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秦始皇》是“逢君之惡”嗎？

——試與張汝倫先生商榷

近日讀《東方早報》載張汝倫的文章，題為《并未遠去的封建郡縣之爭》，文章的提要云：“延續近二千年的封建和郡縣之爭——集權與分權、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以種種現代形式出現在一百多年來關于地方自治、聯邦制、連省自治、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專制與民主的爭論中。而近三十年中國政治經濟實踐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的分歧，也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這樣便把中國古代歷史上關于分封與郡縣制的爭論泛化了。古為今用，這本來是應有之義，但這也有前提，必須先弄清“古”的本來面目，“今”所遇到的問題是什么？才能“古為今用”。在中國歷史上，古為今用，歷來如此，各個時代、各個人物都是根據他所處時代及其面臨的社會矛盾，借歷史的經驗教訓，為處理現實問題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參照系數，使歷史與未來在現實矛盾中尋找一個契合點，為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矛盾，為未來社會的建設，提供一個較好的方案。我想張汝倫先生的論文要點的中心，也是如此吧！

張先生文章是從一九七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冊子《論秦始皇》破題的，這本小冊子是由柳宗元的《封建論》、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秦始皇》、章太炎的《秦政記》和《秦獻記》合編而成，張先生在文章中認為，“之所以要給這四篇文字加上一個《論秦始皇》的書名，無非是曲學阿世、逢君之惡而已。”要弄清楚這“逢君之惡”四個字究竟是指什么？其所謂惡真是他所謂的惡嗎？這個君又是指誰呢？作者沒有明言，但只要說清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那么作者尚未明言的內涵就很清晰了。說實在話，我就是當事人，書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也非任何人授意所出，當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負責人是賀如儀與張杰，張杰原來是上海市委宣傳部理論處的副處長，去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常來我辦公處所走動，賀如儀是原來華東局的負責人之一，七四年時，他負責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那時由于工作上的關系，我去上海人民出版社時，也常與他閑聊，如何出書那是他們出版社職權范圍內的事，我不可能具體干預他們出版的每一本書，《論秦始皇》這本書確實是他們主動出的。

這四篇文章是誰提出來的呢？那都是毛澤東通過姚文元要我組織復旦大學中文系和歷史系的教師標點和注釋，并印成大字本上送給毛澤東看的。標點注釋的時間是七三年的八月五日到八月中下旬，直接上送中央的。《封建論》是八月十一日上送，印送的份數亦有限制，只有《封建論》上送了二十三份，大概那時中央的領導都看到了，其他三篇只上送了五份，除了毛澤東以外，其他只有當時少數中央領導看到。那么毛澤東在那個時候為什么會提出要印這四篇大字本呢？其用意是什么？這個用意，也就是他的“動因”有“惡意”嗎？惡在哪里？張先生作出這樣評語的根據是什么呢？

我記得七三年八月五日，姚文元的秘書胡鼎君找我去興國招待所姚文元在上海時的住處看文件，看的是毛澤東寫的《讀<封建論>呈郭老》，要我看幾遍把此詩背下來，詩文如下：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我找人標點注釋柳宗元的《封建論》也就是這一天，就是通過歷史組王守稼去找歷史地理研究室的譚其驤老師，毛澤東要我們組織人注釋這四篇文章的動因就在毛寫作的這首詩內。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毛寫這首詩的呢？那是七一年發生的林彪事件，林立果在上海搞的小艦隊，那個三國四方會議所搞的《“571”工程紀要》，有三次把毛澤東說成為當今的秦始皇，把毛澤東說成是“執秦皇之法的中國歷史最大的封建暴君”，那時，還沒有公開正式在報刊上批判林彪，而郭沫若寫的《十批判書》中最后一篇文章，便是《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郭在這篇文章中咒罵秦始皇。毛澤東是借郭書作題，而詩的核心思想是批判林彪，批評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只是一個切題的口子而已。他這時肯定秦始皇是為了批判林彪，講儒法斗爭、尊法評儒的目的是為了批林。那么究竟是林惡還是毛惡呢？我看林彪叛逃這個案是翻不過來的。張汝倫先生這個“逢君之惡”不正是把是與非黑與白完全顛倒了嗎？當然，那時張先生還年輕，沒有親身具體經歷過那段歷史，鬧出這樣的失言也難怪。而且賀如儀、張杰二同志亦早已作古，也不該責難他們出版《論秦始皇》這本書。

