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心學興盛原因探析

         陳  寒  鳴

          （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  天津市  300170）

［內容摘要］一種新的思想潮流的產生與發展，有多種原因。陽明心學自亦不能例外。其興盛于中晚明，既合乎儒家思想傳統自身發展之軌跡，又是當時社會危機的反映，同時也適應了處于危艱政治生存環境中士人群體的心態。

   ［關鍵詞］明代中后葉；陽明心學；儒家學術；社會危機；士人心態

明代中后葉，陽明心學興起，并成為整個中晚明影響十分廣泛而又深刻的社會思潮。這無疑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陽明心學所以興起并蔚然成潮，固然是儒家學說思想邏輯發展的結果，但更有深刻的社會原因。先就前者言之，南宋朱熹以“天理”論為核心構建了一個十分精致的理學思想體系。他講求“格物致知”、泛觀博覽，雖有益于知識累積，卻亦難免過重讀書考索之弊，誠如章學誠所說：“朱子求一貫于多學而識、寓約禮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1）與之并時的陸九淵已斥其“支離”。陸氏為學主張“尊德性”、“發明本心”、“先立乎其大”，直指人心，以求頓悟，對糾正朱學之弊自有裨益，故由宋而至元，“和會朱陸”乃成潛生暗長的思潮。元明之際學者多受之影響，故而洪武學術頗顯生動活潑氣象。但永樂獨尊程朱，詔頒《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將朱學著為功令，遂使讀書求仕之人不得不拜倒在朱熹腳下：“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為先務，視六經為可緩，以言《詩》，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而言之，《尚書》、《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2）迨至明代中葉，凡有不合于朱學之言者盡遭申斥。如據《明世宗實錄》卷九十九記，太仆寺亟陳云章進奏所著《書傳疏》六秩、《大學疑》一秩、《中庸疑》一秩、《夜思錄》一秩，嘉靖帝覽之怒曰：“《大學》、《中庸》經傳，先儒俱有言論。我祖宗已表章頒示天下，邇時造邪說者又有旨禁約。云章輒敢剽竊謬言，淆亂經傳，何狂誕若此！所進《書傳疏》，禮部姑收看；《大學》、《中庸》疑，《夜思錄》，即毀之。有踵此者，罪毋赦。”

朱學既成為神圣不可改易的官學，學者也就只能奉程朱為極致，謹守朱學矩鑊，極盡推崇而不敢稍有逾越，如薛瑄謂：“《四書集注》、《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圣賢之心，殆無余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3）在朱學獨尊的情況下，認為道理已被朱熹說盡實是一種流行觀念。這種獨斷觀念表明朱學已喪失了進一步發展更新的張力，故而欲求儒學發展便需另辟新路。陳獻章（1428-----1500年）早年銳意科舉，后絕意仕宦而迫求學術，并將“作圣”當作為學的根本目的。他針對朱學的“窮理”，針對漢、唐以來的訓詁、辭章、科舉之文而提出圣學在于“人心”，“圣朝仿古設學立師以教天下，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4）。他又慨嘆世之學者蒙昧而不知覺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于不自覺耳”^（5），遂提倡“貴疑”：“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幾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6）他所稱引的這位“前輩”正是陸九淵，陸氏曾告誠弟子“為學貴知疑，疑則有進”^（7），“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8）。陳獻章一反崇朱的時論，認為濂、洛的學脈是“主靜”、“主一”，繼承這個學統的是陸九淵而非朱熹：“周子《太極圖說》‘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問者曰：圣可學歟？曰：可。孰為要？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二程之得于周子也，朱子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9）自謂“狂言”，這是陳獻章在朱學獨尊的情況下使用的遁辭，其實正表明其思想已背離朱學領域而進入陸學藩籬。

