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馬克思與市場經濟

　　老子與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教導共產黨人如何作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老子的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其主要目的是要使人人都具有圣人這一理想的人格。那么，做圣人與做優秀共產黨員之間有無矛盾沖突，這兩種思想能否相互融合、相輔相成的關鍵在于看兩者的主導思想、精神實質是否一致。

　　在對待群眾的立場態度上，毛澤東毫不含糊地提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最關鍵的問題。作為共產黨人及其政府，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能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又說，共產黨的政策、言論、行動以群眾是否擁護為最高標準。作為共產黨要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

　　老人對圣人的要求則是要象天地一樣不自生，不為自己而活著。要做人民的好兒子為天下“渾其心”，在危險面前要“身先之”。在榮譽利益面前要“身后之”。圣人無常心要以百姓心為心，急百姓之所急苦百姓之所苦。老子還指出，一個人之所以有大的憂慮，是因為他有自身的利益。（吾所以有大患者謂吾有身）等到他沒有與社會他人相對立的個人利益之時。他還有什么可害怕的。（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十三章），他將成為一個大無畏革命英雄主義者。他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為天下人謀福利的共產主義事業中去，他才可能為人類的共同事業做出較大貢獻。這與毛澤東所講的一個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地有益于人民，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意思何其相近。

　　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號召大家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成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老子在八十一章也是明確地指明圣人的準則，“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作為圣人的根本原則是有所作為而從不爭名奪利。

　　毛澤東要求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符合人民利益，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的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

　　老子講：“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是說一個人最高的德行在于他時時刻刻接受真理的領導，作為圣人不要成為民眾的重負，不要對群眾的利益造成妨害，這樣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使“天下樂推而不厭。”

　　毛澤東在革命成功前夕進京之時提出“趕考論” 及“兩個務必”：勿必使全黨全軍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優良品質，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謹防糖衣炮彈的攻擊。而老子在五千言中更是反復強調圣人“自愛不自貴，自知不自見。”“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如此以來圣人才可成為天下人學習的楷模，發揮其無窮的人格力量。

　　關于相信依靠群眾方面，毛澤東講了兩條根本的原理，我們一定要相信群眾，我們一定要相信黨，如果否定了這兩個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辦不成了。老子要求對待群眾的態度是決不可以萬乘之主的身份而以身輕天下。對群眾善者吾善之，不善于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善德信，要充分相信和依靠群眾。

　　毛澤東提出勤儉建國的方針，要求全國上下厲行節約反對浪費，任何地方必須十分愛惜人力物力，決不可只顧一時，濫用浪費。任何地方必須從開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計算到將來的很多年。為恢復發展生產必盡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反對任何人對生產資料的破壞和浪費，反對大吃大喝。這些做法與老子提倡的“儉”，“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是謂早服：以及“圣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甘其實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消費觀是完全一致的。

　　以上簡單的對比可以說明，毛澤東思想本身就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老子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做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與老子所倡導的理想人格圣人之間并無矛盾，所以倡導復興中國優秀文化對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社會主義建設大有益處。

　　老子與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指導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為共產主義人類解放事業奮斗的理論基礎，老子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代表。這兩種思想能否有機融合對中國的前途中國古代文化能否實現偉大復興將尤為關鍵。

　　老子的思想重在對理想人格的培養和塑造。而馬克思主義則重在尋找創建理想的社會制度。如果僅有圣人這一理想人格，那么在無道的社會他也只能獨善其身，被褐懷玉而到處竄匿。而馬克思所設想的理想的社會制度又不可能沒有合適人來使之正常維持運轉，再好的制度都會因為人的原因而被破壞發揮不出應有的效能。所以老子與馬列主義相互吸引，彼此的需要表現為，必須有一定的大環境來保障圣人的人格及其生存，一定的社會制度又依賴與一個個圣人的產生發揮其榜樣作用，使之正常運轉，簡而言之，圣人需要生活在共產主義理想的社會環境之中，理想的社會環境也同時，也需要圣人的榜樣作用，維持其環境的凈化。

