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國古典學術體系

文/翟玉忠

    野蠻有時會戰勝文明。

    二十世紀初中國傳統學術解體的直接原因是邪片戰爭后西方堅船利炮的持續入侵。歷史上，中國也曾被蒙古和滿族騎兵的鐵蹄踐踏，滿清全面占領中國達長兩百多年，但當時中國本土學術卻從來沒有因此消亡，入侵的外族反倒融入了中國文化。在這種情況下，1907年一群企圖折衷西學、救亡本土學術的知識分子中大聲疾呼：

    "中國自古以來，亡國之禍迭見，均國亡而學存。至于今日，則國未亡而學先亡。故近日國學之亡，較嬴秦、蒙古之禍為尤酷。何則，以嬴秦之焚書猶有伏生孔鮒之倫抱遺經而弗墮，以蒙古之賤儒猶有東發深寧數輩維古學而弗亡，乃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自外域之學輸入，舉世風靡。既見彼學足以致富強，遂誚國學而無用，而不知國之不強，在于無學，而不在于有學。學之有用無用，在乎通大義，知今古，而不在乎新與舊之分……彼嬴秦、蒙古所不能亡者，竟亡于教育普興之世！"（《擬設國粹學堂啟》，《國粹學報·七》，鄧實、黃節主編，廣陵書社，1907年，第3009頁）

    鐵的事實是，以儒家為主體的傳統學術并不能夠為中國富國強兵提供必要的思想資源。隨著西學東進的戰鼓雷鳴，國粹派很快悄然無息了！

    從戰國的荀子一直到晚清的鄧實（1877～1951），他們不得不面對世人有關儒家"無用"的指責，鄧實也同所有儒家一樣區分了"真假儒生"，認為真儒之學，只知有國，偽儒之學，只知有君，秦漢以來只有假儒術以阿世的君學，不是真正的國學；與早期儒家不同的是，鄧實已經注意到諸子之學在中國本土學術體系中的重要意義，他在寫道："自周之季學失其官，諸子蜂起，各本其術以自鳴。老子之道術，莊子之齊物，墨子之兼愛，申韓之法制，孫吳之兵謀，荀子之名學，管子之經濟，用其一皆可以裨于當世。夫諸子之多為其術以救人國之急可謂勤矣，然而當世之君民能用其說者幾何也？"（鄧實，《國學無用辨》，《國粹學報·七》，鄧實、黃節主編，廣陵書社，1907年，第3045~3046頁）

    鄧實不知道《管子》輕重十六篇與西方經濟理論的異同，也不會懂得老子道術與申韓法家的同體關系。然而他調和儒學，重新引入諸子以濟世仍不乏可取之處——鄧實還沒有看到西漢末年中華文明沒有儒化以前，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的輝煌大廈！

                        從莊子到張爾田

孔子實兼道家

    繼清代兩百年學術之大成，沖破兩千年儒化的學術迷霧，近世最早窺見中國古典學術體系全貌的是史學家張爾田。

    張爾田(1874—1945)，原名采田，字孟劬，號遁堪，又號許村樵人，杭縣（今杭州）人。中過舉人，有文名。曾任刑部主事、知事等職。1911年出版《史微》，深受國內和日本學者的重視。1914年清史館成立，參加纂修，前后達七年。《清史稿》中，他負責撰寫《樂志》、《刑法志》、《地理志·江蘇》、《圖海》、《李之芳列傳》、《后妃列傳》等卷。1921年后，先后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光華大學、燕京大學等校任中國史和文學教授。最后在燕京大學哈佛學社研究部工作。

    曾參加孔教會的，尊崇儒學的張爾田不僅重新闡述了"六藝皆史"，還指出后來史官降為道家，道家為百家祖，"孔子實兼道家"。

    在《史微·卷一·百家》中張爾田寫道："六藝者，先王經世之跡也；百家者，先王經世之術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君不能獨治，必設官焉，官各有史，以掌其政教而上輔人主之治，此政學所由合一也。王道既微，官失其守，流而為百家，而后諸子之言始紛然淆成矣。"（張爾田，《史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10頁 ）

