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傳說中的君主政治，帶有童話一樣的美麗，君主的權力意志完全是為了百姓的利益。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傳說中的君主，是堯、舜、禹。禹為了治理洪水，居外十三年，過家門而不敢入。大禹治水，“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早早的就為中國后來的統治階級樹立了崇高的榜樣。中國古代德才兼備最為崇尚的圣人則是堯帝。《史記》稱贊堯帝說：“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能明馴德，以親九族”。堯手下人才濟濟，大臣羲氏、和氏創制了歷法，教導百姓知道了四季農耕時令。堯還放置諫言鼓，讓天下百姓盡其言；樹立誹謗木，讓天下百姓批判他的錯誤。堯將帝位禪讓給舜更是天下為公的一大美談。
    中國遠古的政治，天下一家，沒有世界其他文明早期典型的奴隸制和種姓制，這是中國文化先天形成的很重要的歷史條件。由于這個條件，中國文化最初就含有人人平等的精神，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本質文化內涵，這是中國文化最初就具有的最最閃亮的人文光輝。這種光輝有如日出，始終照耀著中國文化的主流精神，孔子的“仁者愛人”，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致后來孫中山的“天下為公”，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六億神州盡舜堯”，無不與祖先天下一家的寬容博大的文化血脈相承。
    中國古代文化具有家族宗法性質，這種文化是既平等又不平等的矛盾統一體。以血緣天性而論是天生平等，所以人人都能成為堯舜，以宗法關系而論是論資排輩，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種文化能上能下，給人類的政治活動提供了充分的彈性。
    《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以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這就是最著名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兩個版本。一個是理想的，一個是現實的。理想的政治目標永遠是高高在上，對現實的政治進行審視，并提出崇高的要求；而現實的政治必須在形式上以理想的政治目標為最高的信仰，以表示自己代表上天做好天下父母官的誠意，盡管現實中的政治相去甚遠，但是這種信仰狀態就必須如同孔子的祭神如神在。這樣，中國的文化就給中國的政治制定了一個最高道德標準的坐標。
    中國兩個政治版本的理論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理想的政治在古今中外是不存在的，但是它作為一種理念不僅中國文化中具有，世界宗教文化中也都或多或少的具有，這種精神價值存在的意義是能夠對現實世界統治壓迫和不平等形成一種至高無上的文化制約。
    中國文化同時具有現實性和理想性，是中國文化得以綿延的重要原因。中國文化的現實精神，是中國文化尊重具體歷史條件下的人的物質文化風俗習慣，具有很強的忍耐性包容性，具有求大同存小異的和平共處的精神，特別是在碰到歷史艱難挫折時能屈能伸，在處理人們和民族之間物質利益和文化習慣矛盾時，有很強的務實和靈活的能力，有認知的入鄉隨俗和普世精神。中國文化的理想精神，是始終給予中國的現實文化價值一種絕對的崇高的指引，一旦現實文化遭遇重大危機的時候，中國的理想文化的代表人物就會應運而生，歷史就會毫不猶豫的選擇他們引領中國文化走出歧途，重新步入光明大道。
    一般來說，宗教文化具有很強的穿透力，特別是一個民族社會政治衰弱時，極其容易發生社會文化信仰的改變，而中國經歷了無數次的社會幾經崩潰，但外來宗教文化始終不能在中國有效生根。這充分說明中國的文化有巨大的韌性，這種韌性就是中國文化現實性和理想性的相互積極的結合。當中國的現實政治黑暗無比時，根本不必用其他文化對之否定，而重新燃起人民政治希望的和對黑暗政治否定的最大精神源泉，恰恰是中國文化自身中的理想世界。比如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的政治信仰，比如毛澤東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革命理想，他們都是知覺不知覺的與孔子走到了一起，以不同的歷史表現方式，傳承了中國古代大同社會理想的優秀文化。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邁著巨人的腳步，始終高舉著仁愛和大同的傳統文化的大旗，跌宕起伏而又堅定不移的前進了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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