　　1、老子與馬克思都有反對社會分配不公主張消滅剝削的一面。堅決反對個人無窮地占有社會財富。

　　老子講“天地合以降甘露，民莫自令而自均”。分配要像天降雨露一樣公平施與，對于占有財富者告誡，“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痛斥社會分配不公的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使社會貧富發生馬太效應的兩極分化。解決的途徑只有用“損有余以補不足”的天之道取代人之道。

　　馬克思同情被壓迫人民，揭示了群眾受苦受奴役的根源在于私有制造成的剩余價值的私人占有。剝削使得社會財富的源泉，源源不斷地流入到私人的腰包，從而社會分化為兩極，窮人富人，壓迫者，被壓迫者，空前的利益對立化必然造成人與人、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激烈沖突，這是社會動蕩的根源，這些社會問題只有通過建立公有制使人類的共同利益統一起來才能解除。

　　老子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公有制，但從字里行間明確表達出這樣的意思。“不見可欲，才能使民心不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又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那么是什么引發激起了人貪婪的占有欲望呢？還是私有制，那么不見可欲，也只有在公有制社會制度中才能做到。當社會實行公有制之后，公民對物品只有使用權而沒有占有權不能用之交易之時，就不會萌發偷盜的念頭。

　　2、老子與馬克思都有一個美好愿望，重建人與人的關系，反對人與人之間的競爭。

　　馬克思一再強調，資本不是物，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會成為奴隸；紡紗機就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條件下它才成為資本。因此資本是一種人與人之間被壓迫，被剝削的一種關系。馬克思提出消滅資本主義，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正是要消滅這種不合理的社會關系，社會制度。正如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到的，這種制度“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誠，騎士的熱忱，小市民的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激發，淹沒在利已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純粹的金錢關系。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它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把醫生、律師、教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奴隸，總而言之，它用公開地、無恥地、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有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這種制度促使個人敵視其他的一切人，這樣就引起了一個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社會戰爭，這個戰爭在文化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的會采取粗暴野蠻的暴力形式，即犯罪。這種制度本身是社會治安惡化的根源。

　　這種社會制度下，必然充滿了人與人之間對物質利益的競爭，競爭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人與人之間利益對立，因此它是社會利益不統一不協調的產物，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實現社會利益的統一，以合作取代競爭。

　　老子講圣人之道為而不爭，夫惟不爭故無憂，天道無親恒與善人，德善德信，看來也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得到制度保障，從而得以充分實現。

　　3、馬克思主義與節約

　　老子主要是從個人消費方面談節約，馬克思主義則是主要從社會制度上落實節約。

　　由于商品經濟的經營生產管理方式對社會人力物力資源造成極大的浪費，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務必堅決消滅之。

　　因為是以營利為生產目地，生產者只考慮自己的營利，因而就故意將商品搞成一次性地，花在不能增加消費效果包裝上的人力物力也進一步加大。在運輸途中，商品經過多次倒手就一步步增加了運輸的距離和裝卸地次數，并且使大量的中間食利階層充斥其間，對社會造成極大的浪費。只有在公有制社會支配產品之時，產品才能以最短的距離、最方便劃算得運輸、最少的手續完成從生產者到消費者手中的流通，因而產品在流通中的損耗可將至最低。

　　另外，從事銀行、證券、保險、公正、稅收等社會職能部門，在公有制條件下，將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這些人所從事的全部是無效勞動，他們是社會上的食利階層，根本不能創造社會財富，在未來的社會管理中也不必要，是屬于造成“民之饑”，以上其食稅之多的那部分人。

　　再者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及其暴力機構，將隨著階級的消亡而消亡，這個最大的寄生蟲消亡之后，百姓的生活將要好更多。