那么怎么具體理解毛要我們標點這四篇文章與毛澤東《讀<封建論>呈郭老》這首詩之間的內在聯系呢？

歷來攻擊秦始皇是暴君的根據主要是兩條，一條是建立在中央集權制基礎上的郡縣制，一條便是焚書坑儒。那么這二條是不是秦始皇獨創的呢？所謂焚書坑儒是否如后人所詛咒的那樣呢？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毛澤東《讀<封建論>呈郭老》這首詩是從正面回答二千多年來對秦始皇的詛咒，而這四篇前人的文章則從歷史事實來回答了二千多年來對秦始皇作為暴君的詛咒缺乏事實根據，說明那些詛咒都是以訛傳訛。要標點這四篇文章，是毛借古人的作品來回答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是非弄清楚了，那么林彪、林立果他們，以及一切借秦始皇是暴君來攻擊毛也就缺乏歷史事實的根據了。毛澤東為什么那個時期要我們標點注釋那么多古文呢？要理解那時毛已經是八十出頭的人了，健康情況又不允許他自己執筆寫長篇大論來闡述這個問題，所以只能借古人之言來說自己的心思，說明那些借攻擊秦始皇來攻擊他是暴君的人，根本不讀書，不知道歷史，完完全全是瞎起哄、瞎胡鬧而已。所以要理解毛澤東這首詩，必須讀懂這四篇文章，了解這四篇文章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了解毛澤東當時要我們標點注釋這四篇古文的歷史背景，否則的話，那就是胡說八道了。現在有些媒體上胡說八道的東西太多，故人們也不以為奇了。所以會如此，我們一些媒體的總編和編輯的腦子里也是一片漿糊，以己之昏昏，何以使人昭昭呢？

柳宗元的《封建論》關于秦始皇究竟說了什么？文章的主題是論證分封制與郡縣制的優劣，論旨之一是強調分封制是歷史自然形成，不是圣人的創造發明和專門制定的。我想這個論旨是對的，歷史事實也是如此演化過來的。郡縣制同樣如此，也是歷史發展演化自然形成的。在秦統一六國之前，各國都已推行郡縣制了，這也有歷史事實可以證明，這方面的事實我不在這里多費筆墨了。我在明史講稿關于明代地方行政制度這一講的第二節已作了詳細的說明，下一周再轉載這一節，大家就可以看明白了。顧炎武的《日知錄·郡縣》有這樣一段話，他說：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其中西河、上郡則因魏之故，云中、雁門、代郡則趙武靈王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則燕所置。”

可見秦始皇滅六國之后在全國設三十六郡，大都因戰國之舊，并非秦始皇個人的創造發明。秦始皇議論全國統一設郡縣的時間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史記·秦始皇本紀》云：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后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斗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王綰他們建議秦始皇為諸子在邊遠地區建立封國，李斯反對，他強調的是天下一統，最后秦始皇拍板，他不愿意為自己子弟“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仔細讀這些話，秦始皇的這一決策是出于公心，還是為了個人集權呢？我想這個問題應該很清楚了。不搞分封制，選擇郡縣制是為了保持國家的統一，與此同時，秦始皇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還“一法度量衡丈尺，車同軌，書同文”，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為了國家的統一，國家和民族的統一由此成為中華民族的主基調，迄今為止這也是我們國家和民族最根本的核心利益。我們的國家民族在國際大家庭中得有今天的地位，秦始皇當年正確的決策選擇是有功的，怎么能憑這一點詛咒秦始皇是暴君呢？同樣的道理，毛澤東建國和統一大陸的功績也是不可能埋沒的，拿秦始皇來攻擊毛是暴君，無論在理論還是在事實上都說不通。

當然，郡縣制與分封制的爭論并沒有因此便結束，漢初平定了異姓王以后，又封了大批同姓王，歷史事實證明這是劉邦的失策，故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說：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后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

漢代還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決了漢初分封制留下的禍害，不僅苦了國家，也苦了劉邦的子孫。至于晉代也局部恢復了分封制，結果鬧了一個八王之亂，王朝偏安于南方，北方五胡十六國，為此付出了沉重的歷史代價。明代的藩封制度，朱元璋分封諸子于大城市帶兵，結果也是失敗的。這些試圖恢復分封的意圖都是“私其衛于子孫也”，結果是國家速禍，子孫也受罪。這些反面案例證明了秦始皇當年的選擇確實是出于公心，是有益于我們民族和國家統一的。

柳宗元在《封建論》中還有這么一段話，其云：

“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還說：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