    《史微·卷三·原儒》中張爾田論證說，孔子兼道家，孔子后學才是真正的儒家。他說："漢武帝抑黜百家，表章六藝，史統既定于孔子，而學者人人喜言儒家矣。然則儒家之源流放于此乎？曰：'否'。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春秋之時，孔子傳焉，孔子，契后也。昔者契為司徒……蓋孔子自端門受命，已由司徒之官上躋史氏之統，而以儒家嗣緒傳諸弟子矣，故人知孔子為儒家，而不知孔子實兼道家也。知孔子兼道家，而不知孔子弟子皆儒家也。"（張爾田，《史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54~55頁）

    歷史事實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全面改造了中國古典學術體系，集中表現在《漢書·藝文志》中——隨著西漢黃老官學體系的消褪，儒家被劉向（公元前77~公元前6年） 、劉歆（約公元前53~公元23）、班固（公元32~92年）固化為中國傳統學術的主軸。

    東漢以前，中國古典學術政學合一的官學特色是一個基本常識，所謂的百家只是東周官學失守后，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的多元化和深化。長期浸淫

在西方學術體系中的讀者必須注意，這里的"百家"不是西方傳統的私學，它只是中國古典學術大廈不同的方面。在戰國以前，根本就不存在私家著述，更別談百家了。從西周的史官之學到西漢的黃老之學，不是百家，而是官學才是中國學術的基本特點。

中國最早的公務員

    張爾田先生說官皆有史，有點不太嚴謹，應該說主要的職官都有掌文書的小吏"史"，并不是所有職官都有。職官越重要史的配置就越多，有的不重要的職官根本就沒有史。

    以周代政制文獻《周禮》為例，其天官系統最重要的職官是大宰，他的屬員包括：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這里的"府"是主收藏的小吏，"史"是掌文書的小吏，"胥"和"徒"是在官府當差的人，這四種人都沒有爵位。

    在天官系統主管醫務的職官中，只有醫師有史二人，其他食醫、疾醫、瘍醫和獸醫都沒有"史"。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事，一般職官的"史"不是"史官"。他們有如后來的刀筆吏，是中國最早的公務員，他們在中國實用技藝的積累和傳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西周史官主要指大史（史官之長），小史（史官的副手），馮相氏（在農業社會掌重要的星歷），保章氏（掌觀星象、分野、歲星、云物、風角等事），內史（與大史相左右，也稱右史），外史（掌書外令及四方之志等）、御史（掌有關天下治令的文書以及為王起草命令等）。

    大史是掌管著國家所有重要文獻，包括大宰的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都由他掌管。《周禮·春官宗伯第三·大史》條所列其主要職責包括："大史掌握[大宰]所建王國的六種法典，以迎受天下各國[上報的]治理情況的文書；掌握八種法則以迎受各官府[上報的]治理情況的文書；掌握八種法則以迎受采邑[上報的]治理情況的文書。凡[邦國、官府、采邑]有爭訟的就據法考其是非，不合法的就加以懲罰。凡邦國、采邑和民眾訂有盟約券書的就負責收藏，用作六官所藏正文的副本，[如果盟約券書有所更改]又收藏六官所上報的副本。如果盟約券書被違背，就打開盟約券書(加以考察]，不守約的就加以懲罰。調整歲和年的誤差以便按季節安排民眾應做的事，把這種安排頒布給各官府和采邑。[年終]頒布明年十二個月的朔日給各諸侯國。逢閏月，就告訴王居住到路寢門中[處理政事而]過完這個月。"（原文：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史官中特別值的一提的還有小史和外史。小史掌管王國和王畿內侯國的史記，撰定帝系和世本，辨別昭穆的次序。后來的流傳下來的記載帝王世系的《世本》當直接出自小史。

    外史負責書寫王下達給畿外的命令，掌管四方諸侯國的史記，掌管三皇五帝的典籍。負責把[統一的]文字傳達到四方各國。如果[使者]拿著王的命令出使四方，就負責書寫命令[授給使者]。（《周禮·春官宗伯第三·外史》原文：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這里的"四方之志"，即魯之《春秋》、楚之《檮杌》、晉之《乘》等各國史記；西周時華夏文字已經統一，看來書同文遠早于秦始皇時代——中華文化深矣！

再談"六藝"

    通過《周禮》我們還知道，中國古典學術體系遠遠不是《漢書·藝文志·總序》中所說的"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先秦的"六藝"也不是漢儒所稱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經典，而是指西周要求學生掌握的六種基本實用技能，《周禮·地官司徒第二·保氏》條："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在秦相呂不韋主持編篡的《呂氏春秋》中仍稱擅長射箭、駕車的人為"六藝之人"。《呂氏春秋·博志》中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

