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古察今說吏治　　

——從文強想到張讓的炎勢及三國時代的刷新　　

魏晉散文以影響之大論，恐怕首推諸葛亮的《出師表》，不知現在與時俱進的“教育改革”可否從語文課本中清除也未？ “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陸放翁此語真可謂的論。而這 “名世”的《出師表》千百年來為人們激賞的則是如下名句：“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　　

千古興亡，系乎吏治。吏治腐敗，而希翼依恃強力長期維持昇平穩定的，古今未有。　　

文強的腐敗聳人聽聞，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細節：　　

一名基層警官，送給文強20萬，要求僅僅是一個——與文大人見一面！　　

幾次可以想見，文強的炎勢與這“一面”的含金量！　　

思之不由失笑——這不是與桓靈之世“接軌”了嗎？　　

《水滸傳》以高俅當政開篇，表明“亂自上作”；《三國演義》從十常侍弄權開端，說明小人當道，政治腐敗，漢室將亡。“十常侍”指張讓、趙忠等十名擔任“中常待”這一皇帝身邊要害職務的宦官。

 權之所在，利之所存，張讓等當道，也就成了官場趨奉鉆營的中心。張府門前，車馬水龍，熙熙攘攘，填巷塞路，好不紅火。許多人不吝重金，往返多次，也難得見主人一面，因而辦不成事。有個叫孟佗的極善于鉆營，他不走“正道”走曲線，乃不惜工本，傾其所有與張讓的一個當權的家奴交朋友。這個家奴在張府管事，交通賄賂都要經過其手。其人雖然得勢，但交結他比巴結張讓容易得多。經過悉心“投資”，他們很快成為“哥們”。張讓的家奴經常接受孟佗的好處卻從來不要辦什么事，他也感到不解，或者說過意不去。一天他終于憋不住了，就問孟佗，你哥們對我們這么好到底還要兄弟給辦點什么事不？這時孟佗說話了，他說：“兄弟別無他求，如果可能的話，只求諸位辦一件事：明天我到府上拜訪，只求諸位當眾為我一揖。－－可以嗎？”

    當然可以。

    第二天，一大早，張常侍門前求見的轎車早排了長隊，不下千百余輛。這時孟佗的車慢慢從后邊過來了，張讓的家奴見了，遠遠地迎了上來，施禮之后，一齊擁簇著把他迎進府去。

    家奴一揖產生了“轟動效應”，人們對孟佗刮目相看了，這位“知名度”不高的人物與張常侍一定有不同尋常的關系，不然張府管家為什么這樣破格接待他呢？于是，許多想巴結張讓而巴結不上的鉆營者轉而巴結孟佗了，他們想走孟佗的門路。于是送禮者紛至沓來，孟佗的門庭也熱鬧起來。這一來，孟佗不光很快收回了先前的“投資”，而且還增殖了千百倍的“利潤”。他以所得賄賂張讓，不費吹灰之力得了個涼州刺史－－相當于省委書記的官銜。

閹豎本小人，一旦得勢，迅速富了起來。他們的特點是不擇手段地攘奪，從良田美宅到人家妻女，以掠奪的形式迅速將社會財富“產權明晰”到他們手中。中常侍侯覽，“前后奪人宅３８１所，田１１８塊，起立第宅１６區，皆有高樓池苑，制度宏深，僭類公室。預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廣百尺”。董卓當權后廢少帝劉辯為弘農王，然后又將其害死。廢帝因無壽冢，獻帝就將其安葬在中常侍趙忠生前給自己準備的壽壙中。董卓死后，獻帝東歸，回到洛陽后因官殿已焚毀，就駐蹕于趙忠的故宅。

因為得勢，州郡牧伯望風應承，察舉征辟，皆宦官子弟親知，兇狡無行之徒，更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肉百姓，搞得全國上下，一片昏天黑地－－到這時，東漢王朝，就非亡不可了。

教訓洞若觀火。曹操劉備等創業，懲于漢朝之失，在農民起義大風暴所清掃過的地基上，刷新政治，摧抑豪強，屯田務農，使社會恢復了秩序，從而也恢復和發展了生產，這是他們戰勝其它集團的政治基礎。魏、蜀、吳三國的政權，政治是比較清明的，官吏也比較清廉。

先說蜀漢。

諸葛亮一生信守“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格言，為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曾自表劉后主：“臣初奉先帝，資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余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余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諸葛亮駐節在外，看來是實行標準很低的供給制，不搞以權謀私，多吃多占。家中薄田，從當時標準看，應當是很低的了。這是為子孫生活安排的，以后再不增加尺寸，以致身死之日，內無余帛，外無贏財。他逝世后，遺令薄葬，“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要想富動干部”，可諸葛亮不搞賣官致富，治國用人上，“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用人惟賢惟才，執法不阿，因此“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

