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理學家政治思想概述

     陳  寒  鳴

清代理學沿承宋明理學而來?？滴醯圩鸪绯讨炖韺W，將朱熹從原配享孔廟東廡先賢之列升為大成殿十哲之次，頒行《朱子全書》、《四書注釋》，定其《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考試的依據，由此，程朱理學便成為官方的統治思想和學術主流，呈一時之盛。當時還出現了一批理學“名臣”、“名儒”，如熊賜履、李光地、陸隴其、張履祥、陸世儀等。但到了乾隆年間，漢學考據興盛，理學逐漸衰退。昭梿《嘯亭雜錄·續錄·理學盛衰》說：“自乾隆中，傅、和二相擅權，正人與人梗者，多置九卿閑曹，終身不遷，所超擢者，皆急功近名之士。故習理學者日少，至書賈不售理學諸書?！?/p>

理學在乾隆時為何衰退？按前引昭梿所說，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他在《嘯亭雜錄·書賈語》中又說：“自于、和當權后，朝士習為奔競，棄置正道。黠者訴詈正人，以文己過，迂者株守考訂，訾議宋儒，遂將濂、洛、關、閩之書，束之高閣，無讀之者。”據此，理學衰退的原因可歸為二：一是和珅等人的擅權，造成士風敗壞，殃及理學；二是漢學考訂者貶斥宋學。乾嘉時，由于漢學興盛，成為學術主流，宗理學者以為受到漢學家的擠壓，致使理學不振。現代研究者也有循此思路，將理學衰退歸之于漢學的“一元壟斷”以及漢學家對理學的排斥。其實，以政治上的影響來看，理學在乾嘉時的衰退不僅是昭梿所說的由于和珅等人擅權所致，而且與康熙帝對理學的態度也有關。康熙帝既尊崇程朱理學，但也抑制了它的發展。對于理學，他并不關注其學理層面，而是強調“道學者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托之空言”⁽¹⁾。他尤其強調綱常倫理，突出理學對皇帝的忠誠，“使果系道學之人，惟當以忠誠為本”⁽²⁾。至于宗漢學者抱門戶之見，貶抑宋學，也是事實。江藩所著《國朝漢學師承記》，明顯揚漢抑宋，如他將黃宗羲、顧炎武“附于冊后”，不入正傳，理由是“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儒為不可廢耳。多騎墻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

乾隆以后，理學衰退是清代思想史上不爭的事實。但仍應看到，這并不意味著理學就已退出歷史舞臺，不再在社會生活中發生影響。事實上，在載籍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講求“經世”的理學人物，如見于《清史稿》的，陸世儀、陸隴其、陳宏謀、陳大受、塞楞額、楊永斌、潘思榘、裴宗錫、阿爾泰、沈善富；見于《清實錄》的省級官員有張廣泗（貴州）、陳悳榮（貴州），姜順龍（四川），黃廷桂（甘肅）、張允隨（云南）、方觀承（直隸）、準泰（安徽）、陸燿（山東）、蔣溥（湖南）、郝玉麟（兩江）、莊有恭（江蘇）；見于《皇朝經世文編》的尹會一（河南）、畢沅（陜西）、喬光烈（陜西）、岳震川（陜西）、宋如林（貴州）、李拔（福建）、俞森（陜西）、楊錫紱（湖南、廣西）。這些還都是從農政方面提出其主張或有所作為者，此夕，在“糧政”（范圍涉及倉儲、賑糶、禁囤、禁遏、禁價、平價，等等）、“墾政”、“財政”（地丁合一、永不加賦）以及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才突出了的“鹽政”、“漕政”等方面也有不少理學人物?！懊灰娊泜鳌闭吒恢矌住?/p>