與陳獻章大體同時的朱學家程敏政亦在朱學極盛時代，感覺到了時弊，深憂“近世學者類未探朱子之學及其所學肯綮所在，口誦手錄，鋁研訓釋，只徒曰我學朱子云爾”^（10）。他與那些拘守門戶的朱學學者不同，能以超越心態看待朱、陸兩家之學，提出朱、陸“早異晚同”論，指出：

   宇宙之間，道一而已。道之大原出于天，其在人則為性而具于心。心豈有二哉？惟其蔽于形氣之私，而后有性而非其性者，故圣門之教在于復性。復性之本則不過收其放心焉耳。顏之四勿，曾之三省，與子思之尊德性、道問學，孟子之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言鑿乎如出一口，誠以心不在焉，則無以為窮理之地，而望其盡性以至于命哉！中古以來，去圣益遠。老、佛興，而以忘言絕物為高；訓詁行，而以講析偏綴為工；詞章勝，而以嘩世取寵為得：由是心學晦而不明，幾焉不行。雖以董、韓大儒尚敞于此，而亦何覬其他哉？子周子生于千載之下，始闡心性之微旨，推體用之極功，上續孟氏之正傳，而程子實親承之，其言曰“圣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言之切要，意之誠懇，所望何學者何如？而卒未有嗣其統者。于是朱、陸兩先生出于絡學銷蝕之后，并以其說講授于江之東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說不得不異于早年，而卒同于晚歲。學者猶未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于道問學、陸子偏于尊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鳴呼，是豈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為本，豈若后之講析偏綴者畢力于陳言？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為輔，豈若后之忘言絕物者悉心于塊坐連城？懼夫心性之學將復晦且幾于世，而學者狂于道之不一也，考見其故，詳著于篇。^（11）

程敏政從“道一”即“道”統于“一”的觀點出發，認為洛學銷蝕之后，繼起的朱、陸之學雖“異于早年”，然而畢竟“卒同于晚歲”，其所同者，即為歷圣相傳，且由周、程相續之“道”，亦即朱、陸皆為“道統”的繼承者。因此，他不同意將“道問學”與“尊德性”分為兩途，認為這會妨礙道學的發展。他在《淳安縣儒學重修記》中說：

        朱、陸之辨，學者持之至今。……其流至于尊德性、道問學為兩途，或淪于空虛，或溺于訓詁，卒無以得真是之歸。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12）

在《送汪承之序》中講得更加具體明白：

        中世以來，學者動以象山藉口，置尊德性不論，而汲汲于道問學，亦不知臺之所謂問學之道者何也？或事之文藝而流于雜，或專訓詁而入于陋，曰我之道問學。如此孰知紫陽文公之所謂道哉？^（13）

這里，程敏政批評那些目光短潑的朱學學者盲目排斥陸學，不知自身支離蕪雜之失。在他看來，“尊德性、道問學，只是一事”，二者不可偏廢，而應交養互發。他說：“所謂尊德性者，知吾身之所得皆出于天，則無毫發食息之不謹，若《中庸》之‘戒懼’、‘玉藻’、‘九容’是也；所謂道問學者，知天下無一事而非分內，則無一事而非學則，如《大學》之‘格致’、《論語》之‘博約’是也。……大抵尊德性、道問學只是一事，如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即《大學》所謂求其極者，實非兩種也。”^（14）

陳獻章、程敏政從不同角度順承了宋元以來和會朱、陸的思潮，體現出背朱入陸即摒棄朱學過重讀書考索之弊而轉向“求心”的學說思想發展之路向。王陽明就是沿著這路向進一步開展而提出其心學思想的。陽明曾坦言其受程敏政《道一編》影響而編《朱子晚年定論》以張揚其心學思想^（15）。他一生雖未齒及陳獻章，但與白沙大弟子湛甘泉友善，且對湛氏之學深為契合，故而陳、湛之學對其影響甚明。總之，陽明心學在明代中后葉的興起，乃是儒學邏輯發展的結果。

