是天子、諸侯和大夫公卿大室，手段是“剝奪剝奪者”；“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是起義軍對奴隸主貴族的禮法道德等意識形態(tài)的掃蕩以及奴隸主貴族對起義軍的污蔑。“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禮記·曲禮》）既然是“禮不下庶人”，當然更是“禮不下庶民”？“庶民”“祭祀祖先”的權力被奴隸主貴族早已剝奪得精光！奴隸們之所以揭桿造反，就是因為被奴隸主貴族剝奪的生活無著，無法顧及父母，現(xiàn)在何以反過來又指責其“不顧父母，不祭祖先”？真實荒唐至極！“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是起義軍影響程度以及奴隸主貴族對其栽贓污蔑。柳子的起義軍只是使少數奴隸主貴族“苦之”，作者卻不說，而稱“萬民苦之”。“民”，在當時是奴隸主對奴隸或已解放的奴隸的稱謂，奴隸造奴隸主的反，使少數奴隸主“苦之”，眾多奴隸的解放，是眾多的奴隸喜之，而極少數奴隸主貴族“苦之”！焉有“萬民苦之”之說？顯然這是作者對柳下跖的栽贓。作者還污蔑“柳下跖”“膾人肝而餔之”，對此也不足為奇，歷來反動統(tǒng)治階級總是如此。其或還要遜于后來蔣介石國民黨對毛澤東共產黨的污蔑。其實恰恰相反，統(tǒng)治階級對被統(tǒng)治階級反抗的鎮(zhèn)壓和報復總是非常殘酷，令人發(fā)指！只是因為統(tǒng)治階級掌握著話語權、輿論權，他們對被統(tǒng)治階級采取丑化和妖魔化，對自己則采取美化和神圣化，把自己的罪惡都隱瞞起來，或把罪惡嫁禍給被統(tǒng)治階級。在[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上，就記錄了一些蔣介石國民黨虐殺毛澤東共產黨的鄂、豫皖蘇區(qū)軍民的片段。例如，其上說“在第五次反共和國圍剿中，國民黨將領在許多地方下令要殺光全部老百姓。……因為蔣總司令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凡是蘇維埃政權久已確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在第五次圍剿結束時，蘇區(qū)的人口減少了六十萬。……把紅區(qū)邊界內外的整塊整塊地方的全部人口不是消滅殆盡，就是遷移一空。……成千上萬的兒童被抓起來送到漢口和其他城市，賣去做‘學徒’。成千上萬的年輕姑娘和婦女被帶去賣到工廠里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她們在城市里是當作‘災區(qū)難民’或者‘紅軍殺害的人家的孤兒’賣掉。……我們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撤出天臺山和老君山，這兩個蘇區(qū)當時有六萬人。兩個月后我們回來時，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農民已被沒收土地，房屋被燒掉或炸壞了，整個地區(qū)只有不到三百名老人和少數病兒。我們從他們那兒了解到了當時發(fā)生了什么情況。白軍一到，軍官們就開始把婦女和姑娘分開。凡是剪短發(fā)或放腳的都被當作共產黨槍決，剩下的由高級軍官挑選好看的給自己留下，接著由下級軍官挑選。剩下的就交給士兵當妓女。他們告訴士兵，這些都是‘土匪家屬’，因此可以愛怎么樣就怎么樣……”謝明康在《強國論壇》上著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對紅軍根據地的歷次大屠殺》說：“一、藍衣社別動隊的初步行動（1934年—1937年） 1、特務康澤的別動隊在接管地方后，對逃跑的和蘇區(qū)有聯(lián)系、或者有子弟在紅軍部隊的人家，別動隊實行連坐方式，凡及時回村‘報到’并登記戶口者，視為‘及時自新’，而未來自首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在一批逃亡地主、富農返回后，他們迅速成為了別動隊在當地的民間基礎。保長、聯(lián)保主任的人選，就在這些人中指定產生。而臨時衙門、保甲長產生后，‘標準戰(zhàn)略村’、保甲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著。2、建立‘無人區(qū)’。康澤指揮別動隊員和臨時征集的地主武裝，將過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驅趕出他們的住所，然后趕進標準‘戰(zhàn)略村’，把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樣圈禁起來。在村民被驅趕進戰(zhàn)略村后，非常嚴厲的‘保甲制’就開始了。這個‘保甲制’是現(xiàn)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之一。它規(guī)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紅軍。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滅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也要滅門。一家犯事，除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余四家也‘殺無赦’！‘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當地的保甲長支持下，異常順利地取得威懾效果。前別動隊人員方舟在《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到：不管是他作為中隊長進駐瑞金后，還是在戰(zhàn)爭結束前的其它地方，因為對‘已“自新”的農民，聯(lián)保主任都暗中監(jiān)視’，這個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使地方整肅。蔣介石曾以‘滴水不漏’來評價別動隊的工作。3、‘新江西模式’。全面占領蘇區(qū)后，國民黨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個舉措是組織‘壯丁隊’和‘鏟共義勇隊’。為此，別動隊對江西的百萬青壯年實行全面、嚴格的管制。前別動隊人員劉操的一份回憶材料寫到，當時江西農村‘凡年滿18歲、不足45歲之壯丁’，一律編入壯丁隊。壯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監(jiān)視，‘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絕對禁止壯丁離家遠出’。至少有五十萬人被編入壯丁隊。它的‘積極分子’則組成‘鏟共義勇隊’，‘鏟共義勇隊’的人數有幾萬人。別動隊還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蘇區(qū)成年男女都必須進夜校，參加壯丁隊、‘鏟共義勇隊’。成年男女進民眾夜校后每個人需要‘認識500個以上漢字’。完成掃盲后，則被要求熟記、背誦《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墻柴門上到處粉刷著‘攘外安內’、‘剿匪救民’、‘嚴密保甲組織’等標語。每個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壯年男女都必須在別動隊指揮下集中在村口朗誦這些口號。