楊錫紱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任貴州道監察御史、廣東肇羅道、廣西巡撫、吏部尚書等職，并曾三任湖南巡撫。二十二年（1757）授漕運總督。楊錫紱一生“揚歷中外三十余年，凡所陳奏，悉協大體，而尤關國計民生者”^（3）。論其主要成就，還應屬最后十二年的治漕。作為漕督，楊錫紱“咨訪利病，爬羅剔抉，興之革之，與眾同欲”^（4），“無弊不絕，無利不興”^（5）。“任漕帥二十（按：應為十二年）年，以清介稱，純皇帝甚寵之。其時漕運通暢，旗丁富庶，天庾賴之以濟，后共稱之”^（6），“數十年來，論漕政者，必舉先生第一”^（7），后人還將他的治漕與康熙朝著名河臣靳輔的治河相提并論。楊錫紱年少時即“肆力于學，尤篤嗜宋儒”^（8），極力推崇程朱之學，認為其“遞相推闡”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道，乃“萬世不易之常經也。小之可以守身寡過，而大之可以治國平天下”。陽明之學則是“高明者之過也 。守其說而不善變焉，將清靜寂滅，且流而為釋矣”，所以，“居今之日，為今之學，舍程朱莫適也”。另一方面，學習程朱之學要把握“主敬”一端，認為“夫敬者，圣學徹上徹下之功，主乎此則致知力行，皆著實而近里，深而造之，其于道必確有所見，而言也有物矣”。^（9）關于治學為人之道，楊錫紱認為：一要由正學術以求正心術?！胺驅W為修己、理民物，以與于三不朽者也。修己、理民物受成于學，亦往往受誣于學?！瓕W術之誣，其心術之訛也。然欲求正于心術，卒非學術不為功?！┱龑W術以正心術，為章志貞教之大?！?SUP>（^10）二要以深究宋儒之道為作文之根本，“人之為道，有君子，有小人，文章亦然。深究乎孔孟朱程之理，行以王唐歸胡之法，君子之文也；目不睹宋儒之書，神不游先正之席，務為軟美纖巧以取悅時俗，此小人之文，無足觀也”^（11）三要將讀書、應舉、成圣緊密聯系起來。真正的人才“非僅詞章之謂，所讀者圣賢之書，所求者即圣賢之道。舍讀書無以為詞章，而真讀書即所以為圣賢。四子吐辭為經者也，關閩濂洛諸賢何嘗不足于文制？舉業雖文詞之一，然我朝如陸當湖、湯睢州輩皆理學名臣，究亦何嘗不為舉業？故真學圣賢即應舉，無害專攻詞章。則試問人生所謂不朽者安在？今士子多舉讀書與圣賢岐而二之，每語及理學，非畏之而以為難能，即迂之而以為不足學。若是則將求圣賢于田夫販豎、目不識丁者流乎？無是理矣。夫道德本也，文詞末也。士先器識而后文藝。昔人之言具在，諸生其由讀書以求圣賢之道，則事業、文章俱可不朽，書院之設乃真造就人才矣?！?SUP>（12）四要講究氣節。“士生斯世，非功名之難，而氣節之難。氣節不立，雖位至將相，與草木同朽耳。氣節茍立，即名位不如人，或起而復蹶，蹶而至于窮愁困頓，以終其身。要其磊落俊偉之概，千載下猶想像其人，為之奮發興起，矧一時交游同輩乎？”^（13）此外，楊錫紱特別注重“小學”的作用：“夫學術之敝久矣。誦習者專為弋取科名，而馳驅者半多攖情勢利，人材之益，不古若也，溯其端則由于廢小學。人生自八歲以上知識漸開，教之有其方，養之有其道，束之以禮法，而嚴之以規矩，則虛憍鄙陋之習以去，以此入大學，胎胚已端，其用力也較易，其成德也必多?！彼裕貏e推崇蔡梁村“敦倫飭紀修身齊家內圣外王之學，必具于小學”之說。^（14）從這些方面來看，楊錫紱顯然是位講求經世的理學人物。