再從明代中后期的社會生活方面來看，弘治、正德以后，隨著經濟的恢復、商業的繁榮，江南一帶新興市鎮不斷涌現，社會生活開始崇尚奢侈，價值觀、人生理念、生活趣味、生活方式都在不知不覺地發生變化，影響及于士風，就是個性張揚與名利觀念滋長。嘉靖四年（1525年），吏部尚書廖紀上疏稱：

     正德以來，士多虛譽而希美官，假恬退而圖捷徑，或因官非地，或因職業不舉，或因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輒假托養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棄官而去者。其意皆籍此避禍掩過，為異日拔擢之計，而往往率遂其所欲。以故人怠于修職，巧于取名，相效成風，士習大壞。^（16）

嘉靖十一年（1532年），郭維藩進言論士風道：

     今者士風漸漓，一切好更張以取聲譽，以夸張為變通，安靜為迂腐，嚴怠為才干，寬厚為無能，好惡任情，不以為恥。如此，則俗薄而政龐，非細故也。^（17）

嘉靖十八年（1539年），右都御史王廷相應詔自陳，說：

     臣觀今日士風臣節而知災異之所由來矣。大率廉靖之節僅見，貪污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即為營私之計，賄路大開，私門貨積。但通關節，罔不如意。濕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夫豈清平之世所宜有乎！昔在先朝，蓋有賄者矣，然猶百金稱多。而今則累千鉅萬以為常；蓋有貪者矣，然猶宵行畏人，而今則張膽明目而無忌。士風之壞，一至于此。真可痛也！大臣貪濁而日在高位，則小臣仿效，將無不惟利是圖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息，則外官鼓動亦無不惟利是圖矣。大小效尤，內外征利。由今之道，無變其俗，將民窮盜起，而邦之厲階由此起矣。^（18）

可見其時，繁榮掩蓋著腐敗，而腐敗從社會誘發而入于廷臣，上行下效，宦風士習大壞。處于官學地位的程朱理學因僵化而對此種狀況無能為力，王陽明遂以良知之學代之而興。他說：“今誠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濟了大同。則仆之狂病固然脫然以愈，而終免于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19）明言其倡致良知的目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存天理、去人欲。陽明弟子多對其師之學出現的這原因有所理解，故亦多追求存理去欲，如王畿主張下苦功節制欲望以防止縱欲：“嗜欲深痼，割情極難。此已一句道盡。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縱欲為自然者。”^（20）歐陽德亦提倡“纖欲不留”：“人心純粹至善，本無許多偏邪回曲。學者必纖欲不留，得其本心，種種榮辱得喪、欣戚喜懼、世俗情態無能干擾，此心直是其介如。”^（21）總之，為改變世風士習，陽明心學以回歸自性良知，重新修持道德以臻于止善為最終目的。陽明對其學興盛的這一社會原因屢有言及，如謂：“仆誠賴天之靈，偶有見于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屑，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22）“后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反樸還淳是對癥之劑。故吾儕今目用功，務在鞭辟近里，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里、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23）“近世士大夫之相與，類多繁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妒，徇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降。……仆已無所可用于世，顧其心痛圣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圣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靡之，庶亦少資于后學，不徒生圣明之朝。”^（24）

由此可見，王陽明是為拯救當時“天下波頹風靡”，“何異于病革臨絕”^（25）的社會危機而提出其心學思想體系的。在他看來，“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可學，性命之為無益”^（26），這乃是現實社會中“紀綱凌夷”、倫理觀念和道德準則貶值在觀念形態的體現，而現實社會生活中政治與道德的危機又皆根源于“良知之學不明”，“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27）。“良知之學”暗而不明與“功利之說”興而日盛，二者互為因果，致使“禍亂相尋于無窮”^“28”。因此，陽明言“心之本體即是天理”，試圖把倫理道德由外在強制性的規范轉化成為人們內在的自覺要求；揭“致良知”之教，希求以“良知”凈化道德律，并賦予道德律以實踐性；倡“知行合一”說，以期端正人心，整飭風習，使士習民風歸于圣學正途。

