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始元交鋒（引言）  

 
    歷史是偶然事件和必然事件相互作用的集合。

    有時，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一個微小事件，會在后來的人類歷史進程中產生持久而強烈的影響，它和混沌理論中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相類。事實上，當我們將人類社會看作一個復雜巨系統的時候，這種“歷史的蝴蝶效應”的存在就成為必然。

    在過去五千年里，沒有一個事件像公元前81年西漢政府召集的鹽鐵會議一樣對人類歷史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它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一場宮庭斗爭，它改變了中華文明的顏色；它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中國，它催生了目前仍占西方主導地位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今天，世界范圍內的左、右政治之爭中，我們看到了太多鹽鐵會議上引起激烈爭論的議題——讀史明智，我們悟到了許多困擾現代人問題的癥結所在。

    站在二十一世紀的曙光中，讓我們一起回顧兩千多年前的這次會議！目的在于返本開新，為人類尋找可替代道路，正在建筑的新文明提供有益的，甚至是核心的思想資源。

               歷史永遠定格于公元前81年

    公元前81年，西漢昭帝劉弗陵始元六年，讓歷史永遠定格于此。

    農歷二月一天的大早，世界上最大城市長安（比當時的羅馬城大3倍），天氣還很冷。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他們各自的屬員丞相史和御史，還有去年剛剛選舉出來的60余位賢良、文學匆匆趕往大漢王庭，參加13歲的漢昭帝下詔召集的經濟會議，議題是討論是否結束鹽、鐵、酒類由國家專賣給事宜。班固《漢書· 昭帝紀》記載說：“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

    沒想到，一場經濟會議很快跑了題，在一次次激烈漫長的討論中，議題延伸到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經濟到政治、從法律到外交，從歷史觀到生活方式……

    大約十年后，漢宣帝時的廬江太守丞桓寬根據會議資料及參加此次會議的同鄉好友朱子伯的追述，這位研習《公羊春秋》的儒者出于“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語出《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的宏愿，推衍增廣，整理出了洋洋數萬言的《鹽鐵論》，使我們有幸如臨其境地了解這場會議的真相。后世又稱《鹽鐵論》為《貞山子》或《桓寬鹽鐵論》。

    桓寬，生平不詳，據《漢書》所記，他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博通典籍，善于文章，平生研習《公羊春秋》，與同鄉朱子伯交游深厚，后被薦為郎官。漢宣帝時，官至廬江太守丞。

    或許桓寬本人也沒有想到他鑄就了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從此以后，中國以道家為內術，法家為外術的原生文明形態逐步落下了帷幕，儒家主導的政治經濟思想逐步壟斷中國人的全部生活。《鹽鐵論》的每一章節都顯示出兩種治世理念的針鋒相對：在“分水嶺”的一邊，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官方法家思想力量集團，另一邊，是正在興起的民間儒生思想力量集團。難怪東漢王充稱本書是“兩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語出《論衡·案書篇》）。

    公元前81年的時候，沒有人相信那些儒生會成為中國政治的主導力量。儒生們反對鹽鐵專賣，但鹽鐵會議之后鹽鐵官營的政策并沒有絲毫改變，只是五個月后才有限度地取消了酒類專賣，撤銷了主管酒類專賣的官員，改為實行價格控制，限酒價每升四錢

    鹽鐵會議上儒生的所有主張幾乎都沒有成為現實政策，這時他們還只是一只只漂亮的蝴蝶，在以法家治國的大漢王庭中拍了幾下翅膀，但后來的歷史證明，他們的確掀起了一場席卷世界歷史的急風驟雨！

    那么鹽鐵會議是如何實現“歷史的蝴蝶效應”的呢？我們首先需要考察一下鹽鐵會議召開的歷史背景。

               鹽鐵會議的緣起

    六年前，公元前87年武帝駕崩。

    一代天嬌漢武大帝南征北戰，開疆拓土。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戰后，匈奴從此無力大舉南下，出現了“匈奴遠遁，漠北無王庭”《漢書·匈奴傳》的局面。至少在表面上，外部的威脅基本上消失了，這在現實層面增加了儒者奢談以德治國的可能性。因為從孔子到孟子，再到漢初諸儒，在外部強大的威脅之下，他們的主張顯得過于迂腐。

