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節說毛澤東

作者：劉仰

    前幾天去了一趟韶山，今逢國慶節，不由得想說說毛澤東。毛澤東去世已經30多年，對于他的評價，三十多年來眾說紛紜。客觀地說，認識和解讀中國近代史，不可能繞過毛澤東。對于毛澤東的評價，有不同的觀點意見也很正常，不同的人總是會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來解讀毛澤東，因而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得出符合自己意愿的結論。要想統一對毛澤東的評價，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認為，這一眾說紛紜的狀況將會在世界范圍內持續較長時間。
   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共同創建了新中國，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澤東在這一歷史事件中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是不可抹殺的。對于當今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我們至今依然受惠于此。然而，毛澤東并非完人，在他的一生中，也有失誤的地方。近年來，毛澤東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是一個經常被提起的話題，尤其是對于“反右”，至今還有很多人耿耿于懷，但也有人認為“反右”沒錯。這個話題很大，我只簡單地說點我的理解。
    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為中國打下一片新江山，這是不可否認的。在“打江山”的過程中，雖說也有知識分子的作用，但是，“打江山”主要靠軍事將領，即便有知識分子參與其中，“打江山”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獲得軍事斗爭的勝利。因而，在“打江山”過程中形成的精英隊伍，大多都以軍事才能見長，勇猛和忠誠是主要特征，對于文化和知識的要求不是很高。然而，“打江山”過程中造就的精英隊伍，在“坐江山”時，他們的才能就表現出了欠缺。因此，新中國建立后，建設和管理一個國家，原先軍事精英的才能就顯示出不足，不得不需要更多的知識分子。
    毛澤東本人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但是，對于毛澤東身上知識分子的特征不能用西方關于知識分子的理論來評價。在毛澤東身上，有著較為鮮明的中國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特征，這些特征與毛澤東從少年、青年時代接受的教育有關，也與他一生中堅持學習有關。毛澤東的家鄉離曾國藩的家鄉不遠，毛澤東的母親就是曾國藩老家那里的人，因此，毛澤東小時候應該受到過曾國藩的影響。毛澤東23歲至26歲時，曾經寓居岳麓書院，在那里旁聽和讀書。岳麓書院誕生過曾國藩、左宗棠等一大批湘軍首領，力挽狂瀾地改變了晚清的歷史。毛澤東的岳父楊昌濟曾經是岳麓書院的教師，因此，毛澤東較多地受到岳麓書院的影響。在創建江西蘇區時期，毛澤東為紅軍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與曾國藩為湘軍制定的“愛民歌”很像；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為抗大的題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也與岳麓書院有密切的關系；毛澤東為中央黨校所題“實事求是”，并將其作為中央黨校的校訓，這四個字源自于漢朝，很早就式懸掛于岳麓書院；而岳麓書院從北宋初年起，就是儒家文化一個重要發源地。成年以后的毛澤東長期堅持讀書，并且大量閱讀中國古籍，因此，毛澤東身上有著明顯的儒家知識分子的傳統特征。對此，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說毛澤東是一個儒生，并沒有說錯，但是不夠準確。毛澤東不是被狹隘理解的儒家知識分子。
    毛澤東同樣是受五四影響的一代新知識分子，他欣賞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重視體育和強健體魄，也閱讀很多西方著作，晚年還堅持學英語，因此，毛澤東同樣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這個現象實際上反駁了關于“儒家知識分子一貫保守”的觀點。晚清洋務運動的重要領導者，除了曾國藩、左宗棠等出身于岳麓書院的儒家知識分子外，李鴻章、張之洞、嚴復、郭嵩燾，包括更早的林則徐、魏源等人都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有開放的胸懷。辜鴻銘早年完全受西方教育，成為張之洞的幕僚后，在加入到洋務運動的同時，并不影響他最終折服于中國傳統文化。因此，儒家知識分子同樣具有開放意識，并不是封閉保守的。這一點也反映在在毛澤東身上。作為知識分子，毛澤東還有一個重要特征。毛澤東并不是科班出身，既非傳統科班，也非西方科班，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學習和總結，這使得毛澤東將東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結合得非常緊密，而非只是從書本出發的書呆子。有人說正是因為毛澤東沒有科班的身份，因而對科班出身的知識分子有偏見或仇視，這種說法很標準地屬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毛澤東的上述特征，使得他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幾十年間，能夠吸取東西方文化的精華，聯系中國實際，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決策，并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決策。