最后，處于危艱的政治生存環境之中的士人對自處之道的尋求，表明陽明提出其心學思想以及這心學思想一經提出便在士人群體中引起強烈共鳴，亦自有其文化心態方面的深刻原因。明代中葉，王權專制，閹宦干政，朝綱紊亂，政治昏暗。處于這樣一種生態環境之中的正直儒士，不僅難以有所作用，更且最易遭受迫害，故而也就切盼自振，有所超越，以求得到內在精神的安靈與境界之提升。王陽明本人就是經歷了“九死一生”的磨難，在生死困頓中有了“龍場頓悟”，方才超越了朱學傳統而開始形成其心學思想的。據《年譜》記載，弘治十八年（1505年），年僅十五歲的武宗即位，改元正德，宦官劉瑾專權。南京科道戴銑等人上疏得罪劉瑾，被矯詔下獄；為救戴銑，陽明毅然上疏，結果被廷杖四十，“既絕復醒”，死去活來，系于詔獄。次年，陽明赴謫所貴州龍場驛途中，劉瑾派人追殺至錢塘，他覺得幾乎無法逃脫，遂偽裝投江自盡，方才騙過了殺手。后附商船又遭風暴，夜至福建，登岸求宿于深山古剎，遇一居心叵測想謀財的老尚，被指引到已成虎穴的廢寺熟睡一宿，“夜半，虎繞廊大吼，不敢入”。正德三年（1508年），陽明歷千辛萬苦，經江西、湖南而達謫所。正是在這里，他的心學誕生了，羅洪先說：

     及其擯斥流離于萬里絕域、荒煙深菁、貍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勢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瞀，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是而后，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挽人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29）

由于“身處劣境”，“情迫于中”、“勢限于外”，自然有一種掙扎反抗的本能要求。陽明自謂其“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余，“因念圣人處此，更有何道？”^（30）在這種情勢下，一切訴諸本心，用主觀意識去消解客觀存在的危難險阻。所謂“五經臆說”^（31），所謂“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32）之類的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心理狀態的表露。

猶如陽明，許多學者都是在遭受了各自不同的政治迫害而身陷危困之地后有心靈體驗，愈益認同陽明之學，產生并堅定了對心學的信仰。如錢德洪因郭勛事下獄，在《獄中寄龍溪》中說：“親蹈生死真境，身世盡空，獨留一念瑩魂，耿耿中夜，豁然若省，乃知上天為我設此法象，示我以本來真性，不容絲毫掛帶。”^（33）聶豹被逮下獄，在獄中亦有心體呈露的體驗：“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澈，萬物皆備。”^（34）他據此而認為“窮苦饑餓，困窮拂亂，是鍛煉人的一個大爐錘，承受得這個大爐垂鍛煉者，金是真金，人是真人”，而承受鍛煉的關鍵在于能夠守之以“素”。何謂“素”？他說：

   素者，本吾性所固有而豫養于己者也。位之所值，雖有富貴貧賤夷狹患難之不同，然不以富貴處富貴而素乎富貴，不以貧賤處貧賤而素乎貧賤，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一，一則無入而不自得。得者，得其素也。正己居易，皆反求諸身之素也。不怨不尤，非有所強也。《易》曰：素履之位，獨行愿也。故不愿乎外，愿外便有不得，怨尤之念興而僥幸之事作矣。大意全在素字上，素即溫故之故、豫立之豫、先天之先、前定之前，故養之有素者隨其所值，坦然由之而無疑，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35）