    六藝中《易》在中華原文明中的地們并不象后來《漢書·藝文志》所講的那樣重要，幾乎能夠解釋一切。西周用龜卜顯然比用蓍草占筮重要，但也有專門的筮人，地位和占夢者相當，皆由大卜管理，筮人的職責包括："筮人掌管三種《易》書，以辨別九筮的名稱：一是《連山》，二是《歸藏》，三是《周易》；九筮的名稱，一是筮更，二是筮咸，三是筮式，四是筮目，五是筮易，六是筮比，七是筮祠，八是筮參，九是筮環：以辨別吉兇。凡國家大事，先占筮而后占卜。春正月選擇蓍草。凡占筮國事負責供給蓍草。（《周禮·春官宗伯第三·筮人》原文：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兇。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只有在孔子將《周易》儒家義理化后，在民間算卦先生的宣傳下，《易》取得了今天的學術"神話"地位，易進入了醫學、兵學……東漢班固寫《漢書·藝文志》時，《易》竟然被放到了第一位，在《書》的前面，并高度贊美說："易曰：'宓戲氏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歷三古。"

    在闡釋書、詩、禮，小學等知識部類時，班固常以"易曰"開始。想一想，假如孔子晚而喜"卜"或"占夢"，碰巧他寫了有關西周占夢書《咸陟》的文章（夏占夢書《致夢》也行），那么班固必言"咸陟曰"，中華文明今天的形態會有極大的不同，也可能會有"醫者咸陟也"這樣的說法。

    我們也不能否認，《詩》、《書》、《禮》、《樂》、《易》、《春秋》在中華文明進入大黃金時代（柏楊語，大致相當于戰國至西漢時期）后重要的學術地位，它們是百家的原典，是當時西周官學中流傳下來的為數不多的典籍主體。這從大黃金時代學者對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的描述中能夠清楚地看出來。

《莊子》、《史記》記述的中國古典學術體系

    莊子后學所作的《莊子·天下篇》是最早論述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的著作，作者首先指出法令治道本是統一的，諸多都保存在了史官記述中，有的部分保存在《詩》、《書》、《禮》、《樂》、《易》、《春秋》中，并為齊魯儒學中心的學者所習。作者顯然希望天下學術分裂的局面早日結束，文中寫道："以法度作為分守，以職稱作為標志，以比較為驗證，以會計作斷定，它們的等次分一二三四，百官以這些相為序列，百姓以耕、織、工、商的職業為常務，以衣食為主，繁殖生息，積蓄儲藏，老弱孤寡放在心上，都有所養，這是治理人民的道理。古時的圣人是很完備的了，他們配合神圣明王，以天地為準則，養育萬物，調和天下，恩澤百姓；不僅通曉道的根本，而且維系于法度的末節，上下四方通達，春夏秋冬四時通暢，小大精粗，帝圣之道的運行無所不在。那些明顯表現于制度的，舊時法規世代相傳，史官還記載很多。那些保存在《詩》、《書》、《禮》、《樂》中的，鄒魯的士紳儒者先生們大多能明白。《詩經》是表達志向的，《書經》是記載政事的，《禮》是規范道德行為的，《樂》是陶冶情操的，《易經》是預測陰陽變化的，《春秋》是講述名分的。這些數度散布于天下而設置于中國，百家學說時常宣揚它。戰國天下大亂，賢圣不能明察，道德規范不能統一，天下的學者多是各得一偏而自以為是。就象耳口鼻都有它的知覺功能，而不能相互通用。百家眾技一樣都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如此，但不完備又不普遍，是看問題片面的人。分割天地的完美，離析萬物的常理，放散古人的全理，很少具備天地的完美，不能相稱于天道地道。所以內圣外王的道理，幽暗不明，抑郁不發，天下的人皆以自己的想法為自己的方術。可悲啊！百家迷途而不知返，也就不能合于大道了！后世學者不能看到天地的純真，不能看到古圣人的全貌，道術將要為天下所割裂。"（原文：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 ，《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遺憾的是，"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的司馬遷在寫《史記》時沒有《漢書·藝文志》那樣的目錄學著術，但他還是總括了西漢的知識體系，與《莊子·天下篇》篇所述極為近似，只是更為簡約。也是先談律令，他也看到了六藝的不足，并說自己作《史記》的重要原因就是拾補六藝，整合百家學術。司馬遷在《史記》的末尾寫道："漢朝興起，蕭何修訂法律，韓信申明軍法，張蒼制立章程，叔孫通確定禮儀，于是品學兼優的文學之士逐漸進用。《詩》、《書》不斷地在各地發現。自曹參薦舉蓋公講論黃老之道，而賈生、晃錯通曉申不害、商鞅之法，公孫弘以儒術顯貴，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無不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父子相繼執掌這職務。太史公說：'嗚呼！我先人曾職掌此事，揚名于唐虞之世，直到周朝，再次職掌其事，所以司馬氏世代相繼主掌天官之事。難道中止于我這一代嗎？敬記在心，敬記在心啊！'于是網羅搜集天下散失的舊聞，對帝王興起的事跡溯源探終，既要看到它的興盛，也要看到它的衰亡，研討考察各代所行之事，簡略推斷三代，詳細載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今，著十二本紀，已按類別加以排列。有的同時異世，年代差誤不明，作十表。禮樂增減，律歷改易，兵法權謀，山川鬼神，天和人的關系，趁其衰敗實行變革，作八書。二十八宿列星環繞北辰，三十根車輻集于車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與此相當，他們忠信行道，以奉事主上，作三十世家。有些人仗義而行，倜儻不羈，不使自己失去時機，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總計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稱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充六藝，成為一家之言，協合《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原文：于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晃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并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出世的老莊道家與入世的黃老家思想迥異，但《莊子》和《史記》描述的中國古典學術體系卻異曲同工。它告訴我們中國古典學術體系一以貫之，從道到法，再到百家，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我們能不能恢復這一中國最輝煌時代的學術體系呢？我們又將由從哪里開始？