江西的共產主義思潮被根本地根絕了，幾年后，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半月記》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復興’的字樣，來概括別動隊的成就。在江西，別動隊也因此達到了它組織的頂峰。半年時間，別動隊從三個大隊擴充為七個大隊，擁有便衣特務人員7千余人，普通成員1萬7千人，控制正規(guī)軍3萬余人，管轄著江西500萬左右的居民。一些考察戰(zhàn)后江西社會的記者和學者，在他們婉轉、隱約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則是在大約3年時間里，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qū)、收復區(qū)和‘標準戰(zhàn)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xiāng)鎮(zhèn)，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殘酷兇狠的政府。對原蘇區(qū)，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青壯數萬人。在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僅三年時間就變成了幾乎沒有男人的縣份。《北華捷報》的一名記者言辭晦澀地稱：……‘惡棍們’對于別動隊甚為恐懼。國民黨的數字是在三年中消滅了100多萬江西‘赤色’分子。宋美齡的說法則要放肆、大膽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許別動隊的談話里，她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結束了對人民的軍事’，而在河南，‘應采取相同的辦法’。二、別動隊在大別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約2400名國民黨‘別動隊’人員開到了大別山。該部別動隊由蔣伏生指揮，其實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說別動隊在江西搞了一個地獄，那也只是地獄的第一層，而大別山則是地獄的第十八層。蔣交給別動隊的具體政策如下：‘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qū)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qū)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qū)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這次集體屠殺得到完全貫徹，并直接造成大別山地區(qū)一百萬多青壯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并最終大批餓死這一命令是由蔣伏生草擬，由那個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蔣總裁所批準下達的，由于這一命令的執(zhí)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志‘復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所以被執(zhí)行得非常徹底，鮮有遺漏與幸免者。《剿匪戰(zhàn)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沖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zhèn)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zhèn)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xiàn)在成了難得的歷史文獻。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xiāng)團把守。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里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后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zhèn)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里長的一排，執(zhí)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xiàn)’。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xiàn)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后，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fā)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臺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qū)只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xiāng)，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zhèn)，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yè)。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只有幾個老年人茍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zhèn)外的一條山溝，只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尸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里，她們都是遭強奸后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xù)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zhèn)、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yè)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里，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里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西行漫記》）。如果不是因為傳教士透露出來的消息引起的壓力，如果不是這些勾當使軍隊紀律已經敗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蔣介石是不會下令停止屠殺的。”　　

