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曾被稱為中國大陸“最后的儒家”,他一生最大的精力是化在了這件事情上:替孔子發(fā)揮。
儒學的重點在“人學”,它主要是講人的生活的,即是人生哲學,或倫理學。但人生哲學很不好講,一般講人生哲學往往陷入二個極端:一是引向神秘主義,強求別人服從某種規(guī)范。如基督教認為人是有原罪的,只有遵循上帝的教誨才能得救。但在現(xiàn)代社會,這樣的說法很難再說服人。二是襲用生物學觀點,對于人生道德以功利思想強為解釋,貌似科學,其實是將人類倒退到動物界。人不是動物,不是滿足了身體需要后就無事了,人還有高于身體、主宰身體的精神一面,只有精神安穩(wěn)了,生命才能流暢。而人生的意義何在這一問題則是影響精神安穩(wěn)的大問題。我們每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往往都會在內心深處問自己:生命的真諦究竟何在?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對于敏感的人來說,更是一個危險的問題。我們一般人的心不敏感,對于這個問題實在弄不明白,盡管有些郁悶也就不去管它了,跟著感覺走吧!梁漱溟的心是敏感的,他不甘渾渾噩噩地活下去,一時又弄不明白這個問題,因而對人生產(chǎn)生懷疑,曾經(jīng)一度想自殺。這樣的例子不少,如托爾斯泰筆下有個人物叫列文(恐怕也有托爾斯泰自身的影子),科學使他拋棄了宗教,也給他帶來了人生的迷茫。“不知道我是什么、我為什么在這里,是無法活下去的。但是這個我又不能知道,因此我活不下去。”列文,雖然是一個幸福的、有了家庭的、身強力壯的人,卻好幾次瀕于自殺的境地,以致于他把繩索藏起來,唯恐他會上吊,而且不敢攜帶槍支,唯恐他會自殺。當然梁漱溟最終找到了他滿意的答案。他最先在佛學里找到了答案,后又信奉儒學。他認為佛學只能讓少數(shù)人受益,可孔子的學說卻可讓大多數(shù)人受益。
梁漱溟認為,人生哲學的基礎是心理學。梁漱溟在《人心與人生》中說:“凡在人生觀上莫知所準,正為其于人心——亦即人之所以為人——尚無認識故耳”。孔子講人生哲學,自然是根據(jù)他對人類心理或人類生命的一些看法而講的。他說人應該如何如何,自然是他認為人心是如何如何的,所以要如此做,這是肯定的。心理學是事實,人生哲學是價值判斷,價值判斷總要符合事實。如此說來,孔子若活到現(xiàn)在,就要這樣說了:“知我者,其心理學乎!罪我者,其心理學乎!”
心理學是認識人類自身的學問。“心”是總括人的意識、思想、情感、意志來說的,與“身”相對,并控制著“身”的行為。人同動物根本差別不在“身”,而是在“心”。因而心理學也是研究“人性”的學問。但時至今日,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還是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心理學似乎還在做著“科學”夢,悲觀者認為就像文學永遠不能成為科學一樣,心理學也很難成為一門規(guī)范的科學。雖然如此,一百多年的心理學發(fā)展,還是積累了相當多的資料。梁漱溟就是憑這些心理學的資料、綜合了生理學、社會學、哲學的一些資料來下結論的。其實梁漱溟是將這些資料都當作心理學來看的,他認為近代心理學的失敗就在于以科學自居而不敢為哲學,心理學應該是介于科學與哲學之間的一門學科。他對人心的認識,集中反映在他晚年的重要作品《人心與人生》中。他自己說,這部作品也可算作是“人性論”。本文以下談到的觀點,也主要出自這本書。
那么,人心究竟有何組成?梁漱溟認為,人心由以下三個部分組成。
(一)本能