這兩段話透露了柳宗元寫這一篇文章的歷史背景，中唐以后，藩鎮割據侵襲著唐王朝的統一，問題的根子不在郡縣制，問題是如何加強對軍兵的管理和控制，軍政合一勢必引起尾大不掉，導致軍閥在地方割據的局面，晚唐對藩鎮失控之禍便由此而來。這一段話也是引起毛關注的焦點，因為林彪是分管軍隊的，林彪的問題，勢必給軍隊帶來不良的后果，軍人常駐一地，與地方的利益合成一體，歷來后果不好，這也許就是后來八大軍區司令調防的一個原因。毛批評許世友在南京呆了快二十年，這個不好。文革奪權以后，相當多的地區是軍管，或者軍隊干部三結合參加地方工作，又不脫離軍隊的職務，勢必帶來軍政合一的傾向，歷代的教訓都證明這種現象時間長了效果不好。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年間，馬周曾向他提出“刺史多武夫勛臣”的問題，明朱元璋洪武年間，也有人提出武官兼任地方官的現象不好。其實這個問題曹操就提出過，在建安八年（公元二〇三年）發布過《論吏士行能令》，令的開首便講：“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臣郡國之選。”也就是武官只管軍隊，地方則由文官治理，在地方上實行文武分治。這個傳統在中國由來已久，故鄧小平復職以后的第一件事是整頓軍隊，整頓軍隊的干部作風，當時軍隊干部的作風不正，不僅敗壞軍隊，而且敗壞地方，這也許是毛澤東要大家重讀《封建論》的另一番用意吧！

攻擊秦始皇為暴君的另一罪行便是焚書坑儒，這也許是引起一些不滿現實的知識分子們對秦始皇切齒痛恨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細究當時的歷史事實，并非如后人所言是秦始皇滅絕文化那樣的暴行。章太炎的《秦獻記》講的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事，這件事發生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起因是博士齊人淳于越建議恢復分封制，就這件事秦始皇讓朝廷商議，李斯認為淳于越是“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于是他建議：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這條建議，“制曰：可。”問題是李斯這條建議是否能完全徹底地付諸實施，恐怕是一個問題。章太炎在《秦獻記》中說：“秦雖鉗語，燒《詩》、《書》，然自內外薦紳之士，與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無所懼，是豈無說哉？”那是講，秦國焚書的法令并沒有貫徹到底，縉紳之士都是抵制的，事實上《詩》《書》諸子都保留下來了，而且六藝相當一部分是口耳相傳，焚書是沒有辦法禁止的。故在秦二世時，“叔孫通以文學征，待詔博士，而陳勝之起，諸生三十余人得引《公羊》‘人臣無將’以對。”章太炎是以此為據說明秦始皇時，已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些政策法令，并不可能一竿子到底。所以章太炎還說：“諸子與百家語，名實一也，不焚諸子，其所議者何？諸子所以完具者，其書多空言，不載行事，又其時語易曉，而口耳相傳者眾，自三十四年焚書，訖于張楚之興，首尾五年，記誦未衰，故箸帛為具。”他這些話說明焚書令并未得到真正貫徹執行，后人夸大了焚書令的效果。其實如紅衛兵破四舊燒書的事一樣，是燒了一些私人藏書，但所燒亦有限，很快便被制止了。究竟是誰鼓動起紅衛兵破四舊這件事，亦還需要考證一下，只有弄清真相，才能作出合情合理的評價。

關于坑儒的問題，章太炎也作了說明，他說：“若其咸陽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盧生故，惡其誹謗，會諸生傳相告引，亦猶漢世黨錮之獄，興于一時，非其法令必以文學為戮，數公者，誠不以抵禁幸脫云。”《史記·秦始皇本紀》關于坑儒的記載也很具體，并非儒生皆坑，那是因為盧生誹謗而逃亡，“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陽。”并非全部坑儒，是因盧生案發，諸生之間相互告發舉報而牽涉到的四百六十人，所坑者術士居多，儒生并非坑的對象，別人不說，孔子的后人孔鮒曾任陳涉的博士，章太炎在《秦獻記》中為秦始皇說的這些話，不能說沒有事實根據吧！