這就是 　 new TextParser('/posts/05/04/D0/41/content_html.txt', 'content_tree'); 　 　 function checkVote(){ var input = document.voteResultForm.voteItemId ; var tag = false; for(var i = 0; i < input.length; i += 1){ if(input[i].checked){ tag = true; break; } } if(typeof(input.length) == "undefined"){ if(input.checked){ tag = true; } } if(tag){ document.voteResultForm.submit(); } else{ alert("請至少選擇一項！"); return; } } 　 蔣介石的“仁愛”！這就是孔子的“仁愛”！君不見，在蔣介石和其部屬的官邸中，到處都懸掛著“仁愛”的巨大條幅！！苦難的中國人民醒醒吧！！！　　

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一次會議上當談到李自成失敗三百年的歷史教訓時，曾經聲色俱厲，動容地說道：“那么我們該怎么辦？嗯！難道像那些自取滅亡的人那樣？驕奢淫逸，爾虞我詐，醉生夢死，鼠目寸光？如果我們愚蠢到這一步，那么‘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諸位的來日之祭！我們也只會得到像大順軍同樣的下場！天誅地滅！同志們，難道這就是你們寧肯舍棄生命去追求的理想嗎？想當年，我們冒著槍林彈雨，長途跋涉兩萬五千里，就是為了落到這個結局？不！任何人以這種方式，毀滅革命，毀滅民族的希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決不答應！”（影視《張思德》）　　

那些打下今天這個江山又背叛這個江山的人們，真是罪孽深重！應該天誅地滅！甚至于那些因受他們當年革命牽連而被變賣糟蹋殺害的千百萬無辜者也不會答應，而向他們討要血債！　　

柳子的起義軍僅“從卒九千人”，就“橫行天下，侵暴諸侯”，“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不僅可見起義軍戰(zhàn)斗力之強，聲勢之大，作戰(zhàn)范圍之廣，以及當時奴隸制腐敗已經不堪一擊，也說明他的起義軍打擊的對象是大大小小諸侯，而不是“民”，是大大小小的諸侯“苦之”，而不是“萬民苦之”！它給大大小小的諸侯以巨大的打擊！起義軍“侵暴”的是“諸侯”，使“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是誰之“邑”？是誰之“國”？當然是奴隸主貴族的了！因此，只能是讓奴隸主貴族“苦之”，而不是“萬民苦之”！　　

二、 柳子“不知鬼事”、“不祭先祖”的反“天命”思想 　　

早在西周后期，“天命”這個奴隸主貴族階級的思想工具已難以控制人心。到春秋末年，由于奴隸制分崩離析，作為它的意識形態(tài)“天命”思想就更倒霉了。廣大奴隸在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實踐中萌發(fā)和發(fā)展了樸素唯物主義思想。他們把“天命”這個曾經神圣得令人畏懼的東西踩在腳下，大造奴隸主階級的反，致使“天命”論的衛(wèi)道士孔子發(fā)出絕望的悲鳴。《論語·季氏·16·8》：“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這正好從反面說明了當時樸素唯物主義思想首先是在勞動人民中萌發(fā)興起而蓬勃發(fā)展起來的。柳子總結廣大奴隸反“天命”的斗爭經驗，形成了自已樸素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首先，他對物質世界提出了樸素唯物主義的看法：“天與地無窮”。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今天科學對宇宙的認識，認識到整個宇宙是無邊無際、無始無終的，是不能被創(chuàng)造、被消滅的。這實際上，他否定了上帝創(chuàng)世說，肯定了天地是從來就存在的物質世界。他還指出，人是“操有時之具而托于無窮之間”的，就是說：無窮的天地，是世世代代的人們賴以生存的地方，天并不是什么有意志的上帝。這是樸素唯物主義的無神論觀點。 　　

基于這種認識，柳子對孔子宣揚天命鬼神的唯心主義思想，表示了堅定的批判態(tài)度。當孔子要他罷兵休戰(zhàn)回鄉(xiāng)共祭先祖時，他斷然拒絕說，“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說孔子所講的那套“信天命、敬祖宗”的鬼神之事，全是胡謅亂扯的欺人之談，對維護奴隸制的“天命”論予以徹底否定！　　

應該說，柳子對天命的蔑視和反對，是奴隸階級反抗奴隸制斗爭的必然結果。長期以來，奴隸主貴族階級總是利用天命給自己的反動統(tǒng)治披上一層神圣的外衣。奴隸主貴族頭子都稱自己的統(tǒng)治是上天安排的，他們的旨意就是天命的體現(xiàn)，不可抗拒。孔子不僅吹捧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受命于天”的“圣人”，也自詡他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圣人”。在這種情況下，奴隸階級“為要觸犯當時的社會制度，就必須從制度本身上剝去那一層神圣外衣”（恩格斯：《德國農民戰(zhàn)爭》），粉碎反動的“天命”論。 　　

