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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反復推銷她的快樂哲學,她說:“每個人在現實生活中都會遭遇到的各種困境和問題,把它說出來,在《論語》中找到一種樸素的化解方式,讓人們的生活更自信,提升大家的幸福感,這就是我講《心得》的目的。”在《莊子心得》里他更是語重心長地說:“我們的說明都像電光石火一樣轉瞬即逝。在這么有限的生命里面,不管你是貧窮還是富貴,不論你度過什么樣的人生,最不應該扔掉的就是快樂。”
于丹斷言:“說白了,《論語》就是教給我們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獲取心靈快樂”,“增強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學習的終極目的。”怎么把握快樂、幸福呢?于丹開出的藥方是:“適應日常秩序”。在不合理的現實面前不要不滿,不要反抗,把一切痛苦都用“內功”自己化解掉。這就是于丹的快樂哲學。這個快樂哲學的精髓是回避現實和麻痹自己:
我們的物質生活顯然在提高,但是許多人卻越來越不滿了,因為他看到周圍總還有乍富的階層,總還有讓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其實,一個人的視力本來有兩種功能,一個是向外去,無限寬廣地拓展世界,另一個是向內來,無限深刻地去發現內心。
我們的眼睛,總是看外界太多,看心靈太少。
孔夫子能夠教給我們的快樂秘訣,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內心的安寧。
好一個快樂秘訣!原來就是阿Q精神!即使你生活最在黑暗的時代,即使你看到社會的嚴重不公,邪惡壓倒正義,即使基本的公民權利還沒有得到保障,這一切都沒有關系,你不必去實踐現實的改革,不必去消滅實際存在的社會不平等,不必去改造制度。你所需要的只是發揮你神奇的“內視力”看看你的內心,因為那才是快樂之源:
人人都希望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而幸福快樂只是一種感覺,與貧富無關,和內心相連。
在《論語》中,孔夫子告訴他的學生應該如何去尋找生活中的快樂。這種思想傳承下來,對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文士詩人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不客氣的說,這只能是“食利者”的快樂哲學,是權貴階層的快樂哲學。一個饑寒交迫的人是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快樂哲學的。而如果一個人自己享受著不合理的現實提供的美味佳肴、錦繡貂皮,卻勸告草根階層不要嫉妒、不要不滿,不要牢騷滿腹,那簡直就是不厚道啦。如果這種快樂哲學被接受了,那么,不僅大量貧困階層,而且我們的國家,都會在這種快樂哲學的催眠下可悲地“快樂”至死。
追求快樂不錯,問題是通過什么方式。于丹追求快樂的方式就是運用一個人的“內力”加以化解。于丹教導我們:“當一個不幸降臨了,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它盡快過去,這樣你才會騰出更多的時間來去做更有價值的事情,你才會活得更有效率、更有好心情。”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讓不幸過去?這是一種什么樣的不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幸?如果一個人遭受了天災或者在天災中失去了親人,他的確不應該被這個災難長久糾纏,應該盡快站起來,但是如果是由于人為的原因──比如制度的原因──而蒙受冤屈、不幸,那么如果他不去改造造成冤屈和不幸的社會,而是動用“內功”鏟除苦難記憶,這不是明擺著等待災難的再次降臨么?不錯,這就是于丹給我們開的藥方,她說:假如一個人莫名其妙地造了一頓毒打,他不應該對此屈辱念念不忘,因為這樣就意味著“失去過去之后,你每天還在繼續挨打。”也不是去報案,查清打人兇手并繩之以法,而是應該立即把它忘得干干凈凈!
其實這也不是于丹的發明,阿Q在被人打以后就是這樣化解痛苦、永遠快樂的。她認為精通這套法術比什么都重要:我們不要抱怨“社會不公”,也不要“抱怨處世艱難”,在“精神勝利法”面前一切迎刃而解!
于丹快樂哲學的可怕之處在于她總是回避導致痛苦或快樂的客觀社會原因,把痛苦和幸福完全看作是自己內心的事務,這客觀上是為不合理的現實辯護。在講解“不怨天,不尤人”的時候她說:“一個人內心的完善,合乎大道的追求,比你要求這個社會應該如何如何,要求別人應該怎樣怎樣,都要重要得多。”改造社會、建設制度等“外在”的東西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練內功,大約正因為這樣,我們中國人一直不注意制度建設,直至今天出了那么多的貪官污吏還在講練內功(思想教育)。可惜的是,我們的內功練了幾千年還還沒有練好,練出了一身的權術和機心!而注意制度建設的外國人在練好外功的同時內功也練好了。
總之一句話:現實是改變不開了的,“我們無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讓內心的選擇能力更強。”問題是選擇什么?于丹告訴我們選擇改變自己的“心情和態度”:“一個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說得好!一個人心中有“自由”,生活在警察國家也覺得無比“自由”,一個人心中有山珍海味,饑腸轆轆也不會餓!
這是多么美妙的食利者的快樂哲學!
難怪講完了《論語》緊接著就講《莊子》。因為莊子就是阿Q的祖先,深得“乘物以游心”的秘訣,也就是練內功的本領,這個本領首先變現為對自己的貧困一點不在乎。按照于丹的說法是幸福不幸福都在你心里。比方說:“我們今天,一個只擁有十塊錢的人,他的快樂未必不如一個擁有億萬身價的人。手中有多少金錢,并不能決定它在你心里的分量。”(4)說的真實動聽啊,但是我想,一個真的只有十元錢的人一定聽了會大罵──你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或者會大喜──那他就是被“精神勝利法”徹底降服了。
于丹還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她一個先做媒體后作房地產的朋友,發了很大的財,因為每天擔心自己的孩子在國內被綁架而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而且妻子跟著去自己在國內,很痛苦。于丹于是反問:“利,真的是越大越好么?”(4)很奇怪的是于丹為什么換一個思路:消除國內不安全的社會環境,讓中國的孩子還能夠生活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大家都采用這樣的辦法──或者送孩子出國,或者為了安全而“安貧樂道”、“蔑視金錢”,我們的社會能夠進步么?
于丹對于自由的妙解是:“人心為什么可以有自由?因為人可以不在乎。人的一生只能被你真正在乎的事情拘束住,如果你不在乎,那么,還有什么可以束縛你?”我的天啊!自由原來就是不在乎!是啊,如果你生活在專制的國家,只要你對于剝奪你公民權利的種種限制不在乎,你就一樣自由,專制制度又怎么能束縛你?!
這是什么哲學?是犬儒主義哲學,鴕鳥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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