在政治思想方面，清初魏裔介、熊賜履雖于學術無所稱述，卻以向清廷貢獻理學，且扶為官學正統為己任，他們在幫助新朝統治者收拾被明末心學破壞了的“天理人倫”方面起了很大作用。^（15）熟知康熙“表章經學，尊重儒先”、“一以孔孟程朱之道訓迪磨厲”思想文化政策的李光地，借為康熙講經之機，一再宣傳儒者之學與帝王之學的一致性、“道統”與“治統”的一致性，謂：

     蓋古今之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為不然。夫溺于技藝，滯于章句，以華藻自娛，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者，雖儒生非所尚也。若夫窮性命之源，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旨，周當世之務，則豈獨儒者之所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此。

他還說：“道之與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敘堯、舜以來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冶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頭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之效，幾于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逆與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來，至我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圣賢之學，天其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臣雖無知，或者得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SUP>（16）這就不僅論證了清廷統治具有“道統”與“治統”合一的正統性，而且更從儒家“天命”觀（孟子所謂“五百年必有之者興”）的角度將康熙肉麻地吹捧為超勝孔子、朱子，直超堯、舜的天縱圣人，認為有此圣王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并明確表示要以“周當世之務”為治學宗旨，盡力使理學的道統服務于專制王權的治統。李光地奉敕編纂的《周易折中》、《朱子全書》、《性理精義》等書均經康熙親自審定后以“御纂”、“御定”名義頒行學官，成為有清一代的思想范式。此外，與李光地學風相近的有張伯行、陳宏謀、蔡新、蔡世遠、雷鋐等人，康熙、雍正、乾隆朝主經筵、傅太子的就是這些“理學各臣”。他們的任務是傳授“帝王心法”，其理學直接影響到當世政治。

     富有一定理論創造力的是陸世儀和陸隴其。陸世儀不僅在理氣論、“格物致知”論等理學思想上頗有創獲，而且還在人性論上對程朱理學提出異議。他更反對為學局限于理學，主張應講求“切于用世”之學，說：

         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于世用，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圣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于世，此當世所以來迂詘之誚也。^（17）

他認為，為學應兼顧“性命”之學（即理學）與“切于用世”的實學兩個方面，這樣才談得上是“內圣外王之學”，否則，如果只知“高談性命”，那就只能是“迂詘”的“俗儒”。他嘗試著以其“內圣外王之學”實即經世之學來矯正一般理學家的空虛學風，具有修正理學的意味。由此出發，陸世儀曾開列了一個書目，分為“十年誦讀”（用于5----15歲）、“十年講貫”（用于15-----25歲）、“十年涉獵”（用于25-----35歲）三類，每一類都在開列理學家著作之外，專門開列了“切于世用”的書目。其中，“十年誦讀”類所列“各家歌訣”下注云：“凡天文、地理、水利、算學諸家俱有歌訣，取其切于日用者暇時記誦?！?SUP>（^18）“十年講貫”與“十年涉獵”類都列入了典禮、律令、天文、地理、農田水利、兵法諸書。他還特別強調學習數學的重要性：“數為六藝之一，似緩而實急。凡天文、律歷、水利、兵法、農田之類，皆須用算。雖知算而不精，未可云用世也?！?SUP>（^19）足見其對于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學問的重視。陸隴其亦倡經世致用之學，并由此而引發出著名的尊朱黜王論。他“嘗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20”；“今日起敞扶衰，惟在力尊紫陽”^（21），“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后是非明而學術一。……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之學不尊”^（22）。他認為朱學即孔學，尊奉朱熹也就是尊奉孔子。他說：“非周、程、張、邵則洙泗之學不明，非朱子則周、程、張、邵之學不明?！熳诱?，周、程、張、邵所自發明，而孔子之道所自傳也。尊朱子即所以尊周、程、張、邵，即所以尊孔子?！?SUP>（^23）又說：“自秦、漢而后，諸儒輩出。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學即孔子之學?！?SUP>（^24）正因把朱熹奉為秦、漢以后孔學的最好繼承人，故其謂：“夫朱子之學，孔、孟之門戶也。學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SUP>（^25）陸隴其又依據這種思想認識而向清廷建言獻策道：