柳子歷史地承擔了這一任務。他戳穿了“君權神授”的騙局。他說，“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后世絕滅”，堯舜不是上天授予了天下嗎?為什么他們的子孫連立足之地都沒有呢?商湯周武也曾號稱是天帝的兒子，但他們的后代卻都滅亡了。堯舜原來也不是什么“圣人”嘛！商湯周武原來不也是什么“圣人”嘛！焉有“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17·3》）！那個維護他們統(tǒng)治的老天爺在哪里呢?柳子無情地嘲弄了“天命”論，把奴隸制的“圣衣”剝落殆盡。柳子不僅大力宣傳反“天命”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而且在起義軍內部“不祭先祖”，堅決破除“事鬼神、敬祖宗”等迷信活動，教育奴隸們無論“天命”或“祖宗”都不能靠，奴隸們要解放，要靠自己的力量，要自己解放自己。“不知鬼事”、“不祭先祖”還有更深一層含義，那就是與先祖世代奴隸地位決裂！“敬鬼神”不如“造反”！這與現(xiàn)《國際歌》中所揭示的真理一致。“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chuàng)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奴隸們要解放，天上沒有“神仙”，不能靠；地上的皇帝，原本就是統(tǒng)治奴隸的罪魁禍首，更不能靠。奴隸們的解放，只能靠自己。恩格斯說：我們（他和馬克思）十分堅決地認為“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共產黨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一個人只有他希望自由，他才能成為自由的。在這個意義上，自由的意識和自由的獲得有統(tǒng)一之處。這就是說，只有工人階級把自身的解放作為自己的一種要求，他才可能獲得解放。　　

柳子的這些革命思想和措施，對于砸爛奴隸們的精神枷鎖，發(fā)動奴隸們起來造奴隸主的反，推翻奴隸主的統(tǒng)治有著巨大的進步作用。　　

三、柳子“非六王五伯（霸）”、反“亂人之徒”的樸素辯證思想　　

在柳子的思想中，包含了許多樸素辯證思想。天下大亂的春秋末期，人們在回答社會向何處去的問題時，存在著尖銳的斗爭。復古倒退的反動派孔子鼓吹“克己復禮”，“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要“法先王”，妄圖維護和復辟腐朽的奴隸制，開歷史的倒車，以阻擋奴隸革命的歷史潮流。柳子則堅持了革命路線，不僅尖銳地批判了孔子的“法先王”復辟思想，也不主張什么“法后王”，諸如其后的韓非子等，而是采取對以往歷史進行無情批判、揚棄，在批判、揚棄中，去其糟糠取其精華，拋棄其污泥濁水，存留其嬰兒珍寶。猶如農民揚場，把含有谷粒的糠秕，用木锨一次一次地拋到空中，糠秕自然被風吹走，留下自然就是谷粒。這就是“破”與“立”、“棄”與“存”、“批判”與“繼承”、“拋棄”與“發(fā)展”，“先破后立”，存立在棄破之中、繼承發(fā)展在批判拋棄之中的樸素唯物辯證思想。這種思想不僅孔子沒有，連韓非子也沒有。　　

柳子通過對以往歷史無情批判，認為“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而其他諸如黃帝、堯舜、湯武，“皆亂人之徒也”。“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這是以往社會的“嬰兒精華”。柳子選擇它作為一生為之奮斗目標，這無疑是他的真知灼見。　　

此外，柳子稱“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zhàn)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呂不韋稱其“備說非六王五伯（霸），以為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湎（miǎn）淫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呂氏春秋·當務》）。　　

柳子一針見血地指出，“法先王”是孔子之流倒行逆施，欺世惑眾的騙局。這也充分體現(xiàn)了柳子非圣滅圣、薄古反古的樸素辯證思想以及徹底否定奴隸制的革命精神。　　

柳子通過對以往歷史的批判，認識到社會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不是絕對永恒的。他用這種觀點闡述了社會的演變，通過對歷史上不同社會情況的分析比較，說明人類社會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而不是凝固的、靜止的；通過分析“神農之世”沒有剝削壓迫奴隸制度的事實，指出奴隸制度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到了“黃帝時代”以后至“湯武時代”社會發(fā)展的產物；從湯武的“后世滅絕”，肯定也會有奴隸制的滅亡，而奴隸制不可能一成不變，長治久安。柳子是在中國歷史上用發(fā)展變化的觀點，對奴隸制的起源和必然消滅的規(guī)律，作出合理推論的第一人。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重大創(chuàng)見。 　　