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的輝煌大廈

    顯而易見，我們不可能恢復西周的王官學體系，因為在孔子慨嘆文獻不足兩千五百年后，我們所能掌握的西周文獻，除了《周禮》、《逸周書》、金文、甲骨文這樣較可信的資料外，沒有太多可以汲取的東西。再說，我們恢復西周王官學也沒有太多現實意義，因為王官學體系解體后，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將之豐富發展了，融匯鍛造出了秦漢大黃金時代更完善的中國古典學術體系——那是華夏文明的峰巔，盡管被太多的儒學迷霧所籠罩。

    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座被儒學迷霧籠罩的山峰就是《漢書·藝文志》，那是東漢的班固根據西漢末年劉歆《七略》增刪改撰而成的，而《七略》則來自其父劉向的《別錄》。

    劉向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蘇沛縣）人。漢高祖劉邦之弟楚元王劉交的四世孫。公元前26年，漢成帝命陳農搜集全國各地遺書，詔劉向領校宮中藏書。其中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種書經過校勘、 整理、 繕寫出定本后，由劉向撰寫一篇敘錄，介紹書的名目、校勘經過和主要內容，一同奏上。這些敘錄以后輯集在一起，名為《別錄》，共20卷。《別錄》全書唐時就已失傳。

    劉向等人所校的是西漢國家藏書。盡管當時西漢政權已經日薄西山，但中國大黃金時代的眾多原典尚末遭破壞，所以我們完全有可能剔除《漢書·藝文志》的儒家偏見，恢復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的全貌。

    這是一項嘗試性的工作，問題多多，但我們仍然具有時代所賦予我們的優勢。

    首先，大量地下文獻的出土讓我們重新看到了劉向所校圖書的真實存在，有時我們甚至能看到劉向可能都沒有看到過的古本。比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長少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帛書，簡直是一座地下小型圖書館，其中黃老書和房中書顯得尤其珍貴。黃老書使因為我們看到了西漢治國理念也是法家，是齊法家的核心黃老思想；房中書在中國消失太久，它使看到了中國開放科學的生活方式；再比如一百多年來十幾萬片甲骨文字的發現，在某種意義上比現存的《周易》更具學術價值——"卜法"似乎又一次超過了"筮法"！

    其次，清代以來對諸子書的整理，使中華文明儒化后幾盡失傳的諸子書得以重現。今天的讀者已經很難知道，他們在書店看到的諸子書是清儒嘔心瀝血訓詁考證的結果，其功甚偉。清未諸子學大興，張樂田之徒看到中華文明是以"道家為內術，以法家為外術"（張爾田《史微·卷二·原法》："蓋道家君人南面之內術，而法家則君人南面之外術也。法無道則失本，道無法則不行。"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月，第39頁），皆得益于此。