    以諸葛亮的地位，如果不是甘于清貧淡泊，若以權謀私，就不是“多吃多占”和增置點產業的問題了。產業之大，何逾國家！董卓、曹操、司馬氏起，宋、齊、梁、陳、隋，五朝十六國，權臣竊國，欺人“孤兒寡婦”，弱肉強食，幾十年重演一次。可諸葛亮，“受托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南征七擒，北伐六出，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何況劉備托孤還公開說過，“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呢。諸葛亮的精神品格，不僅與曹操、司馬懿們不可同日而語，即使在中國整個歷史上，也是亙古少有的了。這雖然不單是個“清廉”的問題了，但它卻是以“清廉”為基礎的。

因為諸葛亮以身作則持法嚴明，所以蜀漢小朝延的吏治比較清明，官場風氣較為清廉，秉公奉法，蔚為風氣。諸葛亮故后，蔣琬、費袆、姜維等相繼秉政二十余年，能按照諸葛亮的既定方針辦，蜀漢政風，仍然較好。以一州之地與大國抗衡，而且始終處于攻勢；內部穩定，經得起諸葛亮逝世的大的震動。

     蔣、費和姜維是諸葛亮身后蜀漢政權的中樞人物。蔣琬任大將軍，錄尚書事，領益州刺史，集軍政大權于一身。他接任之后并沒有“得志便猖狂”，使用干部能用心持平，心懷坦蕩，不計較個人恩怨，楊戲、楊敏對他有非禮言行，他能不挾嫌報復，表現出大公無私的作風。鐘會下涪后，欽仰其風范，還親往其墓致祭，嚴令保護其陵墓。費袆在蔣琬身后當國，身兼將相，即使他駐節漢中，朝中的“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然后乃行”，可他從不擅作威福。“別傳”稱他“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可見其作風之清廉。

姜維，以魏人入蜀受到諸葛亮的信任，諸葛亮死后多次率兵侵犯魏國，劉禪降魏他圖謀恢復不成身家被害。就是這樣一個仇敵，晉人主修的《三國志》也不掩其美，稱“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余，側室無妾媵之褻，后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約，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至于他為什么這樣清廉呢？郤正論曰：“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勵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其境界也相當高了。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曾向劉后主推薦過一些優秀人才，他說過：“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后來這些人都沒有辜負諸葛亮的推薦，其中的董允，還有他的父親董和，都是志慮忠純、清正廉明的出色人物。董和在劉璋時代做過成都令。當時蜀中比較富裕，地方豪強占有大量社會財富，競相斗富炫富，形成奢侈風俗，大商人和高利貸者，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董和對此很反感，他自己帶頭惡衣蔬食，身體力行，提倡節儉，一面對于富豪階層逾制的消費給以打擊，逐步改變了不良風俗。他的做法招致了有錢人的不滿，他們想法運動上層，讓劉璋下文把董和調走。消息傳開后，一般老百姓特別是窮苦百姓有數千人老弱相攜自發請愿，結果劉璋收回了成命，讓他又留任了兩年。劉備定蜀后，他任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一起處理劉備的府事，很受信用。從封疆大吏到中央機要，居官二  十余年，身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財。諸葛亮與群下的言教，多次表揚他的風范，要群臣向他學習。

    董和因作風正派，劉備立太子就任他為太子的屬官，以便輔正。劉備死后，劉禪的志度如何更是蜀漢興亡的關鍵，一篇出師表，諸葛亮再三致意，就是怕這位扶不起的天子阿斗向壞處學。故北伐之后，他特別慎重選擇  忠正的官員負責官省的工作，而董允就是他所選舉的對象之一。董允任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率皇宮的宿衛親兵。他勇于負責，防微杜漸，“甚盡匡救之理”。劉禪生于安樂，老是想追求享受，曾多次提出選美以充實后宮，都遭到了董允的抵制。他引經據典，說古代天子的后妃，不超過十二人，現在嬪妃已超過這個標準了，處多難之秋，不能再增加了。因為所持者正，劉禪也有點畏憚他。阿斗隨著年齡增長，后來漸漸喜歡起宦官黃皓。黃皓其人長于察言觀色十分狡猾，但在董允生前因為能夠“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于皓”，所以黃皓始終不能胡作非為。董允身后，繼任者陳祗與黃皓互相勾結，狼狽為奸，遂使朝政日非，終于把蜀漢搞垮。

