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蓮洞會講序

                               陳寒鳴

明代中晚期有心學思潮興起，這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而心學思潮的興起與講學運動密不可分。陽明及其后學正是藉講學而使心學思想風靡一時，聳動朝野的。并且，心學作為一種思想運動與當時社會基層-----鄉村自發產生的教化運動相結合，遂使陽明心學的良知理念迅速滲透到社會下層，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儒學亦得以世俗化、平民化。《明史》卷載二三一：“正嘉之際，王守仁聚徒于軍旅之中，徐階講學于端揆之日，流風所被，傾動朝野。于是，縉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于遠近。”沈德符亦云：

     嘉靖末年，徐華亭（階）以首揆為主盟，一時趨鶩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撫臺在鎮，必立書院，以鳩集生徒，冀當路見知。……于是，三吳閑竟呼書院為中丞行臺矣。^（1）

陽明本就十分重視講學，其弟子在乃師歿后多熱衷講學，傳揚心學。如《明儒學案·南中王門一》說：“陽明歿后，（錢）緒山、（王）龍溪所在講學，于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屋可封矣。”緒山、龍溪被視為陽明嫡傳，他們為藉推揚師說不遺余力，尤其是龍溪，“終先生之身，無一日不講學、不會友，反復淳切，感孚鼓舞，期于必信而后已。而凡嫌似之跡，或冒而居之不辭。故語講會之所，則有水西、洪都、白鹿、懷玉、南都、滁陽、宛陵，幾遍江南之地。而會之人，皆當時同志，幾盡一世之英。”^（2）“所至接引無倦色，故自西都及吳楚閩粵，皆有講會，江浙為尤盛。會常數百人，公為宗盟。公年八十猶不廢出游。”^（3）王學學者的講學活動不僅在各地廣泛展開，而且更盛行于兩京。嘉靖十一年（1532年），“自師沒，桂萼在朝，薛侃等既遭罪遣，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修歐陽德、程文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謚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于時黃綰以進表入，洪、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惟賢、傅頤等四十余人，均定日會之期，聚于慶壽山房。”^（4）十二年癸巳，“歐陽德、季本、許相卿、何廷仁、劉旸、黃弘綱嗣講東南，洪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類萃群趨，或講于城南諸剎，或講于國子、雞鳴，倡和相稽、疑辨相繹，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5）

生逢其時的江右陽明后學羅洪先（1504-----1564年），字達夫，號念庵，江西吉水人。他嘗自稱與聶豹（雙江）“如一手足”^（6），并表示自己與雙江的思想“不謀而諾”^（7），故而后人將羅、聶二氏相提并論，以為同屬于王門“歸寂派”。關于他的儒學思想要旨及其基本特征，高攀龍說：“其學大要以收攝保聚為主，而及其至也，蓋見夫離寂之感非真感，離寂之寂非真寂，已合寂感而一之。”^（8）徐階則謂：“其為教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告之人曰：‘能靜寂然，然后見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后能主靜而歸寂。’”^（9）羅洪先熱衷于講學。他不僅積極參加一些重大的講學活動，而且還是講學活動的組織者，如嘉靖十二年（1533年），他憂病歸里，與友人周欽之等舉“玉虛之會”，“以”求夾持之益，諸友講聚，省悟奮發”^（10）；十八年，他起復赴京赴中，與王龍溪等相會于南京，復游揚州、赴安豐，與王心齋、戚南山、徐波石、林東坡等聚會講學達兩月余，并撰《冬游記》以記其事；二十一年，與鄒東廓、聶雙江在江西吉安府共舉“九邑大會”，又與歐陽南野、鄒東廓等舉行“青原會”；如此等等。他發起組織的“石蓮洞講會”頗為有名。石蓮洞本是羅洪先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月所辟靜修之所，《念庵羅先生全集》卷五《夏游記》謂：“余歸田之六年，得石蓮洞于敞廬之北。”據明萬歷十三年刻本《吉安府志》卷十二《山川志》載：“石蓮洞舊名石屋，在縣西北九十里，同水鄉禪居寺前。磐石屹立，平地可三四丈，中空如室。有羅洪先獨坐詩。”石蓮洞不僅是羅洪先個人靜修之地，而且也是他接待學者，與同志相互切磋、講論學問的場所，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冬，胡廬山隨王有訓訪洪先于石蓮洞，“居月余，時聞其歸寂旨，不甚契，而日炙其精神，日履衷有感發，乃北面稟受焉”^（11）。三十七年（1558年）春，萬楓潭赴石蓮洞訪洪先，“留洞中論學半月而歸”^（12）。四十二年（1563年），鄧豁渠往江西訪洪先于石蓮洞。所以，“石蓮洞講會”雖不像江西的青原會、九邑會及北京的靈濟宮大會那么著名，但在晚明王學講學活動中亦有其一席之地。