　　4、老子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價值觀

　　老子與馬克思、毛澤東等都有天下胸懷，力圖為天下人謀福利，因此他們的價值觀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表達方式有差異而已。

　　老子曰：圣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圣人之道為而不爭。毛主席講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于泰山，替法西斯反動派而死，其死輕于鴻毛。馬克思講：人只有他去做別人的手段，他才可以成為社會的目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也同樣適用于社會關系。誰以社會為手段，誰就會成為社會的手段，誰以社會為目的，他將成社會的目的。因此，誰要想成為社會的目的，成為別人服務的對象，誰就應當先做別人的手段，主動地為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務。愛因斯坦所說，一個人的價值不在于他從社會上獲得索取到了什么，而在于他向社會奉獻什么。這難道不是共產主義價值觀嗎？為其如此才能建立起“交相利，兼相愛”的新型的使人人都快樂的人際關系。

　　以上的論述可以說明，老子的學說、毛澤東思想以及共產主義理論精神實質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三者的相互融合、共同促進是必然趨勢，不僅可能，而且必要必須，我們有賴于從此三者中提升出更理想的文化秩序，以救當今世界人類面臨眾多危機之急。

　　老子與中國文化復興

　　一、老子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首席代表。

　　在中國古代百家爭鳴時期，老子僅以其五千言，成為諸子百家的學術領袖，在其他各家之中都不難從“道德經”中找到自家的立家之本，如孔子講仁義，不過是講老子的“慈”發揮一下而已；墨家的言行特別注意“儉”，因而提出“節葬”，物以奉民用則止，諸加費勿施于民，減少不能增加消費效果的開支等，其他不在一一列舉。魯迅曾言中國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而老子是被奉為道教的始祖。黑格爾也曾評論孔子的思想極為貧乏，老子才是中國文化的真正代表。相比而言，孔子言語中多次提到君子，而老子則是要培養圣人，憑此就可知老子的確高于孔子一個檔次。老子雖僅有五千言，可是其思想的深度、廣度、精度、密度是古今中外無人能出其右者。所以當今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評比、比賽時，我們就必須派出老子這個優秀選手。

　　二、文化所面臨的課題或任務

　　當今世界單就物質財富而言的確是極大的豐富了，但財富的分配卻出現了嚴重失衡，貧富兩極分化使少數人花天酒地窮奢極欲，好多人卻食不果腹在死亡線上苦苦掙扎。因而使犯罪激增恐怖主義事件不斷，人們發現自己過的并不幸福。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實用主義、享樂主義、急功近利根本不考慮后果，因而對資源、環境造成了空前的破壞，從而使全人類面臨巨大的危機。市場經濟其實質是一種文化，現實的許多不合理現象正是這一“商業文化”所產生的惡果。

　　那么，當下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共同課題就是如何克服清除市場文化所給人類造成的毒害，讓大多數人都能夠長遠地平靜而幸福地自由生活。我們提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決不應當出自于狹隘的民族主義，出自自己對本民族文化的偏愛。不管是那族文化，只要他能救人類之急，我們就選擇他，相信世界各民族都會接受她。

　　文化的目的是塑造人。因而有什么樣的文化就會有什么樣的人格，就會有什么樣的價值理念，就會有什么樣的道德信仰。

　　市場經濟中所需要的所謂有理性的“經濟人”，總是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這種人必然是以鄰為壑、損人利己。反映到國格上就是弱肉強食，盡可能地利用欺壓奴役其他不發達的國家，這才是社會動蕩、戰爭不斷、恐怖主義不絕的根源，所以這一整套價值體系必須推翻重建。

　　市場文化是為私人營利目的服務的，因此，它需要旺盛的社會需求，這樣就會人為制造擴大社會需求，造成對人力物力資源的極大浪費。老子提出知足常樂，甘其實，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消費觀和生活習慣，就能保持心靈的平靜，人與自然的平衡。

　　經濟人是利已的，而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利他的是為天下的，從來不提倡競爭。既以為人已愈有，已以與人愈多。夫惟不爭的無尤。