    這不是說，匈奴的威脅已經不存在，機動性強的匈奴人寇邊之事仍時有發生。漢昭帝即位的第一年冬天，匈奴就入侵朔方郡，殺戮吏民，掠奪財物。漢朝廷不得不發兵進駐西河郡，并命左將軍上官桀巡查北部邊疆。據《漢書·昭帝紀》載：“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從漢朝內部看，當時儒生盡管還沒有深入文官隊伍，但其社會影響力已經極為強大，如董仲舒的思想成為一時顯學——通過私學教育手段影響社會進而影響政治軸心，是儒家最后實現獨尊地位的歷史路徑。

    在鹽鐵會議上，主要代表儒家思想的賢良文學顯然深受董仲舒這位一代儒宗的影響。王利器先生在《鹽鐵論譯注》序中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寫道：

參加這次會議的60 多個賢良、文學，他們都是“祖述仲尼”的儒生，除了心不離周公，口不離孔、孟之外，還宣揚當時“推明孔氏”的董仲舒的學術思想。董仲舒是向漢武帝建議要“鹽、鐵皆歸于民”的始作俑者。他攻擊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他在對策時，宣揚“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儒家說教，反對“與民爭利”，認為“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但他的所謂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指的豪門貴族和富商大賈。本書《禁耕篇》所謂：“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復古篇》所謂：“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海為鹽。”正好是董仲舒的“為民請命”這一觀點的注腳。鹽鐵會議一開場，賢良、文學、即主張：“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愿罷鹽、鐵、酒榷、均輸。”參加這次會議的那個賢良魏相，得官之后，還一貫地“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董仲舒等所奏，請施行之。”

    不僅民間儒家思想盛行，漢昭帝本人似乎已不再重視黃老，從一年前（公元前82年）他在下令察舉鹽鐵會議上這60 多個賢良、文學的詔書中我們看到，這位少年天子所列舉的自己所讀之書，都是儒家經典，包括《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無一西漢初年流行的黃老法家作品。《漢書·昭帝紀》收錄了這一詔書：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誦《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公元前81年，從上到下，儒家思想已經侵入整個社會機體。當外部條件適合的時候，這一思潮終將以某種形式爆發出來——鹽鐵會議的召開變成儒家思想爆發的導火索，點燃它的是當時手握朝庭權柄的霍光。

     鹽鐵會議的始作俑者霍光

    參加鹽鐵會議的權臣有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但幕后的始作俑者卻是當朝的主政大臣霍光。

    霍光，（?～公元前68年），字子孟，霍去病的異母兄弟。正是年輕有為的一代名將霍去病將霍光帶入了宮庭。他沒文化、沒功績，只有忠誠。靠小心謹慎得以在權力的中心步步高升，最后竟成為漢武帝的五位托孤大臣之一（當時昭帝年僅八歲），其他幾位分別是車騎將軍金日磾（音dī），左將軍上官桀，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

    這些人中，丞相車千秋是個明哲保身的專家，同霍光一樣，沒有什么才能，連匈奴人都稱他“妄一男子”。昭帝即位后，他每每討論政事總是一言不發，將權力讓給霍光，霍光也樂此不疲，投挑報李，總是尋機嘉獎他。《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載：“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

    在關系國家政治方向的鹽鐵會議上，車千秋照樣幾乎一言不發，結果鹽鐵會議成為桑弘羊同儒生集團的單打獨斗。連《鹽鐵論》的作者桓寬都指責說：“車千秋丞相處于周公、呂望的地位，在會議中像車軸一樣處在中間，閉口不言，保全自身，他呀！他呀！”（《鹽鐵論·雜論第六十》原文：車丞相即周、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彼哉！彼哉！）