在羅洪先的講學活動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王龍溪赴松原，訪羅洪先，“共訂所學”^（13）。該會可稱為“青原會”。洪先在這次與龍溪的最后會晤過程中，評其惟老莊之學為是而不復以孔孟之教為事，謂：“今三十年（指1562年），君益自信以為無所事為學于孔孟之教，不啻若浼已者，而惟老莊之是握。然則君之誨三子，豈可量哉？”^（14）由此可見他與王龍溪之學的嚴重分歧。此次松原之晤，目的是為校訂《陽明年譜》，故其在王學傳承史上亦有重要意義。

   王陽明曾指出：“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上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如此，則知孔門之學矣。”^（15）他所提倡的講學并非只是傳授書本知識，而更是一種切身的求道實踐（“體道之功”）。中晚明積極從事講學活動的心學學者們多承陽明此一精神，如王畿詮釋師說謂：“曰‘講學有二：有以口耳者，有以身心者。’入耳出口，游談無根，所謂口說也；行著習察，求以自得，所謂躬行也。”^（16）強調“講以身心”必須與“講以口耳”區別開來。羅洪先當然也是傳承了這種講學精神的思想家。他雖然沒有像何心隱、李贄那樣為捍衛自由講學和自由思想而犧牲，但也為講學付出了一定的政治代價。嘉靖十九年冬，帝稱疾不視朝，羅洪先和唐荊川、趙浚谷聯合上疏，請皇太子來年登朝，受群臣朝賀，帝怒曰：“是料朕必不起！”由是忤旨而被黜為民^（17）。黃佐對此曾有極其尖刻的諷刺，說這是只知道講學，主張“覺悟”所致。

晚明王學講學運動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一些流弊，引起有識之士的擔憂，如《明史》卷二二《張岳傳》說張岳嘗“厘弊八事已，又陳時政，極言講學者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靡然成風”。據余繼登《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七記，嘉靖間，刑部右給事中張岳條陳時政，內一款言：

    今講學家以富貴功名為鼓舞人心之術，而聞風爭附者，則以富貴功名橫于胸中。銓衡一缺則翹首而垂誕，館局一開則熱中而濡足，司錢谷則慕秩署之清華，典刑名則思兵曹之喧赫，居臺諫則美卿貳之崇高，以為不通其說、不究其術則無以滿其欲而濟其私。于是剽竊浮詞，談虛論寂，相飾以智、相軌以勢，相尚以藝能、相邀以聲譽。初學之士靡然從之，一入蒲團，皆宛然有圣人面貌，且洋洋獨喜，自負曰：“營為會中人物矣！”臣不暇論其立心制行何如，試即與會之時，言語色笑，變態多端：或看喜怒于上官，定進止之秘訣；或騰毀譽于多口，發愛憎之神機；或間為堅白異同之談，各質己私，嘵嘵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言雄辯者參言其間，眾皆唯誰而莫敢發。豈天爵之論，以人爵而后定乎？……