         漢之世當尊孔子，而今之世當尊朱子?！鹬熳佣侵熳又f者，皆絕其通，勿使并進?！端臅?、《五經》之注，固學者所當奉以為式，不敢稍叛矣；而凡《太極圖》、《通書》、《東、西銘》、《皇極經世》諸書為朱子所表章者，皆列于學官，俾學者肄而習之；而又選敦厚有道術者為之師表，使之不惟誦其言，且法其行。如是則天下曉然知宋儒之學為天下之正學。……而向之嘉、隆以來之學（指明代中后葉的陽明心學）……有君國子民蒞官臨政之志者當擯而絕之，不可稍有入焉者也。^（26）

他力圖使人們像尊奉孔子那樣敬崇朱熹，主張使朱學成為具有絕對權威的統治思想，而反對王學在思想領域占據任何地盤。這種從獨崇朱學而又從政治上宣判王學死刑之論，適應了清廷為鞏固其統治秩序而力圖用程朱理學加強思想鉗制的現實需要，故而自然得到清朝統治者的青睞?？滴跞辏?694年）即陸隴其死后的第二年，他便被以“千秋理學正宗”的名義入祀嘉定縣名宦祠^（27）；雍正二年（1724年），他又在清代儒者中第一個被降諭準予從祠孔廟^（28）；乾隆還曾為他親自撰寫碑文，稱其“研精圣學，作洙泗之干域；辭辟異端，守程朱之嫡派”，“蔚為一代醇儒”^（29）。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深受黃宗羲思想影響的呂留良，以民族大義高于君臣倫理為思想基調來展開其政治哲學上關于“公”與“私”的論說；劉獻廷雖僅以《廣陽雜記》和《廣陽詩集》傳世，似未形成思想體系，但他提出的“開誠布公”論，不失為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富有價值的觀念主張。

至于清初以張履祥為主要代表的居于山林草野的一些理學家，既不作深入的理論探討，亦無意于有關社會政治問題的議論辨說。對于程朱理學，他們幼而誦習，長而躬行，以“敬”或“靜”的工夫操持身心，理學實已成為其人生信仰和生活方式。他們自己篤行守志，還教授館徒，是理學在社會中下層中的基礎力量，但在思想理論層面上則缺乏活力。

如果我們不以狹隘的視野將理學僅僅局限于程朱之學范疇內，而把理學作為一種講求性理的學說思潮^（30）來作進一步的審視，則不難發現，有清一代還是有些思想家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思想的。戴震披著“經言”外衣、通過對宋儒之學的批判而提出的政治思想，焦循以“時行”與“變通”說為主要內容的政治哲學及其在義利和理欲問題上提出的新觀念，凌廷堪的“以禮代理”說等等，都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一定地位。此外，以詩文名聞于世而被目為風流詩人的袁枚，集浙東之“貴專家”、浙西之“尚博雅”兩種文化傳統于一身，掙脫傳統經學思維方法的拘限，將儒經作為認知對象而不作為信仰對象。他指出：“夫窮經而不知經之所由名者，非能窮經者也。三代以上無‘經’字。漢武帝與東方朔引《論語》，稱傳不稱經；成帝與翟方進引《孝經》，稱傳不稱經?！洝加谇f周，“經解”之名始于戴圣。莊周，異端也；戴圣，臟吏也。其命名未可為據?；?、靈刊“石經”，匡、張、孔、馬以‘經’顯。歐陽歙臟私百萬，馬融附奸，周澤彈妻，陰鳳質人衣物，熊安稱觸觸生：‘經’之效何如哉！”^（31）在他看來，“德行，本也；文章，末也?！洝?，亦圣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圣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顧肯為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詩》、《書》、《禮》以立教，而其時無‘六經’之名。后世不得見圣人，然后拾其遺文墜典，強而名之曰‘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后人之為，非圣人意也。是故真偽雜出而醇駁互見也。夫尊圣人安得不尊‘六經’？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張之，如托足權門者，以為不居至高之地，不足以躪轢他人之門戶。此近日窮經者病，蒙竊恥之。”^（32）他既否認儒經的神圣地位，又揭露后人名為尊經而實則借以自重的真象，并指出所謂經學，乃是那些無圣人之德與行，故而不得不“拾其遺文墜典”，復“以瑣屑為功“的無聊儒者制造出來的。他說：“古之聞人，孰非根柢“六經“者？要在明其大義，而不以瑣屑為功。即如說《關雎》，鄙意以為主孟子王者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為即清廟、即靈臺、必九室、必四空、必清陽而玉葉。問其由來，誰是秉《關雎》之筆而執“明堂”之斤者乎？其他說經，大率類此?！缓逯校欠锹槠?；煩稱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尋鬼神博虛而已?！?SUP>（^33）這就使正宗儒者崇信的經、津津樂道的經學失去了意義。袁枚更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否認“道統”論，說：