柳子基于這種社會發(fā)展的辯證思想，堅信奴隸制可以被推翻，起義可以成功。因此，他堅定不移地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決心領導奴隸們沖決奴隸制的羅網，把騎在他們頭上的“亂人之徒”——大大小小的奴隸主打翻在地，用革命暴力砸爛舊世界，建立一個沒有奴隸主的新世界！　　

柳子這種革命斗爭精神，在他與孔子的對決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孔子妄圖用高官厚祿腐蝕他的革命斗志，用中庸之道解除他的思想武裝。但柳子堅貞不屈、心明眼亮，給以迎頭痛擊。他義正辭嚴地說：“丘，來前！夫可規(guī)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guī)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后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在此，孔子就不象孟子那么樣，以“仁義”（《孟子·告子下·12·4》）說降柳下跖，知其無用。柳子的這種斗爭哲學始終貫穿于其畢生的革命實踐。甚至于“故死而操金椎以下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穀其頭’矣。”（《呂氏春秋·當務》）他在臨終之前，還囑咐部下要取兩只銅椎放在他手中下葬，說如果他在地下遇到那些奴隸主頭子，他就要用這銅椎砸爛他們的狗頭。柳子的強烈愛憎，堅韌斗志，閃爍著他唯物辯證思想的革命光芒！ 　　

四、柳子革命奴隸的道德觀 　　

在階級社會中，“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恩格斯：《反杜林論》），它體現(xiàn)了一定階級的利益和意志。敵對階級的道德觀念，是根本對立的。　　

孔子效忠于反動的奴隸制，與歷史上奴隸主階級的忠實走卒心心相印，對他們大加吹捧。《論語·公冶長·5·23》：“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說伯夷、叔齊很有道德，不念舊惡，所以人家很少埋怨他們。《論語·季氏·16·12》：“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說他們互相禮讓，不做違反道德的事，餓死于首陽山，因此人們至今還歌頌他倆。被孔子所歌頌的“圣人”伯夷、叔齊，寧愿“餓死于首陽山”，也恥于“食”被孔子歌頌為“圣人”的周武王之“天下”的“黍”，真是天的的笑話，天大的謬論。《論語·微子·18·1》：“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其實比干只是一個紂商王朝公開的反對派，而微子、箕子都是周王朝在紂商王朝里的內奸。孔子本身最欠缺的就“道德”。例如，他一方面鼓吹讓“民”寧愿餓死也要“去食”“存信”（《論語·顏淵·12·7》），而他孔子自己卻是：“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不食？”（《論語·陽貨·17·7》）不等挨餓，沒有官做，就謀劃造反。然而，孔子卻要人們以這些僵尸為樣板，替奴隸主階級賣命。　　

反動階級尊奉的東西，革命階級必然視如糞土。柳子對孔子所推崇的“賢士”、“忠臣”，非常鄙視。柳子批駁孔子說：“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yǎng)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柳子對這些奴隸主所樹立標榜的“賢士”、“忠臣”榜樣、典型，根本不屑一顧而嗤之以鼻，認為他們是奴隸主頭子的狗奴才和替死鬼，無異于被肢解的爛狗、漂在河上的死豬、手持破瓢到處乞討的乞丐。孔子視為最高尚者，柳子則認為最卑鄙者。這一褒一貶，體現(xiàn)了奴隸階級和奴隸主階級道德觀的極端、根本對立。　　