    最后，西學開拓了我們的視野，我們也看到了西方文明的不足。一方面包括考古學在內的科學手段深化了我們對中華古典學術體系的理解，比如二十世紀后期對二十世紀初疑古思潮的反思就是一例。另一方面，西學，特別是西方社會科學引入中國的諸多"排異反應"，使世人到了中國古典學術的偉大意義，增強了我們復興中華文明的信心。

    由西周政學一體的官學、到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再到西漢一統于黃老，我們在恢復"六藝皆史"的同時，也恢復了《易》在中華文明原典中的地位，不再過度突出它；剔除了《漢書·藝文志》中儒家經典《論語》、《孝經》， "六藝"儒化過程中皆經過的刪改序述，我們對這一點將會作簡略而客觀的說明；小學是古代文字學著作，當屬實用技藝類，我們也將之從六藝中剔除，加入諸子之中——這樣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的核心部分就展現在我們面前。

    史官大宗流入道家，到莊子、司馬遷時代中華文明進入了以"道家為內術，以法家為外術"的時代，所以我們將道家排在諸子第一位，法家排在諸子第二位。整個中國古典學術體系仍分為六大部類，即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詳述如下：

六藝略：

書——

    《漢書·藝文志》列關于《尚書》的著作九家，四百一十二篇，班固加入劉向《稽疑》一篇。

    或許是劉歆推崇古文經學的緣故，《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列為第一，此書為得孔子壁中書與伏生《今文尚書》的合編。至公元311年永嘉之亂時佚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一部孔安國作傳的《古文尚書》，清人閻若璩考證其為偽書，幾成定論；關于《今文尚書》，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邵望平應用文化區系理論，證明《尚書·禹貢》中九州是龍山時代中華核心區域的地理文化大框架，值得關注。（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見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頁。）。

    《漢書·藝文志》將《周書》七十一篇列為末數第二位顯然不恰當，因為《周書》才是沒有經過刪改的《尚書》，是流傳下來的最重要西周政治經濟原典，是諸子百家及中華古典學術的胚胎。據劉向說《周書》是孔子刪《尚書》之余，以至兩千年來缺乏研究，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全書的校理才由西北大學的黃懷信先生主持完成！當代學者還應注意出土的大量金文材料，特別是一些較長的銘文，有時真能抵上《尚書》一篇。

詩——

    《漢書·藝文志》列關于《詩經》的著作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漢書·藝文志》說"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如何"純取"我們不清楚，按《史記》，孔子可能只"純取"了當時流傳的十分之一左右，《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也有學者認為孔子并沒有刪去那么多詩，但通過《周禮》，我們還是能看到諸如《貍首》、《采薺》、《肆夏》這樣重要的詩篇都佚失了。

    由于詩每句都較短，且原來都配樂，看來孔子并沒有對詩的文字進行大的改動。但后來儒生序詩時（特別是流傳下來的《毛詩序》），幾乎將每首詩都賦予了僵硬的政治倫理學意義，極大地抑制了《詩》的靈性。這種狀況直到近代才開始改變。比如《詩經·鄭風·子矜》明明是一首愛情詩，《毛詩序》卻認為這是"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唐朝孔穎達疏進一步解釋說："鄭國衰亂不修學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毛詩序》常常荒唐如此。

禮——

    《漢書·藝文志》列關于《禮》的著作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班固選入了《司馬法》一家。

    筆者認為，班固加入《司馬法》可能是為補《儀禮》軍禮之不足。

    禮中最值得關注的《周官經》六篇，即今天流傳下來的《周禮》，它曾被今文學派誣為偽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學者們通過對大量今文材料的研究證實（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華書局，1986年），西周金文中的職官與《周禮》記述相合，該書絕不可能憑空偽造。它是中國版的《雅典政制》，對研究中國西周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極為重要。我們能從《周禮》中看到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的基本沿革。

易——

    《漢書·藝文志》列關于《周易》的著作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周易》是一本普通筮書，宋以前還只是儒家從哲學上將之義理化，宋之后援易入醫、后又援易入兵（如近世廣為流行的《三十六記》），現在又有人援易入物理學、經濟管理了。數術略蓍龜十五家中有"《周易》三十八卷"，那才是《易》的原始本質，不能將將易說的神乎其神！