        “道統”二字，是腐儒習氣語，古圣無此言，亦從無以此二字公然自任者。文王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望且未見矣，肯以“道”自尊乎？

        所謂“道統”者，不過曰為圣賢云爾。其為圣賢也，共為之；其統與非統，則又私加之也。……而道者，乃空虛無形之物，曰某傳統、某受統，誰見其荷于肩而擔于背

    歟？孔、孟后直接程、朱，是千年無一統也；統不太疏歟？甚有繪旁行斜上之譜，以序道統之宗支者；倘有隱居求志之人，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何以處之？或曰，以有所著述者為統也。倘有躬行君子，不肯托諸空言者，又何以處之？毋乃……廢“道統”之說，而后圣人之教大歟？^（34）

他指出，古圣本不以道統自尊，“道統”觀實乃后世腐儒之論。堯、舜、禹、皋同時并生，各有其道；那些“隱居求志”而不屑與腐儒爭所謂道統者，以及躬行實踐而“不肯托諸空言”的君子，也都各有其道。這怎么能以“一道”統之？況且“道”乃“空虛無形之物”，究竟誰能看見猶如譜系的“道統”傳承？因此，袁枚響亮地提出：只有“廢‘道統’之說”，才能真正倡明圣學，光大圣教。依據這種認識，袁枚指責程朱理學家為代表的正宗儒者藉“道統”論以實施思想文化上的壟斷，謂：

    今有將鬻貨至長安者，雖五尺之童適市，聽其擇價取庸而問路可也。有賤大夫焉，壟斷而把持之，以為非出乎己不可，清明之吏必嚴禁之。今之仁義道德，貨也；圣賢，長安也；周、孔之書，路之昭昭者也。漢、唐、晉、宋諸儒，皆可以擇價取庸而問路者也。必欲抹殺一切，而惟宋儒是歸，是亦田   市儈之把持者而已矣。^（35）

他深刻揭露了正宗儒者爭持“道統”，排斥異己的行徑，如其指出朱熹所以要以“捕快”搜贓的手法提出韓愈與禪僧往來的種種證據，乃是因為韓愈乃是“道統”論的始倡者，故而只有將之否定，才能凸顯朱氏自己在儒家“道統”傳承譜系中的地位。袁枚分析道：既然在朱熹的觀念世界中，“道統”嫡傳，舍此取彼，那末，“昌黎居之，朱子亦欲居之。譬如只此一坐席，不倒一客，如何能居其位？不取真贓，如何能入其罪？……不然，漢、唐之賢人君子亦多矣，朱子何不家家搜贓，而獨與無冤無仇之昌黎為難哉？或曰周元公與真凈文禪師在廬山鸞溪結青松社，是亦佞佛之贓，朱子何以不搜？不知朱子‘道統’得自二程，二程‘道統’得自元公；元公之真贓，即朱子之贓，是與捕快烹分者也，故勿搜也”^（36）。同王船山在承認“道統”的前提下，揭露韓愈鼓倡“道統”論實際是抬高自己相比較，袁枚對“道統”論的批判無疑更為徹底、深刻。袁枚的這些思想，在清代乃至整個中國政治思想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價值意義。