    車騎將軍金日磾在昭帝上臺后不久（公元前86年）就死了。鹽鐵會議會第二年，左將軍上官桀與御史大夫桑弘羊在宮庭斗爭中一起被誅殺，最后霍光得以獨攬大權。

    據《漢書》，最早向霍光提出召開鹽鐵會議的是霍光親信的屬吏杜延年。杜延年出生于法律世家，卻不贊成重其輕者的刑事政策，他的兩個哥及其父杜周辦案以嚴聞名，其獨寬厚。杜延年主張召末鹽鐵會議的理由是漢武帝年間戰爭費用太高，要回歸漢初的政治，所謂“孝文明政”，這顯然是個幌子，因為鹽鐵會議上的民間力量沒有一個治黃老法家的學者，倒是請來一大批儒生。《漢書·杜周傳》載：

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后，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明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

    此后，漢代儒生常常通過抬高文帝的辦法貶低武帝的法家治國政策。問題是漢文帝施行的是黃老法家治國思想，而不是儒家治國，二者有天壤之別。鹽鐵會議召開的真實目的是以儒家治國理念代替法家治國理念，桓寬干脆說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語出《鹽鐵論?雜論第六十》）。

                    鹽鐵會議“歷史的蝴蝶效應”

    細心的學者早就發現，鹽鐵會議的影響在漢代就顯示了出來。不僅僅是有限度的開放酒類專賣這一項。比如，鹽鐵會議上遭儒生猛烈抨擊的均輸制度，此后很少有人提及，元帝時罷除被儒者反對的鹽鐵官和常平倉。均輸之制到西漢末年已漸廢弛，東漢初年正式省罷。鹽鐵會議召開160多年后，章帝元和年間（公元84～86)尚書張林建議恢復，因遭到自己的副手（尚書仆射）、“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語出《后漢書·朱樂何列傳》）的朱暉的堅決反對而未能施行。 朱暉反對的理由仍是重復儒家傳統的不與民爭利的放任主義經濟理論。整個事件中，儒生以宗教般的道德狂熱反對政府調控國家經濟，儒家“道德正確”與士族現實利益完美結合，使均輸（平準）政策的恢復成為泡影。《后漢書·朱樂何列傳》詳載此事說：

當時谷子很貴，官府日常用度不足，朝遷對此很擔擾。尚書張林向皇帝提出：“谷子所以貴，是因為錢賤的緣故，可以將錢全部封存，一律采取布帛作為租賦，用來統一天下的財用。鹽是必須食用的東西，雖貴人們卻不得不買，官府可以自己出售。另外應利用交趾、益州上計吏之往來，買賣珍寶，收取他們的稅利，這就是武帝時的均輸制度。”于是皇帝詔令諸位尚書共同商議。朱暉上奏說依據張林的主張是無法實施的，因此事情便放在一邊不提。后來又有匯報工作的人重新提起張林的奏議，認為這對國家有利。皇帝也表示同意，下詔實行。朱暉又單獨上奏說：“按照先王禮制，天子不說有無，諸侯不說多少，享受俸祿食邑之家不同百姓爭奪利益。如今均輸之法同販賣沒有區別，鹽的利益歸官府，那么下邊的百姓就會貧窮怨恨，用布絲綢作為租賦，那么吏就會邪惡偷盜，實在不是圣明之主所應當施行的。”章帝聽罷大怒，不僅對朱暉，就連尚書臺的其他官員們全進行了嚴厲的斥責。于是朱暉等人全都自投監獄等待問罪。三天后，章帝又下詔將他們釋放，并說：“我樂于聽反對的意見，老先生并沒有罪，只是詔書的斥責過分罷了，你們為什么要自投監獄！”朱暉于是自稱病重，不肯再在奏議上署名。尚書令以下官員十分驚慌恐懼，對朱暉說：“如今正面臨譴責，怎么可以稱病，此禍不小！”朱暉說：“我年近八十，而蒙受皇恩，能夠參與尚書機密，應當以死相報。如果我心知事不可行，卻順從旨意附合，那就違背了做臣子的大義！如今我耳不聽，眼不見，伏身等待誅殺。”便閉口不再說話。尚書們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一同上書彈劾朱暉。章帝怒氣已平，便將此事擱置。（原文：是時谷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谷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于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后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于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祿食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系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發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系？” 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 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寑其事。）