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能夠獲得廣泛的民心以及廣大知識分子的擁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結合中國現實、靈活運用東西方文化的成果的必然。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與知識分子的融洽關系并不是一種表面姿態，而是真誠的。新中國成立后，跟著毛澤東打天下的軍事人才并不完全適應建設國家、管理國家的需要，因此，毛澤東需要大批知識分子參與國家的管理。但是，毛澤東遇到了一個深刻的問題。
    這個深刻問題的本質在于，中國傳統文化對于知識分子的要求和定位，與西方文化是很不相同的。中國傳統文化明確要求知識分子直接介入國家的管理，而且要求知識分子以一種“天下為公”、“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承擔起“天下”的責任。但是，西方文化對于知識分子的要求更多是在政府之外批評、監督政府。造成這兩種知識分子觀念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傳統政治要求政府就是獨立、公正的，而西方政治下的政府往往是利益集團組成的政府，獨立、公正的知識分子只能在政府之外保持一個批評、監督的姿態。西方政治以及關于知識分子的理論嚴重影響了五四以后大批中國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缺乏與中國現實結合的狀況下，很多人都生搬西方理論，理論脫離實際，對中國當時的政治現實輕率地做出批評，無法像毛澤東希望的那樣，從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承擔起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
    于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面臨一個很不理想的局面：依靠打天下的軍事精英來管理國家，他們的文化水平顯示出不足；依靠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現代知識分子來管理國家，他們的政治理念又往往脫離中國現實，除了紙上談兵外，還像西方知識分子那樣，自己不做具體事務，卻對具體干事的人指指點點、評頭論足。由于在建國初期的歷史條件下，具體干事的人的確有很多是來自打天下時期的軍事人才，貫徹執行有余，專業知識不足，使得知識分子更有了批評的理由。然而，這些知識分子在西化思潮的嚴重影響下，為了批評而批評，批評之后也沒有多少有實際價值的辦法，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毛澤東才提出要改造知識分子，要理論聯系實際，要避免本本主義。直到今天，我們依然應該承認，毛澤東當年對知識分子的要求并沒有錯，在具體手段上有所偏差，但是，他的出發點是值得肯定的。
    將一個農業中國盡快建設成為工業化的現代國家，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重任。在這樣一個重大歷史變革期間，新一代的知識分子究竟應該具有怎樣的精神理念和制度實踐，對于決策層和知識分子自身來說，都是一個新問題。毛澤東對此有清晰的認識，卻沒有及時形成造就合格知識分子的有效辦法，在具體手段上有點操之過急。對于教育體系和知識分子群體來說，由于受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大批年輕知識分子遠離了中國傳統，也遠離了中國現實，在中國傳統與外來文化之間，出現嚴重的傾斜和偏廢，從而并不能使他們的書本知識有效地符合中國現實的需要。因此，打天下的“大老粗”能力不足，被寄予希望“坐天下”的知識分子同樣是跛足、頭重腳輕，毛澤東不得不在這兩者之間嘗試著尋找平衡和突破。例如，讓“大老粗”們學文化，讓知識分子參加體力勞動，都是試圖在兩者之間尋找合適的結合點。
    要真正造就一大批符合中國現實需要的現代知識分子，關鍵在于教育，而教育并不是短時期就能收獲成果的。更為重要的是，在追求現代化這一大背景下，教育應該是什么樣的理念、制度、內容？中國傳統的教育理念是否依然有合理之處？西方教育是否可以照搬？在前無古人的條件下，只能是不斷地嘗試。毛澤東年輕時比較過中國傳統書院教育與西方學校教育的優劣，晚年也對中國的現代化教育提出過批評，對于毛澤東來說，這些都是連貫的。傳統教育有它的優缺點，西方教育同樣也有利弊，毛澤東主張對于傳統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觀念沒有錯，具體甄別和手段上并不完善，這也情有可原。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知識分子受了一點委屈，便從個人出發，從狹隘地否定毛澤東的具體做法開始變成全盤否定毛澤東，卻不愿理性客觀地看待毛澤東真正的出發點：傳統與現代的結合，開放與堅持的共存，兩者缺一不可，任何偏廢都不可取。不管世界如何變化，知識分子真正的立足點必須是中國現實，從現實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依然可以作為對當今知識分子的要求。罔顧現實，照搬書本和理論，往往會遭遇現實的反抗。此類教訓，在當今中國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過程中，已經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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