熱衷講學的羅洪先對與講學活動伴隨而生的“賄賂公行”、“交際過情”等現象深致不滿，批評道：“弟子傳聞有一二事，則又頓足扼惋，長吁而隱痛矣。往年韶州之行，物議騰騰，豺谷之黜，藉以指瑕。涇縣之聚，郡守持以短縣令，縣令幾致削跡。其他瑣鎖，姑不條敘。諸公誠為己矣，何地不可托宿？必欲近城市、擾官府，力犯人言，果何益乎？……諸公專言格物，又言良知知是知非，獨不見此，何也？今風俗披靡，賄賂公行，廉恥道喪，交際過情，所賴數公樹立風教，隱然潛奪其氣，庶幾不言而信。”^（19）晚明顧允成有“今人講學”，“任是天崩地裂，他的不管”^（20）的批評。清初顧炎武等鑒于明社傾覆的教訓，反思心學末流及東林黨人大肆講學，至有“清談誤國”的憾嘆^（21）。但講學又自有其不可泯滅的價值意義，誠如李二曲所言：“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拔亂反治，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脈，宇宙之元氣，不可一日息焉者也，息則元氣索而生機漓矣。”^（22）故大體與顧炎武同時的顏元即已主張“講學”與“躬行”相結合^（23）。清末，康有為不同意顧炎武之痛罵講學，說：“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陸子曰‘學者一人抵當流俗不去’。故曾子謂以文會友、以友輔貧，朋友講習磨礪激發，不可寡矣。顧亭林鑒晚明講學之弊，乃曰‘今日之當讀書，不當講學’，于是后進沿流以講學為大戒。江藩謂：‘劉臺拱言義理而不講學，所以可取。’其悖謬如此。近世著書，獵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絕無所關。戴震死時乃曰：‘至此平日所讀之書，皆不能記，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段玉裁曰：‘今日氣節壞，政事蕪，皆由不講學之過。’此與王衍之悔清談無異。故國朝讀書之博，風俗之壞，亭林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與二三子剪除棘荊，變易陋習，昌言孔子講學之舊，若其求之方，為學之門當以次告也。”^（24）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思想文化界逐漸產生發展起“國學熱”，很多學者都在尋求著如何在深入研究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基礎上弘揚優良傳統，推進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偉大事業。江西師范大學教授鄭曉江兄借鑒文化人類學中田野調查的方法，將“考古”與思想史研究結合起來，深入鄉鎮田野，在古村古樹古廟古墓古道古書院等歷史八物生活、求學、婚娶乃至安息之地閱讀原典，直面先人，感悟往哲。他不僅以這種“從經典還原為人，從人還原為生活”的“思想考古”方法研治中國傳統，取得了豐碩成果，而且，他和他的同志們還為了接續儒家講會傳統，激發當下世人日益失落的求道熱情，并進而承繼和光大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自覺體認儒家講會精神，恢復傳統講會制度，舉辦講會活動。2006年3月，成功舉行了“鵝湖講會”，復由徐寄林博士主編出版《鵝湖會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2007年11月又有“石蓮洞講會”，今則將有關講稿等匯成一冊，擬付梓行世。我很認同曉江兄提倡的“思想考古”方法，以為這是深入古人精神生活、體認其內心世界，從而真正了解和認識中國傳統的有效途徑。對于曉江兄等恢復傳統講會制度并舉辦講會活動的用心，我亦深表贊同。我曾有幸應邀參加“石蓮洞講會”，從中獲得多重感悟。今因曉江兄之命，特撰此文，不敢稱“序”，謹供曉江兄及同道者參考。

［注釋］

（1）《萬歷野獲編》卷二十四《書院》。

（2）王宗沐：《龍溪王先生集舊序》，見《王龍溪文集》。

（3）徐階：《龍溪王先生傳》，見上書。

（4）《陽明全書》卷三十五《年譜附錄一》。

（5）同上《年譜附錄二》。

（6）《念庵集》卷十七《祭雙江公歸窆文》。

（7）同上《祭聶雙江公入殮文》。

（8）《高子遺書》卷十《三時記》。

（9）《念庵集》卷二十四附錄《念庵羅公墓志銘》。

（10）上書卷二《與王龍溪》。

（11）《耿天臺先生文集》卷十二《胡直墓志銘》。

（12）《楓潭集鈔》附錄《行年狀略》。

（13）《龍溪王先生全集》卷二《松原晤語》。

（14）《念庵羅先生全集》卷八《書王龍溪卷》。

（15）《陽明全書》卷二《傳習錄中》。

（16）《龍溪會語》卷六《書同心冊后語》。

（17）參閱《明史》羅洪先本傳。

（18）參閱《廣理學備考》所收《黃太泉集·復何賓巖鏜》。

（19）《念庵羅先生全集》卷三《答王龍溪》。

（20）《小心齋札記》卷十。

（21）參閱《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

（22）《三曲集》卷十二《匡時要務》。

（23）參閱《存學編》卷一《總論諸儒講學》。

（24）《長興學記》，見《康有為學術著作選》，中華書局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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