《秦政記》講的是秦始皇用人的問題，他說：“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秦始負乙以斷天下，而子弟為庶人；所任將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宮之屬，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婦，筑臺懷清，然亦誅滅名族，不使并兼。”換一句話說，秦始皇不讓自己子弟及貴族子弟們世襲，用人是量才錄用。章太炎還說：“自法家論之，秦皇為有守。非獨刑罰依科也，用人亦然。韓非有之曰：‘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顯學篇》）”“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這個話還是對的，人才是靠實踐來培養，一個人的才能現在還無法靠血緣關系，靠遺傳基因而獲得，分封制是建立在血緣關系之上的世襲制度，那不可能出名相和猛將。當然秦始皇不是完人，也有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章太炎說：“如賈生之過秦，則可謂短識矣。秦皇微點，獨在起阿房及以童男女三千人資徐福。諸巫食言，乃坑術土，以說百姓。其佗無過。”毛澤東對秦始皇也是抱著一分為二的態度，他曾在不同場合指出過秦始皇的過失，然而在反擊別人借秦始皇攻擊他是暴君時，當然把重點放在秦始皇對中國歷史巨大功績的這個側面。

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秦始皇》議論的重點也是在郡縣制與分封制的比較上，他是否定分封制肯定郡縣制的，故其云：“兩端爭勝而徒為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意思是難道這種制度沒有存在的理由而能維持垂二千年，而上下古今皆能安之，為什么？因為它是維護國家統一的根基所在。他也強調“郡縣之法，已在秦先”，不是秦始皇一個人拍一下腦袋，突發奇思妙想，而是事物自然發展的必然結果。在柳宗元那兒稱之為“勢”，即是事物發展演化的大趨勢，認為它最根本的優勢在于打破了分封制下的世襲制，其云：

“古者諸侯世國，而后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于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

從分封制到郡縣制，最根本的一條在地方行政官員的任命上打破了世襲制，為士農工商之間流通開辟了一條道路，這一點至今仍是很重要的，什么太子黨、裙帶風、關系網，實際上還是企圖維護世襲制的各種變相的形態，故重提一下這個問題還是有其現實意義的。

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讀一下毛在那個時候提出的四篇與秦始皇相關的文章，應該還是有一定現實意義的，這個意義往往隨時代的變化而賦予新的意義。

張汝倫先生在文章中還提出了顧炎武的《郡縣論》，及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對郡縣制的批評。顧炎武與王夫之處于同一時代，是從不同的視角來考察郡縣制，任何制度都是歷史形成的，都有其利弊得失，任何一種制度實施久了，因為人事的變化，會呈現出各種弊端，這也是自然的，問題是如何權衡其利弊得失之輕重緩急。顧炎武強調的是郡縣制下，權力過度集中于中央，對地方發展帶來的禍害。其在《日知錄》卷九《守令》條稱：

“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乃移于法，于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于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于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若不聞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于守令日輕，而胥吏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