奴隸主貴族的“道德”體現(xiàn)著奴隸主貴族的利益。奴隸主貴族的根本利益是“克己復禮”。奴隸主貴族的“道德”標準是“克己復禮”，謂之“仁”。知“仁”謂之“智”，宜“仁”謂之“義”，力行“仁”謂之“勇”。柳子堅決反對奴隸主階級的腐朽道德，批判孔子鼓吹的反動道德標準，從奴隸革命利益出發(fā)，提出了自己的道德觀和道德標準。《莊子·胠篋》：“故跖之徒問于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相對于對于奴隸主貴族的這套“仁”、“智”、“義”、“勇”“道德”，柳子的奴隸起義軍也有自己的道德。奴隸們的根本利益是打倒奴隸主貴族，鏟除“以強陵弱，以眾暴寡”的社會基礎，而實行“均分”。以“均分”為道德標準，故謂“均分”為“仁”。而以敢于向“以強陵弱，以眾暴寡”的奴隸主貴族進攻實行“均分”，沖鋒在前者，謂之“勇”；以諸如在戰(zhàn)斗中退卻在后，掩護戰(zhàn)友等有宜于“保護自己，消滅敵人”者，謂之“義”；以善于分析形勢，掌握戰(zhàn)機，就是“智”。柳子鼓吹奴隸們“造反有理”，而把奴隸起義軍打擊奴隸主貴族的革命暴力行動，以“道德”規(guī)范肯定了下來。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從勞動人民的革命利益出發(fā)而提出的道德標準。這個道德標準，“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tǒng)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恩格斯：《反杜林論》），是團結和教育奴隸，打擊奴隸主的強大思想武器，是為奴隸干革命求解放服務的。而柳下跖自己就是奴隸階級的“仁”、“智”、“義”、“勇”崇高道德的體現(xiàn)者。 　　

“分均，仁也”。柳子向起義軍宣布了關于“分均”即平分社會財產的規(guī)定。一方面，宣傳向奴隸主貴族奪回奴隸們的勞動成果是天經地義的。他領導奴隸起義軍“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這種對奴隸主貴族采取暴力，實行社會財產再分配的行動，就是以“分均”為旗幟的。另一方面，在革命隊伍內部實行合理分配，有飯同吃，有衣同穿，不搞特殊化。它在物質生活上，保障了這支革命隊伍能在極其困苦的條件下，出生入死，英勇殺敵。列寧指出：“在反對舊專制制度的斗爭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事實正是如此。柳子“分均，仁也”要求平等的社會理想，破天荒地徹底否定了奴隸制。在當時，這是包括道家、法家在內的諸子百家所不能比擬的、同剝削階級等級思想根本對立的最革命的思想。老子只是主張“損有余以奉不足”。　　

“知可否，知也”；“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毛澤東說：“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zhàn)略、戰(zhàn)術，方能做得好。”柳子之所以領導奴隸起義軍，能所向披靡；批判孔子，能擊中要害，就在于他能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正確的思想、道理、意見來。柳子胸懷大略，腹有良策，革命堅決，對事物有深刻的認識。這是他在奴隸階級對奴隸主階級斗爭的實踐中，堅持樸素唯物主義反映論的結果。這首先表現(xiàn)在柳子能按照階級斗爭的客觀實際，去制定起義軍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他提出“知可否，知也”的命題。他說，必須清楚地了解起義隊伍的進退、攻守、勝敗與否等問題，才算高明。要了解這些問題，他認為，只能建立在對客觀情況的深刻認識上。他提出了“知時，智也”。“時”，就是時勢，天時、地理條件和敵我雙方政治、經濟、軍事形勢等客觀實際情況。“知”，就是審時度勢，在革命斗爭中掌握、分析、認識上述客觀情況的過程。要使主觀符合客觀。主觀反映了客觀，“知時”了，就是“智”，就有了正確的思想。他把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作為軍事部署的思想基礎，這是樸素唯物主義反映論思想的卓越表現(xiàn)。為了有效地“剝奪剝奪者”，狠狠地打擊敵人，柳子反對不察敵情的盲目行動。他提出“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莊子·胠篋》）的命題。他強調每次襲擊必先周密偵察，弄清奴隸主榨取奴隸血汗得來的財富藏在何處，務求有發(fā)必中，以取戰(zhàn)果。柳子還把根據實際而“知可否”這一樸素唯物主義反映論思想用于思想斗爭，以其分析和批判孔子的反動說教。對于孔子說降，柳子尖銳地揭露說：“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　衛(wèi)　君而事不成，身菹于衛(wèi)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圣人邪？則再逐于魯，削跡于衛(wèi)，窮于齊，圍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你“孔丘”自吹“圣人”，為何你“再逐于魯，削跡于衛(wèi)，窮于齊，圍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根據孔子的失敗記錄，柳子斷言孔子的謬論毫無價值。這種用實踐效果去檢驗人們的思想，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論是非，辨真?zhèn)危ㄈ∩岬臉闼匚ㄎ镏髁x思想，使柳子透過孔子洶洶其勢的表象，看到它秕糠的本質，從認識論的高度，淋漓盡致地揭露和批判了孔學的反動性和荒謬性。正因為柳子從實踐出發(fā)認識問題，所以他判斷孔子，總是把其言行對照、說實對照，然后才下結論。他用這種實事求是的方法，對孔子進行深入地觀察和分析，就很容易地發(fā)現(xiàn)他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因此，他深刻揭露了孔子“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這個“巧偽人”的丑惡本質，一眼就識破了孔子的恭維不懷好意，擊敗了他誘降的陰謀，堅定地捍衛(wèi)了奴隸階級的革命事業(yè)。柳子對孔子的批判有理有據，孔子毫無狡辯之可能！而不像孟子對墨子，只是無中生有，誣蔑誹謗！　　