　　西方文化創造了社會財富,中國文化卻懂得如何做人，如何使用社會財富，規范社會秩序，使人人獲得幸福。

　　三、中國古代文化復興的實質

　　一位德者學者發現每種文化復興時時都需要從自己的源頭那里不斷充分的汲取營利獲得動力，歐洲文藝復興是從古希臘羅馬文化那里汲取營養。而其復興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的形成。

　　同樣的道理，中國文化要實現偉大的復興，就必須充分重視吸收祖先的文化遺產。這是勿庸置疑的。而中國學術思想最活躍燦爛的時代，當屬春秋戰國時的百家爭鳴，百家爭鳴的一枝獨秀或曰學術領袖首推老子，所以今天我們必須充分重視研究推廣老子的思想，而要推廣這種思想又必須和當代思想的精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型的文化。這幾種文化相互融合的必然結果，必須是全球統一同一的共產主義大同世界文化價值理念的形成。簡而言之。中國文化復興的實質是共產主義文化的形成。

　　從歷史來看，那些通過軍事和經濟手段來征服世界統一世界的做法，沒有一個不失敗的。世界的統一只能采用平和尊重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而中國文化所獨有的包容性，可以擔當此重任。作為世界舞臺上的四大主弦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文化以其持久性，溫和性能夠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必將成為主導世界秩序的最主要力量。如果說政治、軍事、經濟主導人的身體和財富的話，文化則是要主導人的思想意識，所以文化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

　　馬克思曾斷言，未來的世界是哲學的世界,未來的哲學是世界的哲學。我們今天也可以毫不含糊地斷定，未來世界的文化是世界統一的文化。未來世界的統一，必然是來自文化統一的和平統一。

　　四、中國文化復興的依托

　　文化力量固然重要，但要靠文化單打獨斗沒有政治經濟力量的支撐也是難以對現實秩序造成重大影響。

　　歐洲文藝復興的依托是資產階級執政，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的形成鞏固和發展。那么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的復興，將有賴于共產黨代表的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共產主義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確立完成。確立的標志應當是共產主義性質的高度發達充分解放的社會生產力的產生。

　　歷史發展的鏈條總是在其最薄弱的環節發生斷裂。一種生產關系確立的時間越久，越不容易發生變化，新型的生產關系越是難以從其內部產生。舊中國高度發達、穩固的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雖早早產生，卻始終不能沖破封建關系。相應的歐洲社會在其并不發達、穩固的封建生產關系上，迅速地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和社會生產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關系在西方充發展高度穩固，因而共產主義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在其內部無法產生，那么這種生產關系產生的希望，只有在市場經濟并不發達建立時間并不長久的國家中去尋找，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正好符合這一角色。相對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國家而言，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生變數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而且這種變化一旦發生，對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格局的沖擊和影響也將是致命的，中國必將成為世界秩序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第一塊倒下的骨牌，中國的改變將使世界的面貌秩序煥然一新，屆時中國必將成為世界新秩序的倡導者，新規則的制定者。因這種秩序規則充分重視照顧各國民族的利益，第三世界國家就會群起響應，那么當今世界這種僅僅對少數國家有利的秩序格局就會迅速發生逆轉。

　　中華民族應當為世界人民做出力所能及的較大貢獻，這不僅是毛澤東的主觀愿望，也是所有炎黃子孫的美好夢想，光榮義務，也是世界人民的期待。自漢唐之后，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重心開使逐步西移，到歐洲，到英國，再到美國，如今的二十一世紀這個中心，又開始準備要回到起點。中國的世紀正在到來。我們不是宿命論者，我們要盡可能地爭取促成她的早日到來。為此每一個有志氣的中華兒女都應竭盡全力，我們所做的一切將要使所有中國人及海外華人感到光榮和自豪。

　　作者：西安老子研究會研究員、理事 陳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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