這是聶豹在詔獄中所體悟出的處世之道，或者說是處危難之道。稍后于雙江而下詔獄的楊爵，在獄中“飲食如常，身無一日不安，心無一日不寬。時讀《易》，靜中覺有進益”，“逮獄一年余，……暗中靜坐，持養心性，亦無愧于屋漏而已”^（36），他曾“朗誦《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一章，即覺襟懷開灑，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圣賢格言輔養之，便日有進益”^（37）。因上疏議“東宮事”，觸世宗忌諱而落職還鄉的羅洪先，始有虎穴抽身的因禍得福之感（《望鄉》詩：“幻跡識從榮宦后，道心堅自險途間。歸家若問躬耕處，五柳門前有碧山。”），繼而感到隱居生活的無味和經世之志與才難得施展的悲苦（《讀京華舊稿》詩：“少年高揖談之道，今理殘篇愧舊封。世事白云終莫定，故人青鬢豈重逢？閑垂書幌穿斜日，坐聽樵歌對晚峰。卻笑儒冠空結束，此身已向遠游慵。”《逢雁》詩：“幾時來塞下，烽火近何如？道路多知己，寧無一札書。江鄉今苦旱，瘴癘且難除。處處多繒繳，投身未可疏。”），最終則與其儒學思想歸宗于“良知歸寂”相應而達胸心泰然之境，故其《天籟》詩曰：“靜極生動即消，無端風雨入清霄。誰知擾擾氛塵內，自有元聲在寂寥。”總之，明代政治生態且益惡化，儒士入仕充滿艱驗，更經常由于政治迫害而不得不面臨死亡威脅。這迫使其必須思考生死問題，將生死關頭作為自己見道真切與否的最大考驗，并以此生死之念為契機，進而突破“生死之念”轉求個人身心性命問題的解決。陽明心學興起于明代中葉，并對中晚明士人群體產生持久而深刻的影響，與此當有重大關系。

［注釋］

（1）《文史通義·朱陸》。

（2）朱彝尊：《道學傳·序》。

（3）《讀書錄》卷一。

（4）《陳獻章集》卷一《古蒙州學記》。

（5）上書卷三《與湛民澤》。

（6）上書卷二《與張廷實》。

（7）《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語錄》。

（8）上書卷三十六《年譜》。

（9）《陳獻章集》卷四《書蓮塘書屋冊后》。

（10）《篁墩文集》卷五十四《復司馬通伯憲副書》。

（11）《篁墩文集》卷十六《<道一編>目錄后記》。

（12）上書卷十六。

（13）上書卷二十九。

（14）上書卷五十五《答汪僉憲書》。

（15）正德十四年，王陽明在《與安之》書中說：“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籍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朱，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偏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四，上冊第17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6）《明世宗實錄》卷五十五。

（17）上書卷一百四十二。

（18）上書卷二百二十五。

（19）《王陽明全集》卷二。

（20）《龍溪王先生全集》卷九《答趙尚華》。

（21）《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二《答高維盡》。

（22）《王陽明全集》卷二。

（23）上書卷六。

（24）上書卷二十一。

（25）《陽明全書》卷二十一《答儲柴墟二》。

（26）上書卷七《別湛甘泉序》。

（27）上書卷八《書林司訓卷》。

（28）上書卷二《傳習錄中·答聶文尉》。

（29）《龍場龍岡書院祠碑記》，見《陽明全書》卷三十五《年譜》四附。

（30）《陽明全書》卷三十二《年譜》。

（31）王陽明“龍場悟道”并以其所悟證諸五經而相合，遂作《五經臆說》，謂：“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散而已。”（《王陽明全集》卷二十六《續編一》）雖未明言，卻已包含有“良知不假外求”之意，故其后來說：“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于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真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據錢德洪《刻文錄敘說》引，見《王陽明全集》卷四十一）因此，“龍場悟道”標志著陽明心學的誕生。

（32）《陽明全書》卷二《傳習錄中·答羅整庵少宰書》。

（33）見《明儒學案》卷一。

（34）上書卷十七。

（35）《雙江先生困辯錄》卷四《辨素》。

（36）《楊忠介公集》卷五《家書之五、之六》。

（37）上書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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