五、柳子奴隸階級哲學思想在歷史上的地位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壓迫越厲，反抗越甚。既有反抗的思想，必有反抗的行動；既有反抗的行動，必有反抗的思想。哲學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它在奴隸社會中，必然是奴隸階級反抗奴隸主階級統(tǒng)治爭取解放的武器。奴隸階級是奴隸社會中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的主體。社會實踐必然使他們從中得到許多關于自然和社會的感性知識，盡管他們身體自由被剝奪，接受文化的權利被剝奪，但他們的思想卻難以禁錮。他們通過獨立思考和思想交流，可以對實踐知識作出某種程度的理性總結和概括。奴隸們的許多革命實踐就是奴隸階級哲學的直接體現(xiàn)。比如柳子的奴隸起義軍“不祭先祖”。“祭先祖”屬于“禮”。“禮不下庶人”（《禮記·曲禮》），“祭先祖”，那是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庶人”尚且沒有份，豈有奴隸的份！根本就沒有奴隸的事。奴隸雖沒有“祭先祖”的份，但卻有被用來“祭人先祖”的份。中國的奴隸社會中，在奴隸主眼里，奴隸不是人，是會說話的畜生，可以充當祭祀和殉葬中的犧牲。《孟子·梁惠王上·1·4》：“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死無之后乎！’”之所以奴隸“不顧父母兄弟，不祭祖先”，完全是奴隸主對奴隸的剝奪。作者對奴隸“不顧父母兄弟，不祭祖先”的指責，完全是張冠李戴。但在柳子“不祭先祖”中，卻包含著反“天命”、“傳統(tǒng)”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因此，認真分析奴隸階級的革命斗爭實踐，對于了解他們的思想很重要。列寧說：“實踐高于（理論的）認識，因為實踐不僅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有直接的現(xiàn)實性的品格”（《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 　　

由于統(tǒng)治階級的反動本性，歷代統(tǒng)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革命文化總是諱莫如深，而總是對其實行斬草除根的政策。致使幸存下來可供研究奴隸階級哲學思想的直接材料少之又少，即使幸存片斷，也常已面目全非。為此我們對其更應該珍惜愛護，更應該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對現(xiàn)存材料認真研究，拭去其歷史的灰塵，加以認真清理和整理，繼承和發(fā)展。恢復奴隸階級在哲學史上應有的地位和作用。　　

我們不但應該肯定奴隸階級有自己的哲學，而且要認真研究其在哲學發(fā)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關于這一點，只要看看柳子的哲學思想在中國思想發(fā)展史上的深刻影響，答案是十分清楚的。柳子關于要求消滅剝削，實現(xiàn)平等的“分均”思想和反“天命”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就一直影響著兩千多年來的中國農民起義，是農民起義的兩面旗幟。例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口號，東漢末年黃巾起義軍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口號，就是對柳子反“天命”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從唐末王仙芝、黃巢的“天補平均”等口號，北宋王小波、李順的“均貧富”口號，北宋方臘的“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口號，南宋鐘相、楊么的“劫富為均平”口號，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糧”、“割富濟貧”口號，清末太平軍的“無處不均勻”口號等，就是對柳子“分均”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可以說，柳子的許多革命思想，是被農民起義軍作為一種傳統(tǒng)繼承了下來了。　　

這才是人民的、革命的、進步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所應首先繼承的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 　　

同時，柳子領導奴隸起義，作為對奴隸制的“武器的批判”，和作為對孔學的“批判的武器”，不僅為法家思想的形成創(chuàng)造了歷史條件，而且用自己的思想影響了法家的思想。例如，先秦法家商鞅的發(fā)展觀，幾乎和柳下跖的發(fā)展觀如出一轍；荀況、韓非的“法后王”厚今薄古思想，就是建立在柳子對孔子“法先王”謬論的批判之上的；荀況的“生而有耳目之欲”、“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的性惡論，同樣是在柳子諸如“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等爭取人權的正義呼喊中得到啟發(fā)，只是打上了地主階級的烙印而已。所有這些，說明先秦法家的進步思想，都曾經在柳子的革命思想中吸取過營養(yǎng)，得益過柳子。　　