［注釋］

（1）《康熙起居注》第2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194頁。

（2）《清圣祖實錄》卷163，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8頁。

（3）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第488頁，岳麓書社1991年版。

（4）《清碑傳合集》（一）第915頁，上海書店1988年版。

（5）《四知堂文錄》，道光十七年刻本。

（6）昭梿：《嘯亭雜錄》卷十，中華書局1980年版。

（7）王昶：《湖海詩傳》卷四，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

（8）《清碑傳合集》（一）第916頁。

（9）楊錫紱：《四知堂文集》卷二十一《二愚堂札記序》，嘉慶十一年刻本。

（10）上書卷二十《重修淮安府學記》。

（11）上書卷二十二《韓山書院課藝序》。

（12）上書卷二十《增置淮陰書院膏火記》。

（13）上書卷二十一《送江拙齋赴芮城幕序》。

（14）上書卷二十二《羅敬亭七十壽序》。

（15）盡管順治十年，清廷即已提出要“崇儒重道”（“道”指周程張朱所倡道學），康熙八年又重申此一基本國策，但其時儒臣并不盡信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仍有很大影響力，如湯斌在朝堂上嘲諷朱熹，引得哄堂大笑；陳介眉在朝堂上更公然鼓吹“名教罪人”李贄的“是非無定論”，云：“孔子后，孟子又自說出一段話，何嘗與孔子一般？若前人說過了，何須后人重說？前人說的是了，后人便不須異同，則孔子而后可以閉口，便書可不讀矣！是非有何一定？憑人說就是了。”（《榕村語錄續編》卷九《本朝人物》）可見其時并未真正形成意識形態上的絕對統治權威。而經過魏裔介、熊賜履及稍后李光地等的大力提倡，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才敕令光地主持編纂《朱子全書》并以“御纂”名義頒行全國，程朱理學這才成為清王朝思想統治的重心。

（16）《榕村全集》卷十《序一·進讀書筆錄及論說序記雜文序》。

（17）《思辨錄輯要·前集》卷一。

（18）上書卷四。

（19）上書卷一。

（20）《三魚堂外集》卷四《策·經學》。

（21）《三魚堂文集》卷五《答秦定叟書·又》。

（22）同上《上湯潛庵先生書》。

（23）《三魚堂外集》卷四《策·道統》。

（24）上書卷四《策·經學》。

（25）《三魚堂文集》卷五《答嘉善李子喬書》。

（26）《三魚堂外集》卷四《策·道統》。

（27）《三魚堂文集·附錄·崇祀名宦錄》。

（28）據雍正二年三月諭，見吳光西《陸清獻公年譜》卷端。

（29）乾隆三年《御制碑文》，見吳光西《陸清獻公年譜》卷端。

（30）“理學”概念本來就是在“義理之學”意義上使用的，南宋陸九淵有“本朝理學，遠過漢唐”（《陸九淵集·與李省斡》）之說，張南軒亦謂：“學者徇名忘實，此真可憂，但因此遂謂理學之不可講，大似懲噎廢食。”（《南軒文集·寄周子充》）他們都并不認為理學為程朱所獨學，凡言義理者皆為理學。后來隨著理學的發展，理學概念漸成“性理之學”的省稱，而不再泛指一般意義上的義理之學。

（31）《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答定宇第二書》。

（32）《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書》。

（33）《小倉山房尺牘》卷六《答是仲明書》。

（34）《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五《策秀才文五道·四》。

（35）上書卷十九《再答似村書》。

（36）上書卷十九《答尹似村》。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