    儒家主張的放任的、小農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影響社會階層平衡的兼并之徒興起。西漢成、哀年間已經出現了羅裒 （音póu）這樣 往來京師、巴蜀間，“訾至巨萬”的大鹽商。至東漢，儒學士族門閥集團崛起，儒生對社會政治經濟資源的壟斷成為一種常態，并延續達兩千年之久。

    如果說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這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鼻祖，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直接受到鹽鐵會議的影響，可能大多數人會以為是天方夜譚，但從馬克思到熊彼特，世界上卻很少有人能夠否定，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來自法國重農學派，而重農學派則直接受到了儒家經濟思想的影響。熊彼特在其名著《經濟分析史》中這樣寫道：“不管怎樣，就魁奈關于經濟過程的觀點與他的政策意見而論，十丸世紀自由主義的全部理論武器實際上當然都可以追溯到他那里。”

    在十八世紀歐洲知識界，中國在他們心中的地位一如今天美國在許多中國學者心中的地位。在這種歷史氛圍中，西方文明受中國的影響當是自然而然的。

    1746年斯密陪巴克勒公爵到法國旅行時就結識了重農學派的核心人物杜爾哥和魁奈，亞當·斯密的傳世名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實際上是仿效杜爾哥的著作《關于財富的形式和分配的考察》而作；他本想將《國富論》獻給魁奈，可惜該書出版時，魁奈已去世。

    十八世紀法國重農主義代表人物魁奈受中國儒家經濟思想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他專門寫了《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一書，將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看作榜樣。1946年，美國的Lewis Maverick教授在該書的英譯本緒論中談到自己的研究路徑時這樣寫道：“我在閱讀中國古代哲學家孟子的著作時，發現他的論述與18世紀法國重農學派的論述非常相似。于是我萌發了一個想法，決心去探索中國人通過哪些途徑影響了這些法國人。”（弗朗斯瓦·魁奈，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談敏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英譯本緒論，第1頁）

    事實上，19世紀末就有人注意到重農學派和中國文化之間的關系，1896年，亨利·希格斯以鄙視的態度，在他的《重農學派》一書中提到重農學派受到中國“特別強烈的影響”。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熱潮在二十世紀才真正開始。Lewis Maverick教授1938年發表在美國《經濟學史》雜志上的一篇論文中明確指出：在20世紀經濟學家從法國重農學派那里繼承的遺產中，仍保留有來自東方的沉淀物；因些，西方經濟學家不應把研究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思想看作是與西方文明毫不相干的外來物，而應認識到它們對于西方思想的發展作出了直接貢獻。（弗朗斯瓦·魁奈，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談敏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中譯本序言，第4~5頁）

    從孔子孟子，到董仲舒及鹽鐵會議時代的儒家，從儒化的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到法國重農學派，再到英國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最終形成，鹽鐵會議這只蝴蝶的影響所及至當代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貫穿其中的思想脈絡清楚可見：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

    在中國，它支撐起了龐大而保守的儒家文官集團——他們常通過抑商手段阻止資本（商業）集團壟斷政權。

    在西方，它為資產階級壟斷世俗權利鋪平了道路——他們通過公務員制度將文官集團排斥在權力中樞之外。

    從東方到西方，從經濟到政治，人類歷史是怎樣的奇妙啊！兩千多年前一小撮儒生反對鹽鐵專賣，今天新古典經濟學在世界范圍內洶涌澎湃，歷史似乎顯得過于久遠，又過于新近……

    ——本書以桓寬《鹽鐵論》原書章節為順序，跨越兩千年的時空，為您展現鹽鐵會議深遠的世界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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