還應當特別指出的是，“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由當“謁者入通”，柳子“聞”“孔丘”之名亦為“之大怒，目如明星，發(fā)上指冠”，恨不得“以”其“肝益晝餔之膳”！也足見孔子對奴隸們做惡之多端，為惡之深重！奴隸們對其憤恨仇視之一斑了。孔子是奴隸主的幫兇，是奴隸的死敵。貨真價實。柳子對孔學的批判，是一個被統(tǒng)治被壓迫最深重的階級對一個統(tǒng)治壓迫最殘酷的階級的批判；法家對孔學的批判，只是一個較先進的統(tǒng)治階級對一個最落后統(tǒng)治階級的批判。而墨家與道家則大致是界于兩者之間，墨家偏于柳家，道家偏于法家。因此，柳子對孔學的批判要比法家對孔學的批判要徹底和深刻得多。　　

孔說是一種為反動奴隸主貴族統(tǒng)治階級謀利益的說教，只要有反動奴隸主貴族統(tǒng)治階級存在，就有孔說生存發(fā)展的土壤。因此批判孔說，如同批判統(tǒng)治階級一樣，艱難而長期，它貫穿于人類社會由有階級到無階級的整個進步發(fā)展過程中。批判孔說的任務，任重而道遠。其艱難，主要在于反動統(tǒng)治階級掌握著政治、經濟、輿論權，并且總是利用其對它鼓吹、美化、圣化、神化，而打壓對它的揭露和批判。　　

六、柳子對世人的警誡　　

“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幸于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　　

“不能說其志意，養(yǎng)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孔）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夫可規(guī)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guī)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后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這既是柳子對孔子的批判，也是對世人的警誡。　　

孔子“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其“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幸于封侯富貴者也”，其罪大惡極，罄竹難書。　　

孔“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完全害人的鬼話，警惕上當。　　

拒絕招安，警惕投降派。個人的解放偶于階級的解放之中，階級解放是個人解放的根本保障。在中國的人民革命史上，因犯柳子警誡而導致失敗者很多。然而柳子的警誡在毛澤東那里獲得了升華。　　

誠然，同歷史上的其他偉大人物一樣，柳子也不免受到歷史的階級的局限，其學說存在不少問題。例如，他僅以“分均，仁也”，來批判“私有制”是遠遠不不行的，只有馬克思主義的“消滅私有制”才能湊效。《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是，現(xiàn)代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筑在階級對立上、建筑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生產和產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xiàn)。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tǒng)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都特別強調所有制問題，把它作為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當時的發(fā)展程度怎樣。”　　

在中國的政治史、思想史、戰(zhàn)爭史上，柳子不愧為一個杰出的文武雙全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甚至于令其后統(tǒng)治階級中較開明的思想家荀子也稱贊：“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懼傳而不息。”（《荀子·不茍》）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毛澤東則詩稱：“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莊蹻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毛澤東詩詞·賀新郎·讀史》）柳子如同歐洲史上的奴隸領袖斯巴達克一樣，是“整個古代史中最輝煌的人物”（《馬克思、恩格斯通訊集》3卷18頁）。　　

偉大的柳下跖萬歲！　　

最后，讓我們再一次重溫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那次會議上當談到李自成失敗三百年的歷史教訓時，曾經聲色俱厲，動容地警告吧！   　　

“那么我們該怎么辦？嗯！難道像那些自取滅亡的人那樣？驕奢淫逸，爾虞我詐，醉生夢死，鼠目寸光？如果我們愚蠢到這一步，那么‘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諸位的來日之祭！我們也只會得到像大順軍同樣的下場！天誅地滅！同志們，難道這就是你們寧肯舍棄生命去追求的理想嗎？想當年，我們冒著槍林彈雨，長途跋涉兩萬五千里，就是為了落到這個結局？不！任何人以這種方式，毀滅革命，毀滅民族的希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決不答應！”　　

苦難的中國人民醒醒吧！！！　　

偉大的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旗幟在前面飄揚，它將引領著我們走向勝利！　　

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大眾，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　　

。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