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新政”與宋學的開端

           陳  寒  鳴

北宋仁宗皇帝是在各種社會矛盾發展到相當尖銳，外患內憂接踵而來的背景下親政的。歐陽修概括而又很深刻地描述其時社會情勢道：

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極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需者財用，今財用乏矣。^（1）

稍稍具體點說，就是外有西夏的入寇、遼朝的勒索，內則有官僚機構龐大臃腫，官吏們茍且偷內，民變、兵變紛起，水澇干旱等自然災害不斷，國家財政拮據。面對宋廷立國以來從未有過的重大危機，仁宗本期望執掌朝政的公卿大臣們能提出對應之策，但“執政大臣不肯主事，或循嘿、或畏避，大抵皆為自安之計也”^（2）；甚至整個官僚機構皆無所作為：“吏無大小……齪齪廉謹，不為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茍祿偷為”^（3）。

當此窘迫之時，范仲淹、歐陽修等時之“名士”毅然挺身而出，打玻了沉悶的政治空氣。他們疾呼：“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我國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4）其行為主張引起全社會的瞻目，但也激起以呂夷簡、高若訥為首的資深位高之官僚的強烈不滿，他們斥責范仲淹等結成“朋黨”，“務名無實”；范仲淹等譏刺呂夷簡為敗壞劉漢天下的張禹^（5）。于是，兩種政治勢力就在“黨爭”的形式下展開了激烈的較量。而在這種較量中，范仲淹及其同道員一再遭貶，但在士大夫中的聲望卻一再提高，并且，就在呂夷簡對范仲淹橫施貶抑之時，內則國事更顯委靡，外則西夏元昊囊括了河西走廊，更顯呂夷簡“最是個無能底人”^（6），更加表明必須變法“更張”以圖振作。

盡管仁宗頗諳“祖宗家法”，但形格勢禁，不得不“欲更天下弊事”，^（7）起用范仲淹等積極要求改革的“名士”。在經范仲淹等積極努力而使西線戰事稍得和緩后的慶歷三年（1043年），呂夷簡便被罷免，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富弼、韓琦為樞密副使，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不久，杜衍取代夏辣的樞密使之職，并于次年拜相。“慶歷新政”就此拉開序幕。

慶歷三年九月，范仲淹奏上以《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言為理論基礎的《答手詔條陳十事》。這一綱領性的文獻集中反映了士大夫的改革意見，提出了改革所遵循的指導思想及具體改革主張。據之分析，他提出的這次改革是對宋初以來綱紀制度方面總的變革，而重點則是官僚制度、官僚機構。為使改革具體化，范仲淹提出了十個事目，其中“明黜涉”、“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和“均公田”五項都是針對著官僚制度而提出的，這也體現出改革重點之所在。

大體說來，“慶歷新政”的總方針和總政策是：立足于王權專制統治立場上，限制官僚貴勢們的政治特權，擴大選官范圍和統治基礎，強化國家專政機器，發揮其鎮壓、撫綏兩種職能，以穩定和鞏固宋廷統治。至于“慶歷新政”的首要任務則是對諸路州縣親民之官特加重視，如范仲淹、歐陽修認為“去冗官，用良吏，以撫廢民，使不起為盜”^（8），故其推行新法之時，“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法”^（9），有才干的州縣官受到獎勵，庸碌不才者則予以撤換。盡管“自是縣令得人，民政稍稍舉矣”^（10），地方吏治有了點起色，但改革觸動了大官僚貴勢集團的既得利益，那些被黜涉、受抑制的“僥幸之人”如被裁撤的諸路監司州縣之官、失去“世襲領地”的宦官、恩蔭任子之制中受到限制的大官僚貴勢階層等從不同方面力反改革，環隙飼機地尋找缺口攻擊變法派，如錢明逸奏劾范仲淹“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奸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11）。這使“慶歷新政”在未到一年的時間里即隨著改革派主將范仲淹的離開政府而告夭折。^（12）

“慶歷新政”固然曇花一現，但由它引起的士林風尚和學術格局的變化卻方興未艾。范仲淹、歐陽修等“名士”在與守舊大臣呂夷簡、高若訥等纖鋒相對的斗爭中，言無回避，忠亮讜直，高標儒家“名教”，嚴辨“君子”、“小人”，其言論被目為天下正論，其行為則受到許多士大夫的稱須乃至仿效。正是從這時開始，一個尚名節、重廉恥、尊儒學的士林新風氣逐漸形成了起來。史稱：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于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余憾，況其他哉！……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前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13）

蘇軾也曾指出：“宋興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14）

    士風的轉移必然引起士人學術興趣乃至知識結構的轉變。范仲淹等除以行政手段來“復古勸學”，大興學校教育外，更把當時一批著名的儒者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等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在思想學術上掀起了一個多興儒學的熱潮。南宋初期的陳傅良說：“宋興，士大夫之學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圣、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仲淹）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從自見也。歐陽（修）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厼雅，軼乎晉、魏之上。久而周（敦頤）子出，又落其華，一本于六藝，學者經術庶幾于三代，何其盛哉！”^（15）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慶歷新政”及由之而引起的士風轉變促成了儒學的復興，而儒學復興又導致理學思潮的產生。

［注釋］

（1）《歐陽修全集》卷四十六《準詔言事上書。》

（2）蘇舜欽：《蘇學士文集》卷十《咨目七》。

（3）《歐陽修全集》卷一0四《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札子》。

（4）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上·答手詔條陳十事》。

（5）詳參《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丙成紀事”。

（6）上書卷二七五“熙寧九年五月癸西紀事”。

（7）上書卷一四0。

（8）《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0一《論禦賊四事札子》。

（9）《宋史》卷三00《王鼎傳》。

（10）魏泰：《東軒筆錄》卷三。

（11）《宋史》卷三一七《錢明逸傳》。

（12）請詳參漆俠：《范仲淹集團與慶歷新政一一讀歐陽修<朋黨論>書后》，載《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

（13）《宋史·忠義傳序》。

（14）《蘇東坡全集》卷二十四《居士集敘》。

（15）《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十九《溫州學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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