所有動物都有本能,本能是生命與生俱來的謀生手段,是生命預為配備的工具。一切生命來到這個世上,均有二個最基本的任務:圖個體生存和圖種族延續(xù),這就是生命的兩大問題,本能是為此服務的工具。但與其它動物相比,人的本能能力是很差的。事實上,高等動物純粹的本能已較難看到,說它是本能,是指其基本是從種族遺傳下來的。人身上的本能主要有發(fā)乎男女性欲的本能,發(fā)乎憤怒仇恨的斗爭本能,爭奪權力的欲望等。在人類的進化史上,人的本能已大大減退、剝除,而留下許多空白點以供后天的鍛煉陶鑄。與此同時人心的另一面——理智則得到了發(fā)展。
(二)理智
相對于本能來說,理智是一種后起的反本能的傾向。
本能是“動”的,條件成立則馬上發(fā)生行動。理智是要“靜”的,要冷靜地觀察事物。
本能是機械的,固定地發(fā)生某種反應,是預定的。理智是靈活的,按需要作出不同反應,是后定的。
本能往往伴有相關的感情沖動,本能發(fā)動時,相關的感情沖動控制了意識,也就控制了行為。理智需要在屏除感情沖動后才能發(fā)揮作用。俗話說某人“易沖動,不冷靜”就是說他本能特出而理智不足。
顯然,理智的引入主要是為了減少本能行動的機械、不夠靈活的毛病。理智也是為生命的兩大問題服務的。
一般認為,理智是人與動物之間最根本的區(qū)別,人是有理智的,而動物無理智可言。應當承認,理智是人與動物之間重大的區(qū)別。理智是一種分別計算、靜以觀物、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人類現(xiàn)有的文明、科技進步,無不依賴理智而創(chuàng)立。因而人們很自然地把它作為人心的主要特點,用它來解釋人的心理。梁漱溟少年時代也是如此認為的,也贊成功利主義的人生觀,即認為人是有理智的,總是趨利避害、趨樂避苦的,提倡“開明的利己心”。功利主義的人生觀既然講趨利避害,那就是肯定了人的欲望的正當性,因而人應是順著欲望走的。但在后來的人生實踐中他對這種人生觀發(fā)生了懷疑。因為他發(fā)現(xiàn)人生的痛苦也從欲望得不到滿足而來。而人的欲望是無窮無盡的,人生永遠是為了欲望而疲于奔命,哪有什么自由、主動可言?而且人身上來自本能的欲望具有不自覺、盲目性、被動性,理智往往控制不了。沖動起來,生死不顧,還講什么利害?
還有一種看法以為人們之所以組成社會是人們理智計較這樣更有利的結果。但實際上理智只能助長個人主義,動物無理智但也有組成社會的,如蜂蟻等。它們組成社會是出于本能——社會本能。人類在理智大啟前就已經(jīng)組成社會了,組成社會不必需要理智計較。但人組成社會還是有共同心理基礎的,這就是人心的另一層:理性。
(三)理性
這里講的“理性”,不同于通常意義上的理性(通常意義上理性與理智同義)約略同人們常說的真、善、美相當。人心中還有一種特別的東西,可稱為“無私的感情”,就是理性的體現(xiàn),如正義感、求真惡偽之心、同情心等。前面說過,本能和理智是為兩大問題服務的,而理性卻不必然。如科學家研究事物,這是一種求真之心,他可以對與自身利益毫無關系的事物感興趣。如數(shù)學上哥德巴赫猜想,開始的時候恐怕誰也說不出它有什么用,但有多少數(shù)學家為之廢寢忘食、盡思竭慮!支配他們這樣去做的只是一種感情,一種求真之心。
理性是一種“情理”,不同于自然科學規(guī)律的“物理”,是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而“物理”是要求冷靜的,不能帶感情的。這種感情又是人們所普遍具有的,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理性存于人意識的自覺中,事到臨頭往往不經(jīng)理智直接作出反應。
理性顯然是不為私利的——布爾諾宣傳“日心說”就是求真而已,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被視為異端在所不惜,何云自私?它也末必為公,科學家可以研究看起來與人類利益毫無關系的事物——至于后來人們發(fā)現(xiàn)這種研究有用那是以后的事,而一開始往往就是求真心而已,個人興趣而已。因而,它是無所為的;但它又可以對毫無關系的事物作出反應,所以又是無所不為。