   蜀漢政權中，清廉是官場的“主旋律”。像次一些的人物鄧芝，也是”“為將二十余年，賞罰明斷，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資仰于官，不茍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余財”。地位再次一些的呂義，也是歷職內外，治身儉約。作為偏僻小國能有那么強的凝聚力，內部關系較魏，吳更為穩定，從這里，也能看出點原因。

《三國演義》因為是褒劉貶曹的，所以曹魏的情況多被遮蔽了。其實小說與歷史是兩回事。　　

  曹孟德矯漢未腐敗之弊，抑制豪強，強化法治，使政治出現了一新的局面。因而曹魏集團中多清廉守正、執法不阿的名臣。鮑勛、司馬芝和高柔即其中之佼佼者。清廉不等于潔身自好，不貪不賄固足稱道，而不阿權貴，秉公執法之于吏治，于反腐倡廉更為重要。

    鮑勛，漢北海相鮑信之子。信“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余財，士以此歸之”。因為鮑信和曹操一道起事且在戰斗中為救曹操而遇害，所以曹把鮑勛辟為自己的屬官。

    建安２２年曹丕被立為太子，鮑勛任太子中庶子，后來升任魏郡西部都尉。在魏郡時，曹丕的郭夫人的弟弟擔任曲周縣吏因為盜竊官布被人舉報，按照當時的法律應當殺頭。當時曹操在故鄉，曹丕以太子身分留在魏都鄴城，這事正在鮑勛管下。因為關系到小舅子的身家性命，曹丕就親自寫條子請鮑勛高抬貴手，看鮑勛遲遲不表態，曹丕乃多次為之說情。太子是未來的皇帝，未來是屬于他的，這個順水人情是誰都愿意做的，何況鮑勛還做過太子的屬官呢。可鮑勛卻不給面子，他不阿貴徇私，在審理清楚后，把案子原原本本地匯報給了曹操。鮑勛任中庶子時因為堅持原則就已經搞得曹丕不滿意，現在又出了這件事，他算真把曹丕給得罪了，可他不在乎。

    曹丕的作風與其老子不同，不知道創業的艱難，在登上皇帝的寶座后即廣筑宮苑以供享樂。在這方面鮑勛屢屢上書直諫，強調練兵務農，寬惠百姓，發展生產，增強國力，可曹丕卻聽不進去。一次曹丕又要興師動眾出去游獵，大駕已具鮑勛還停車上書進行勸阻，曹丕氣得把他的奏疏當面撕毀給他臉色看。途中，曹丕問左右大臣，打獵與聽音樂，那個好？待中劉曄說，打獵好。從儒家傳統觀點看來，音樂是“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移風易俗”的根本性的手段；打獵，不過屬于娛樂，而且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對于君王來說應極有節制：二者是不能相提并論的。所以在劉曄說完后，鮑勛馬上抗聲駁斥，他不僅重申反對游獵，而且當面指出劉曄諂佞，阿順不忠，應當交給有關部門論罪。曹丕聽了這些逆耳之言后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他雖未給鮑勛以更大的難堪，卻因為掃了興而中途罷獵。回朝后，即給鮑勉調動工作，由親近皇帝的駙馬都尉兼侍中，降為右中郎將。

黃初4年，陳群、司馬懿等聯名舉薦鮑勛擔任宮正，即監察官，曹丕不得已而用之。讓一個連皇帝都敢提意見的人擔任鐵面御史，其影響是可想而知的，史書稱“百僚嚴憚，無不肅然”。不久，因為反對御駕征吳，曹丕一怒把他降為治書執法。征吳敗還后，曹丕找個借口將鮑勛辦罪殺掉。魏國德高望重的大臣如太尉鐘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等全都出面給鮑勛求情，也未能將曹丕的態度挽回。   

司馬芝為官以“忠亮不傾”見稱。他初任菅縣長官時，地方法制觀念很差。郡主薄劉節因為是地方豪族，目無法紀，門下賓客千余人，這些人出為盜賊，入亂吏治，向來的長官都是睜只眼閉只眼，不敢過問。一次該征兵役，司馬芝依法征劉節的賓客王同入伍，他的下屬勸他說，劉節家從來未服過徭役，長官征他如果征不動，反產生消極影響。司馬芝不聽，堅持征召，同時親自寫信給劉節，給他講明利害關系，勸其及時發遣。可是劉節根本不睬，將王同藏匿起來。不僅如此，反而在新征郡兵集結時讓督郵責問菅縣，以追究兵員不齊的責任，搞得縣吏無法,不得不表示愿意代替王同服役。司馬芝不屈不撓，以緊急公事將情況反映給郡守，太守一向敬重司馬芝，接到報告立即作批示，說既然門客藏匿了，那就讓其主人劉節代替他去服役吧。這一下司馬芝出了名，在青州地區，人們稱贊他有本事，能讓郡主薄去當兵。

