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力量建設關系到中國長治久安
康曉光
摘要:傳統精華的喪失,道德的淪喪,對當下中國發展道路正當性的缺乏自信,表明軟力量是今天中國的軟肋。軟力量建設深系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是否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是否有有效的意識形態、是否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中國在軟力量建設上,最大的缺口和資源在文化領域,復興儒家文化,開創新的普世性體系,是中國軟力量建設之本。
一、硬力量建設步入了正軌,軟力量建設剛剛起步
美國國際政治學家約瑟夫·奈指出:20世紀的最后20年,亞洲最大的國家——中國享有7%~9%的高增長率,國民生產總值令人矚目地增長了三倍,這提升了中國的聲譽和軟力量。然而,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會在發展中遇到諸多困難。21世紀初始,美國經濟仍然是中國的兩倍多。約瑟夫·奈的論述雖然簡單,但很中肯,簡明扼要地道出了中國力量結構的基本特征。
約瑟夫·奈這段話的意思是,雖然中國的硬力量已經獲得了巨大發展,但還不足以與美國匹敵,更何況中國的軟力量與美國的差距更大,這是正確的判斷。打個比方,權且把國家看作一個人:近30年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擴大了中國的經濟總量,這就相當于這個人的肌肉增加了。然而,目前中國的經濟質量并不高——自主創新不多,掌握的核心技術很少,對戰略產業也沒有多少控制權——這相當于這個人的骨骼還不發達,甚至患有軟骨病。但是,最嚴重的問題還不是這些,而是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缺少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有效的意識形態、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這相當于這個人由于沒了靈魂,遂處于精神分裂、六神無主的狀態。從目前來看,對中國這個人來說,繼續長肉,似乎問題不大,再用個20年或30年把骨骼發育健全也完全有可能,但是要把靈魂和精神發育健全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沒有半個世紀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如果說發育肌肉和骨骼就是建設“硬力量”,那么發育靈魂和精神就是建設“軟力量”。正是在這層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的硬力量建設已經步入正軌,而軟力量建設還剛剛起步。
作為一個世界頭號強國的戰略分析家,約瑟夫·奈著重關注的是一個國家在國際層面的軟力量。實際上,一個國家的力量,不僅體現在外部,也體現在內部,而且國內力量和國際力量是相互影響的。一個貧窮、落后、缺乏公正、道德墮落、文化分裂的國家,既不可能擁有什么國際影響力,也不可能擁有國內凝聚力。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大國,中國不但要關注軟力量的國際層面,更要關注它的國內層面。實際上,對于今日中國來說,后者更為重要,但這一塊也恰恰更為軟弱。
今日中國的道德淪喪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破壞,傳統文化的精華已經喪失殆盡,但糟粕卻留下不少;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折騰,來自西方世界的社會主義文化的精華也所剩無幾,但許多糟粕留了下來;改革開放這30年,引進了不少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糟粕,但好東西又沒學來多少。可以說,今日中國的道德是三大文化源流糟粕的“集大成”,可謂“禮崩樂壞,道喪學絕”,這使得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我們都不擁有來自價值觀和道德的軟力量。
除了道德這塊,軟力量的匱乏還體現在當下的中國模式或中國發展道路缺乏正當性,不僅缺乏來自國際社會的應有的認同,更缺乏來自國內的應有的認同。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乃至新中國成立以來的50多年,中國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但是成就也非常突出。如何理解它?如何評價它?這種發展模式的成功之處在哪里?它為什么能夠成功?對于這些問題,不僅國際社會缺乏認識,就連我們自己也都缺乏認識,不僅老百姓如此,就是黨政干部甚至領導人也如此。這種認識不清的結果就是,嚴重地缺乏自信:缺乏對自己成就的肯定,缺乏對自己模式正當性的論說。這尤其表現為,我們對自己的政治體制嚴重缺乏信心,過分地渲染了它的弊端,而對于它的長處幾乎不置一辭,主要來自官方的辯護不僅軟弱無力,甚至令人生厭。若這種狀況不能得到根本的扭轉,軟力量建設就無從談起。
綜上,就中國國內軟力量建設的關鍵主要是兩個層面:一個是道德建設,一個是制度建設。道德建設的核心任務,就是要提出我們的價值觀,并論證這種價值觀的優越性;制度建設的核心任務,就是要探索中國模式以及如何完善這種模式,更重要的是要確立這種模式的正當性或合法性。
二、重建中國文化,確立新的普世價值體系
如何建設中國的軟力量?我認為,關鍵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關鍵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重建價值體系或道德體系,二是重建政治哲學或意識形態。
說到文化重建,有一種說法似乎很動聽:通過把中國的傳統、西方的社會主義傳統和資本主義傳統融匯貫通來重建中國的文化。很難說這種說法是對是錯,因為具體如何融匯,在融匯過程中以誰為主,并不清楚,這也就等于什么也沒說。
在全球化時代,文化融匯是一個現實,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沒有人敢說哪一種文化在今天可以獨霸天下,當然,人們的爭論并沒有停止,人們爭的是全球文化融匯的過程中應以誰為主。在這個問題上,我主張“中體西用”,即以中國的傳統文化為主,吸收外部世界的文化要素,重建今日中國的文化。這就涉及到“中國文化復興”,更確切地說是“儒家文化復興”這一主題,這也是我這幾年一直在研究的問題。
復興不是簡單地、機械地復古,復興也不是一個輕薄的概念,它有嚴肅的內涵。如果僅僅是從儒家文化中汲取某些成分,或是泛泛地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那不是我所說的“儒家文化復興”。我所謂的“復興”,是對文化的核心精神的保守、繼承、發揚光大。文化的枝節可以拋棄,形式可以改變,但核心精神不能丟掉。這是一個大原則!