既然這種無私的感情超脫利害、超脫“有為”,那么它的出現(xiàn)就難免顯得有點突兀。實際上,在人類的進化史上,理性的出現(xiàn)是有其來歷的。
要知道,人類是從動物界進化而來。動物也有不自私的一面,如母親愛護其子,可以不顧自身生命。上面講過社會本能,社會性的動物都具有相互幫助、相互協(xié)作、舍己為公的社會本能。顯然理性與社會本能有相通之處,理性應是社會本能發(fā)展而來。梁漱溟認為,人類理性的出現(xiàn)是理智反本能傾向發(fā)展從量變到質變的結果,是生命進化不得不如此。
試問生物進化史上有的動物而且往往是地球的統(tǒng)治者、進化程度高的動物為何會滅絕?這恰是這些動物著重于兩大問題——圖存與傳種的解決,而違失了生命本性。生命本性是什么?是無止境地向上再向上、爭取靈活再靈活、自由再自由。因為這些動物由于在一定時期內很好地適應了當時的環(huán)境條件下,滿足于兩大問題的解決自足自樂,失去生命向上再向上的本性,因而一旦環(huán)境變化就不能靈活應變。理性則是符合生命本性的,理性可包含對與人類渺無干涉的事物(其實這些事物最終對人類還是有關系的),從而也包含了整個宇宙,這恰體現(xiàn)了無止境地向上再向上,爭取靈活再靈活、自由再自由的生命本性。從這一點來說,人心通乎宇宙。
人類是從動物界發(fā)展來的,又遠高于一般的動物。從高的一面來看,人類生命具有無限發(fā)展的可能性,光明俊偉,上可與天地同流,樂在其中。從低的一面來看,因為人具有極高的智力,因而其卑鄙下流、兇險狡詐遠非動物可比,人生暗淡齷齪沉淪苦海不得自拔。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對生活的道路不難作出選擇。人雖有理性,但理性也有個發(fā)展過程,也需要自我扶持。
人性本清明,就在于人有理性,這也是人與動物最深刻的區(qū)別。這個理性來自人的本心,就是來自孔子所說的“仁”,也是后儒所說的“良知”、“獨知”。孔子對人有非常深刻的認識,他知道人雖有理性,但也必須全力照顧到人們意識背后的本能及其相應的感情沖動;理智使人冷靜,也會使人冷酷,所以他大力提倡禮樂教化去培養(yǎng)、發(fā)揚人性中的理性。禮樂的本質是什么?禮樂是藝術,即是用藝術化的生活經(jīng)歷去涵養(yǎng)人民天機活潑恬靜和樂的心理、崇高的情感——理性則是寄托在這種感情上的。這種手法也是宗教所常用的。人在做禮拜時,教堂的布置、音樂、氣氛都能使人一時忘卻塵俗,身心得到巨大影響。這對培養(yǎng)其美好的情感(盡管有迷信的成分)、增強其道德自覺是很有幫助的。墨家譏儒者“無鬼而學祭禮”是并未理解其中的深意。
明白了人心的特點,也就明白了人生。 人生就是孟子所說的四個字:踐形盡性,上天給了人類光明的本性,人生就應實踐這一光明的本性,豈能甘心僅僅混跡于“動物道”?釋迦牟尼為求人生真諦,拋卻王子的身份,舍棄榮華富貴,這正體現(xiàn)了人類生命的高強博大,也正體現(xiàn)了生命本性。梁漱溟特別強調,東方三家之學(指儒家、道家、佛家)都是實踐的學問。他的一生對此是身體力行的。他修持過佛法,做過儒家的功夫,也愛打太極拳。他走的還是傳統(tǒng)“內圣外王”的路子,即以超脫的心態(tài),積極從事世俗的活動。只不過他的“內圣”里面,多了點佛家的東西。
1953年梁漱溟同毛澤東發(fā)生嚴重沖突,受到莫大侮辱。但他回家后最關心的并不是他與毛的是非問題,而是關心這件事會不會影響他內心的平靜?從他第二天的日記來看,他照樣吃得香,睡得穩(wěn),這正體現(xiàn)了他高深的修養(yǎng)。這才是自由自在的生命!這才是自主自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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