樂——

    《漢書·藝文志》列關于《樂》的著作六家，百六十五篇。班固刪去了淮南劉向等人的《琴頌》七篇。

    古代音樂是中國政治經濟體系的一部分，這點和西方音樂作為一種"藝術"形態不同。樂書都已亡，現存的《禮記·樂記》可能是古《樂》的遺篇。

春秋——

    《漢書·藝文志》列關于歷史的著作十三家，共九百四十八篇。刪去《太史公》四篇。并解釋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

    從孔子作魯國史記《春秋》起，歷史就開始被儒家義理化，這使中國豐富的歷史變成了儒家呆板的道德說教，以儒學標尺任意裁剪。西晉時魏國史書《竹書紀年》出土后，竟再度失傳——主要是因為該書沒有像孔子改寫的《春秋》那樣被義理化，知識分子不重視它！

    中國歷史的去儒家化將是一個更艱難而長期的過程，比中國傳統學術的去儒家化可能更不容易。

諸子略：

道家——

    《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著作三十七家，計九百九十三篇。

    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將許多齊法家菱列入了道家，其中至少包括《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黃帝四經》，這使我們無法區分黃老道家與老莊道家。三十七家是否還有齊法家著作我們難以知曉，因為諸多道家著作都已經散佚了。在馬王堆漢墓出土《伊尹·九主》和《黃帝四經》（也有人稱為《黃帝書》）后，我們才可能確定這兩本書是齊法家著作。

    《伊尹·九主》是帛書《老子》甲本后的四種古佚書之第三種，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魏啟鵬先生認為，其乃《漢書·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中之佚篇。其明分守，繩法則，審名命，暢論君人南面之正道與失誤，對《申子》、《韓非子》、《呂覽》、《管子》及黃老帛書等都有深刻的影響。佚篇的重要概念和用語，可與西周金文、《國語》、《左傳》印證，其成書年代當不晚于春秋末期。（魏啟鵬，《前黃老形名之學的珍貴佚篇——讀馬王堆漢墓帛書<伊尹·九主>》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

法家——

    《漢書·藝文志》列入法家著作十家，二百一十七篇。現加入齊法家后，共計十五家。

    《漢書·藝文志》認為："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所謂"刻者"常常指商鞅、韓非，這顯然有失公允，因為兩家反對的只是儒家德治，而不是道德教化本身。事實上齊晉法家都主張以法生德，以德固法。

儒家——

    《漢書·藝文志》列入儒家著作五十三家，共八百三十六篇。班固加入楊雄一家三十八篇。如果再加入《論語》和《孝經》，將增加到七十六家，可謂洋洋大觀。

    《漢書·藝文志》在闡發儒家時也區分的"真假儒生"，一方面講了儒效，另一方面揭示了儒家在東漢尚未在政治上"獨尊"的事實，盡管當時儒家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上面說："儒家學派，其源頭來自掌管教化的司徒，其宗旨是輔助君主順應陰陽提倡教化，它研習六經，專心于仁義之間，遵循堯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和周武王，以孔子為宗師，來顯示他們言辭的分量，其道最為高深。孔子說：'如果要對人有所贊譽就要對他有所考察。'唐、虞的鼎盛，殷、周的興旺已經證明它行之有效。但不甚明智者不知其精妙細微之處，而偏邪的人又隨著時代進退，違背偏離道的根本，只是用來博取眾人的尊敬，后來的人以他們為榜樣，因此《五經》互相矛盾，儒家學說漸漸衰微，這就是見聞寡陋的儒生的弊端。"（原文：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陽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嘩眾取寵。后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

    堯舜時的歷史資料實在太少，至于商周，從伊尹到姜太公，皆為法家重要人物，何談儒家治國之效？儒家很少談法家、道家所尊祖的黃帝，而是祖述堯舜，總想把三代描寫成儒家治國的神話，觀班固所言，其意明矣。

    另外值的一提的是，《漢書·藝文志》將《晏子》八篇排在了第一，要知道晏子是明確反儒的，劉向校書時干脆將反儒的言論析為一章，他在奏書中寫道："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劉向校書當是允許的異端存在，這與后世儒生大不同。

