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這部小說里描繪有這樣一個人物，此人因為死得非常凄慘而給讀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這個人就是黃文炳。

　　黃文炳在水滸傳第三十九回出場，第四十一回歸于湮滅，可謂短暫的一瞬。對于其人之死，書中交代，李逵拿起尖刀，看著黃文炳笑道：“你這廝在蔡九知府后堂，且會說黃道黑，撥置害人，無中生有攛掇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爺卻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眾頭領做醒酒湯。

　　黃文炳遭此大難，死得如此慘烈，原因真的如李逵所言“說黃道黑，撥置害人，無中生有”嗎？

　　從尊重原著出發，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場，應該說，李逵所講的可謂一派胡言，事實完全不是這么回事。

　　事情的起因是宋江酒后狂放，在潯陽樓題寫反詩。他先后寫了兩首，先是在第一首“西江月”里自吹自擂一番，什么“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然后感覺不過癮，接下來又發狠發癲，說什么“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他時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發誓自己要比唐朝黃巢更猛烈地造反，更加攪得天地翻覆。

　　應該說，身為在閑通判的黃文炳在看到這兩首詩之后所做的評判公允恰當，小說中描述，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并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個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后面卻書道“鄆城宋江作”五個大字。黃文炳再讀道：“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冷笑道：“這人自負不淺。”又讀道：“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黃文炳道：“那廝也是個不依本分的人。”又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黃文炳道：“也不是個高尚其志的人，看來只是個配軍。”又讀道：“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黃文炳道：“這廝報仇兀誰？卻要在此間報仇！量你是個配軍，做得甚用！”又讀詩道：“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黃文炳道：“這兩句兀自可恕。”又讀道：“他時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黃文炳搖著頭道：“這廝無禮！他卻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

　　也就是說，宋江題寫反詩可謂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作為一個政府官員，黃文炳理所當然地有責任、有義務將這件事上報。

　　就是因為這樣，由此引出了大宋江州政權同梁山泊造反集團之間的激烈沖突，沖突的結果不但江州政府慘敗，黃文炳慘死，而且連帶黃文炳一家四十五口滿門被戮、雞犬不留。

　　當然，作為梁山泊忠義造反集團的對立面，小說里自然把黃文炳說成是奸詐小人，一出場就做了這樣的交代，說什么“這人雖讀經書，卻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匾窄，只要嫉賢妒能。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說他巴結當朝蔡太師兒子蔡九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云云。但客觀地說，黃文炳既不是捏造事實，也沒有撥弄是非。他只不過就是論事而已，就連靠著裙帶關系上位的蔡九知府看到這兩首詩也說，“這個卻正是反詩，通判那里得來？”可見黃文炳確實是一個有著很強政治敏感性的人。

　　事實上，盡管在小說中出場不多，但黃文炳卻表現得精明干練、能力出眾。對于如何處理該事件，他總是寥寥數語即切中要害。譬如在看到反詩之后的第一反應就是“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保存確鑿證據；接下來告訴蔡九知府說，“如是遲緩，誠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獲，下在牢里，卻再商議”。在此之后，他還先后識破宋江裝瘋賣傻的把戲，識破了戴宗伙同梁山泊吳用他們偽造的書信，并且在危機之時也很有臨危不亂的風范，譬如在家中被洗劫而他在船上碰到敵人的時候，書中交代“黃文炳是個乖覺的人，早瞧了八分，便奔船梢而走，望江里踴身便跳”。被對手捉住之后，則明確表示說“小人已知過失，只求早死”，并沒有屈膝哀求饒命，等等。綜觀其人出場到殞命的整個過程，看不出此人有什么失德失能的地方。相反，倒是處處展現出他對大宋王朝的忠誠，對政權一片的忠心，即便是想尋機補缺擔任實職，那也無可厚非。

　　但是，黃文炳的忠心與忠誠卻完全沒得到一點好報。為什么會這樣呢？原因大概有如下幾點：

　　一是當局顢頇無能。梁山泊群雄劫法場的成功是導致黃文炳災難的直接原因。綜觀這場武裝偷襲活動，具體組織與安排其實一點都不高明，當局與官軍只要稍有一點警惕性，就不可能讓這伙綠林強盜得手，即便一時疏忽，也不會在接下來城外追擊作戰中被梁山泊人打得敗退，需知，參與劫法場的只有一百四五十個人，而官軍方面則有五千兵馬之多，在數量上占有壓到性的優勢。在這樣的優勢之下，如果不是指揮者顢頇無能，而讓黃文炳這樣的人來指揮的話，結果就絕不會這個樣子。這充分說明，小說里大宋官場十分黑暗，充斥著劣幣驅逐良幣式的逆向淘汰。具體表現，就是像黃文炳這樣能干的人靠邊，而像蔡九那樣的“官二代”卻高高在上、作威作福。