顧炎武與王夫之是同時代的人，兩個人是從不同的視角來觀察這個問題，王夫之是從宏觀與全局的視角來考察，強調郡縣制之勢所難易，而顧炎武是從微觀的視角，從守令處境矛盾的視角來考察，同時也有見于明代地方州郡對清兵入關毫無抵抗能力，南宋末年文天祥也提出過類似的困境，這是其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這個設想的重要原因。其實這個設想朱元璋早就有了，他在《皇明祖訓》中講親藩體制，“大抵懲前代之失，欲兼用封建郡縣以相牽制。故親王與方鎮各掌兵，王不得與民事，官亦不得預王府事。”事實上明代的藩王制度也是失敗的，給明王朝添了不少麻煩，如“高煦之叛”和“寘鐇之叛”都是藩王起兵作亂，明神宗末年，福王之藩耗費了國家那么多財力，到明末南方的諸藩王并不能改變明朝最終覆滅的命運。顧炎武說明地方官員的困境，也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實際上地方官員在執行中央政令過程中，亦還有變數，拿不到臺面上的東西，否則哪來那么多貪官污吏啊！張汝倫極力推重顧炎武的“寓封建于郡縣”，甚至提出以“復古為解放”的模式，變相地恢復分封制。此路恐怕不通，這種設想的背后，無非是照西方的直選制、聯邦制，或者民國年間的連省自治，這正是目前一切反華勢力所希望的，唯其如此，藏獨、疆獨、臺獨才有機可乘，中國才能重現分裂割據的局面。這幾年較早提出在中國實現聯邦制的不是別人，是臺灣的李登輝，他主張把中國分解為七大塊的聯邦制，這是日本反華勢力借李登輝之嘴說出的一個異想天開的分裂中國的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一個地域都是屬于全體中國人民的，上海不僅是上海人民的上海，更是全國人民的上海，對西藏、新疆而言也是如此，那里不僅是西藏人民的西藏、新疆人民的新疆，更是全國人民的西藏和新疆，任何地域不能任意地決定本地域的事務。一九三一年，東北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人侵占東北三省，我們不會認為這是東北三省的事，這是全國人民被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起來反抗侵略的不僅是東北人民，而是全中國人民。故考察地方的問題還得有一個全局的觀念。從全國的根本利益來考察地方的利益，還是毛澤東在《十大關系》中講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時，強調要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方面的積極性。集權與分權，無非是中央與地方權力如何分割的問題，這中間有一個度，地方服從中央，局部服從全局，這是一個大局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絲毫的動搖。近三十年來，中央對地方是放權多、集權少，所以才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用足政策”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實際上是分散主義的表現，有一些政令貫徹不到底，往往是受地方利益的牽制，難免有人會說“政令不出中南海”，如房價偏高，房地產政策的宏觀調控變空調，遲遲難以落實，恐怕是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在作祟，土地財政便是官商勾結的產物，大量土地閑置也是官商結合的產物，既要治商，更要治官，而且應從嚴治官。中央的政令，從決策的實施過程，實施部門與地方，具體操作的人員往往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一項良好決策，在實施全過程往往收到的不是原來設想的效果，問題不完全是在政令，及發布這些政令的動機上，而是實施這些政令導致各個部門及地方相關人員對自身特殊利益的考量上，變著法兒使政令的原意根本無法實現，而且帶來一系列新的問題和矛盾，問題出在哪里？出在具體執行這些政令的部門和地方行政機構的相關人員。出在具體相關的負責人和操作者只追求局部或者他個人的利、不講義，這個義就是政治。政治是講道義講大局的，然而過去追究責任時，往往簡單歸結在出令者，這不公平，也不可能弄清真相，應逐級追查問題出在哪里，才能解決問題。說到底還是孟子講過的義與利的關系，要把義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利放在第一位。所謂義，就是把大局和全局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個思想必須貫徹到方方面面。如果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長期處于上下交爭利的狀況，那么這樣的問題，二千年前的孟子早就給梁惠王發出過警告，那就是“國危矣”。共產黨在重大經濟問題上，不講政治行嗎？近日，杜光又在《炎黃春秋》上鼓吹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勾掉社會主義四個字的經濟市場化，鼓吹現代經濟自由主義和全盤私有化。首先市場不是萬能的，人逐利的本能，不加以控制，結果是叢林法則到處占統治地位。最近這兩年，美國的金融危機不就是一個鮮活的證明嗎？真正“逢君之惡”的是自由主義者，那個君不是別人，是華爾街那些金融巨鱷、是新自由主義在思想理論上為他們鳴鑼開道的。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利益驅動，而利益驅動的往往是人們的貪欲，怎能放縱不加管束呢？再加上通過全盤私有化，再一次瓜分國有資產，瓦解公有制，把過去偷偷摸摸地瓜分國有資產、公有經濟的種種罪惡行徑，使之合法化、公開化。這正是華盛頓共識的中心，更有俄羅斯葉利欽搞的私有化前車之鑒。那么杜光經濟改革的模式，究竟要把中國社會引向何方，不正是不言自明了嗎？杜先生在文末署作者的單位和身份是中央黨校的教授，我不知道他是那個黨校的教授？至少不會是中共中央黨校的教授，至于是美國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黨校的教授則就不得而知了。杜先生文章的觀點中還有許多問題，恕我不在這里多說了，我將另文作答。

張汝倫先生還只是一個中年的學者，是搞近現代外國哲學的，轉而談中國哲學，論中國歷史上的分封與郡縣之爭，也許對中國歷史的情況還不熟悉，有些出格也難怪。中國有一句老話，不知者無罪嘛！要管理好中國這么一個大國，做怎么一個大國的學者，不懂一點中國的歷史，看來是不行的。我想張先生不過五十出頭罷了，往后的生涯還長著呢！所以只要今后好好學習就是了，學問這個東西需要長時間的積疊，不能太急功近利，對于中國歷史則尤其如此。這對我自己而言，也是如此。要學而不厭，問而不倦，有一點失誤不要氣餒，繼續努力吧。中國歷史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寶庫，有許多事不必舍近而求遠，外來的和尚念的未必都是真經，在洋人面前不要做京劇《法門寺》中那個賈桂。做一個有尊嚴的中國人，應挺直自己的腰板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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