    儒家中還有桓寬《鹽鐵論》六十篇，這本書記述了中華文明儒化過程中最主要的一場治國理念交鋒，學者們今天目前對它的重視還遠遠不夠。

    我們在將中國古典學術體系中文字學著作小學加入諸子后，諸子變為十一家，道家、法家、儒家后，依次排列為墨家、名家、縱橫家、陰陽家、雜家、農家、小學、小說家。諸子中保存了大量中國古典哲學、政治經濟學文獻，常常能夠彌補中國古典學術主干道家與法家文獻的缺失，幸甚。然而，像縱橫家（未錄入《鬼谷子》不知何故）這樣偉大的外交知識體系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研究應用了，不亦悲乎！

詩賦略

    《漢書·藝文志》收入詩賦類著作一百零六家，共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班固加入楊雄八篇。

    如同研究了中國傳統哲學就不會應用名實理論了，研究了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就不知道如何調輕重了，今天學中文的大體不會寫詩詞了，只會用西方語法分析主謂賓。誰說這不是對迷信西學者的嘲弄呢？這也是全體中國學人的恥辱。

兵書略

    在西漢秘府中負責校兵書的任宏將兵家著作細分為四類，分別是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漢書·藝文志》列入兵書著作五十三家，共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

    《孫子兵法》（就是《漢書·藝文志》中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列為兵家第一，可謂宜矣。位居第二的《孫臏兵法》（就是《漢書·藝文志》中的《齊孫子》八十九篇）約在東漢末年就已失傳，1972年這部重要著作竟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真是萬幸。

    兵家和方技中的中醫一樣，是中國古典學術中唯一還在研究并應用的知識體系。盡管中醫的生存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但由于中國兵法在諸多戰爭中表現的偉大與深邃，已經被海內外越來越多的人關注。

    《管子》輕重十六篇中有經濟方面的權謀。清末外交家，《管子析疑》的作者何如璋（1838—1891）稱之："權輕重以與列邦相應，即今之商戰。"怎奈直至今日尚無人識。

術數略

    《漢書·藝文志》列數術共一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分天文家、歷譜家、五行家、蓍龜家、雜占家、形法家六類。術數中實用技藝和迷信的東西常常混雜在一起，天文、歷法等實用書籍大多失傳了，迷信的東西卻在民間得以發展長存，從秦漢直到今天都是這樣。

    從考古文獻看《九章算術》的淵源很早，且在東漢初已經寫定，何以沒有出現在《漢書·藝文志》中，這點今天看起來有點奇怪。一個較合理的解釋是，班固作《漢書》時，《九章算術》還沒有成書。不過《漢書·藝文志》列有《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

方技略

    方技是指"生生之具"，顯然多出于《周禮·醫師》這樣的職官，它們是關于醫藥養生的知識。

    《漢書·藝文志》列方技類著作三十六家，共八百六十八卷。分為四類，分別是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其中著作大多亡佚，只有位列第一的《黃帝內經》流傳下來。

   班固自己似乎都不信神仙之術，只把神仙之術作為心理慰藉，"聊以蕩意平心"。其中有《黃帝岐伯按摩》十卷，會不會是最早的按摩之術。

    方技包括房中術八家，共一百八十六卷。《漢書·藝文志》闡釋說："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圣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指《左傳》——筆者注）曰：'先王之所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可見西漢時人們是以一種積極正常的心態看性事的。

    房中術八家《容成陰道》、《務成子陰道》、《堯舜陰道》、《湯盤庚陰道》、《天老雜子陰道》、《天一陰道》、《黃帝三王養陽方》、《三家內房有子方》均已佚，但在馬王堆房中書《十問》竹簡中，有"黃帝問于容成"、"堯問于舜"、"帝盤庚部于耆老"等內容，可能與上述房中書有深刻的淵源關系。

    最早系統闡述中國房中術的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H.Van Gullik）在《秘戲圖考：附論漢代至清代的中國性生活》一書英文自序中曾這樣寫道："這些房中書是夫婦做愛的手頭必備手冊，他們不是為取悅讀者而寫的，而是為引導和指導性生活而寫。這些書本傳授基本的性衛生和優生學規則，傳授能使男女雙方從性行為里獲得高度快感的方式，從而在對產前護理給予足夠關注的同時增進他們的健康。"（高羅佩，《秘戲圖考：附論漢代至清代的中國性生活》，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頁）

    房中術是同中醫并列的一種偉大知識體系，他不是西方骯臟的色情讀物，今天國人對他的研習還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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