    不久司馬芝調任廣平縣令，該縣豪強劉勛任過征虜將軍，自恃為曹操的老朋友，一向驕橫不法。他的賓客子弟胡作非為無人敢問，出了事劉勛經常給司馬芝寫信以說情。而司馬芝從來不給回復，堅持依法辦事。后來劉勛終于受到法律的制裁，與他交關的人都受到牽連，這時大家才佩服司馬芝的正確。

    司馬芝做官一貫秉公執法。后來他官做到河南尹，一次皇宮中宦官有件事想請他徇私幫忙又怕他不講情面，就輾轉走門路找到了司馬芝妻子的伯父董昭。董昭是地位很高的大臣，又是親戚長輩，他也表示愿意幫忙，但他也怕司馬芝不講情面，思之再三到底也未敢開口。魏國從曹操時為矯正風俗即嚴令禁止淫祀，即不許胡亂祭神，違者嚴懲。明帝時曹洪的乳母與臨汾公主的侍從因為私祭無澗神被拿在獄中，曹洪是曹操時代的大將又是兄弟，這些皇親國戚家人犯法辦起來最為棘手，可司馬芝不管這些，仍是依法辦理。曹洪和公主只好向太皇太后卞氏求情，卞氏就派一名中官到司馬芝府上傳旨，叫免于追究。司馬芝接待后把太后的旨意壓了下來，命令洛陽監獄抓緊審理，結案后他才上書給皇帝請罪，講明他不傳達太皇太后令旨以維持法制的苦衷，然后請求處罰自己擅行刑戮之罪。他的做法得到皇帝的肯定。

    后來司馬芝被任為大司農，相當于今天的農工部長。“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為部下計”，“以利要人”，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國家機關利用職權經商以創經濟效益。司馬芝一到任，即上表分析其利弊，建議“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于國計為便”，經過皇帝的認可，革除了積弊。

    司馬芝后來就在司農的任上去世，死時“家無余財”，史稱”自魏迄今為河南尹者莫及之”。

高柔是袁紹外甥并州刺州高干的堂兄弟，早年為避中原之亂往河北投奔高干避難，曹操征服袁紹后任命他為菅縣長，在治有稱。因為高干投降后復叛曹操，高柔自歸曹操，曹操表面上任命他為刺奸令史，實際上想找個借口將他殺掉。后來發現他處法平允，又夙夜勤勞，一次曹操夜出巡視，見他擁抱著文書睡著了，就脫下自己的皮襖給他披上走了。曹操遂改變初衷，提拔他為丞相倉曹屬。他辦事認真，執法不茍，實事求是，對于立法和執法，他都能不阿上意，不避權貴，堅持自己的意見。黃初四年他被任為廷尉，但任最高司法長官。曹丕以皇帝之尊搞報復，執意枉法判鮑勛死刑，而高柔一再不奉詔命，維護法律尊嚴不予執行。曹丕大怒，派人把高柔叫走，然后派使者直接到廷尉的衙門去判處鮑勛，將鮑勛殺掉后，才放高柔回衙門。從這里可看出高柔的節概及其在皇帝心目中的位置。在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曹丕的胸懷是遠不如乃父了，可他并未因此而處置高柔，還是有守成之主的氣度的。

    曹魏時嚴禁在皇帝的禁苑里打獵，違犯者要判死刑。但因為禁苑范圍太大，違禁打獵及樵采事仍時有發生。一次宜陽的典農官員劉龜偷偷在禁苑內獵兔，他的同事張京就給皇帝打了小報告。魏明帝很生氣，派人將劉龜抓來交高柔判處。高柔根據司法常規要求交出原告以便審理，明帝聽罷勃然大怒，他回復高柔說：“劉龜竟敢到我的禁苑里去打兔子，我送給你廷尉你廷尉奉命把他拷掠判刑殺掉就是了。你干嘛要什么原告？難道我還冤枉了劉龜不成！”皇帝的話說得夠重的了，可高柔不因龍顏大怒而畏縮，他申述說：“廷尉，天下之平也。我怎么能因為皇上一時的喜怒而破壞法律呢？”他一再堅持，辭旨懇切，最后明帝終于作了讓步，交出了原告，他才依法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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