在重建文化中需要重視的是,真正的全球性的軟力量一定是具有普世性的。因此,如果我們在建立自己的軟力量的過程中,向已經存在的西方的現代的普世性體系看齊,那就是被別人同化,這恰恰說明我們不具備軟力量,而在這種被同化中我們建立起來的能不能叫軟力量,值得商榷。我認為,中國真要建立自己的軟力量,真要建立自己的價值和制度的吸引力,那就要建立一種新的普世性體系。也就是說,伴隨著自己的崛起,重新確立一種新的普世性體系。這種新的普世性體系的誕生,不是向已有的普世性體系看齊,而是用一種新的普世性體系取代舊的普世性體系。
這種新的普世性體系從哪里來?從儒家文化的復興而來,這對于我們的道德重建,對于社會秩序的重建,對于中國人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對于政治正當性重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對外也是如此。今天我們已經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儒家學說的基礎之上了,大量海外孔子學院的開設,大量地方文化節、民族文化節在他國的舉行,就是例證。對外傳播儒家文化,意義并不局限于文化領域,不僅可以宣揚我們的價值觀,也可以強化我們的制度的正當性,從而對中國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的全球競爭具有非常積極的影響。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儒家文化復興對中國的軟力量建設至關重要。
對于中國來說,文化的發展與政治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未來中國的文化如果徹底西化,那么中國的政治也將徹底西化。如果中國的文化能走上自主選擇的道路,那么未來的政治發展也會別有一番天地。也就是說,如果中國不能掌握文化發展的自主權,那么也就不能掌握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自主權。從這種意義上可以說文化決定命運!
今天,中國在軟力量建設方面的最大缺口正是在文化領域,但同時其最大的資源也在這個領域。我們有一個富有魅力的文化,它有5000多年的歷史、13億的人口、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還有遍布全球的華人,加上漢語這種獨特的語言,這些都是中國最寶貴的文化資源。如果這個資源運用得當,中國的明天就不可限量。
中國文化賦予中國人偉大的抱負。中華民族是一個有雄心的民族,中國人的自我感覺并不比以上帝選民自居的美國人差。日本人把這稱之為“中華情結”,意思是說,中國人無論多么落魄,都堅信自己應該成為最好的。我認為,這就是中國文化5000年不絕的根本原因。這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沒有這份自信,就不可能在5000多年的歷史中,無數次沉淪,又無數次重新崛起,而且一步步走向新的高度。你說中國最大的軟力量是什么?就是這種民族的自信,甚至是一種非理性的自信。
三、軟力量建設關系到中國長治久安
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正是由于硬力量的發展成功,才使得我們能夠提出軟力量建設的問題。但是,反過來說,如果中國今天不解決軟力量的發展問題,硬力量的進一步發展也不可能。
軟力量建設不是可有可無,而是非常重要、非常緊迫。不解決道德和價值觀問題,不解決政治合法性問題,而經濟、社會還能持續發展,是難以想象的。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的國際地位也很難進一步提高,也無法為自己創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可以說,如果中國不能解決軟力量的問題,無論是國內發展,還是國際發展,很可能都難以為繼。在這個意義上,軟力量建設關系到中國長治久安,乃至生死存亡。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建設中國的軟力量這一偉大的使命,需要有人為之獻身。那么,誰應該擔此重任?誰應該做出犧牲?就是每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當年,面對禮崩樂壞的亂世,孔夫子“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今天,當此民族復興之際,我們更應該“當仁不讓”,繼往開來。
在《論語》的開篇,至圣先師為我們描繪了君子的三種人生境界:其一,“學而時習之”——樹立了偉大的理想,而且有機會去實現自己的理想。這是君子的最高人生境界,他應該為之由衷地喜悅,故曰:“不亦悅乎!”其二,“有朋自遠方來”——沒有機會實現自己的理想,但是還有幾個志同道合的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也不錯,吾道不孤,故曰“不亦樂乎!”其三,“人不知而不慍”——既沒有機會實現理想,也沒有人理解自己,但是不怨天,不尤人,堅持理想,獨善其身。這是君子最不幸的處境,但是卻最能體現君子人格的光輝。正因為君子有著這樣的三種人生境界,孔夫子才發出由衷的贊嘆:“不亦君子乎!”
君子的人生也許是壯烈的,也許是寂寞的,但是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會喪失君子本色,就像三代圣王、孔子、顏淵那樣同乎一心。讓我們銘記先師的教導,做一個地地道道的真君子,并且把君子之道弘揚于天下。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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