　　二是政府麻木不仁。政府機能失靈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機構內部百孔千瘡，被各色人等滲透和鉆營得不成樣子，小說中所描寫的大宋政府監獄一概都是這副德行。《水滸傳》里那些梁山英雄遭遇官司、深陷囹圄的時候，沒有哪個不是買通監獄的主管人員。宋江也是這樣，那個上躥下跳的戴宗是一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典型，在宋江案中完全是吃里扒外，其立場徹底站在政府的對立面，而蔡九知府對這樣的人卻沒有任何警惕性，動輒就委以重任。還有那個當案的黃孔目，徇私枉法，以各種理由拖延對宋江等人的處決，說什么“明日是個國家忌日，后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皆不可行刑。大后日亦是國家景命。直待五日后，方可施行。”結果硬是把執法日期向后拖了六天之久，給梁山團伙作案劫法場提供了充足的時間。如果不是這樣而像黃文炳所建議的那樣立即執行的話，梁山那些人就是插翅飛也來不及趕到現場。

　　三是朝廷人心喪盡。黃文炳其人之所作所為雖然忠誠于國家和政府，但卻完全得不到普通百姓的支持，連他自己的親哥哥都詛咒憤恨。小說中交代，黃文炳的兄長黃文燁聽得說時，只在背后罵，說道：“又做這等短命促掐的事！于你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時，報應只在目前，卻不是反招其禍”。黃文燁的態度十分清楚，那就是堅決不能站在朝廷和政府這一邊，誰這樣干誰倒霉。應該說，黃文燁的確見識深刻，在政治上十分清醒。連黃文炳的親哥哥都這樣，普通百姓的人心向背更可想而知。曾經在黃文炳家里打工的侯健就是典型，他把所了解到的黃家的底細完全告知給宋江等人，這是造成黃文炳全家四十五口全部遇難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

　　其實，在那種虛弱的政權之下，當官者大都深諳明哲保身這一套，不然就混不下去。具體做法，要么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難得糊涂，許多事情都裝作看不見，管他誰造反誰謀逆，統統不聞不問、裝聾作啞，更堅決不要干那種向政府舉報、告密的事情，否則一定要遭到報復，輕則受創，重則亡身；要么就像宋江、戴宗那樣腳踏兩只船甚至幾只船，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權力廣交黑白兩道人士，為自己早找退路，這樣的人，很是很吃得開，大名遠近傳播。

　　相反，像黃文炳那樣對朝廷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在政治上都很天真，以為自己能得到有效的安全庇護。其實，對于一個已經腐爛異化的政權而言，這是可憐的癡心妄想。不但大宋朝是這樣，接下來的大明朝、大清朝個個如此。大明王朝誅殺熊廷弼并且傳首九邊，將袁崇煥凌遲處死；大清王朝在八國聯軍的勒令之下，不得不誅殺那些主戰反抗西方侵略的大臣們等等，忠臣不得好死的案例比比皆是。更滑稽的是，當洪秀全奔赴廣西金田組織起義、路上被搶劫之際，還得到一個清朝縣令的資助，以助成其行，政權之昏聵由此可見一斑。《水滸傳》小說中并未交代黃文炳一家死難之后朝廷給予怎樣的撫恤旌表，在那種黑暗歷史背景下，估計也就不了了之，死了白死。

　　仔細品味小說里的宋江，很大程度上也并非一個正面人物，簡直就是偽君子或小人、惡人。你看他提反詩的事情敗露后裝瘋賣傻，但吃不住酷刑又慫了招供；剛剛被救脫身，就急切地想報私仇，要求梁山好漢們繼續為他赴湯蹈火去賣命。梁山大頭領晁蓋不同意，說 “我們眾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似此奸賊，已有提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并林沖、秦明都來報仇，也未為晚矣”，所講的理由根據十分充分。可宋江根本不予理睬，而是利用自己的威權，馬上就開始越俎代庖地指揮部署起來，晁蓋立刻就被架空、成了可憐的擺設。宋江在詩中發誓要“血染潯陽江口”，事實證明，這的確是他的真心話，無辜殺害黃文炳一家老少四十五口，可謂是這個誓言的具體實踐案例了。如此殘忍滅絕人性，難道還不是小人行徑，又何來“忠義”的樣子呢？然而，官逼民反、農民起義的必然性和正義性，則是歷史規律所使然，并不是一個宋江所能代表。何況后來當了投降派的宋江也沒有好下場，這也是規律使然。

　　當然，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黃文炳類型的人代代皆有，并非只是小說家的塑造。不過，現實中往往誰也不想當黃文炳，更不想嘗試類似的悲劇，沒誰愿意扮演這樣的角色。但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如果真的連黃文炳這樣的人物都不存在了，結果將會怎么樣呢？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雖說“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卻也不妨從中感悟出一點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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