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世界革命史上具有史無前例的劃時代意義。

　　在世界歷史上，精干的組織集體以武裝斗爭的方式奪取政權，自古有之。中國歷史早期，《易經》講：“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易經·革【卦四十九]澤火革》）這里的湯武革命，也就是商湯推翻推翻夏朝、周武王推翻商朝的武裝斗爭。一個強有力的精干的組織集體通過武裝斗爭的方式締造政權，不是吹蘇貶中的洋奴俄粉吹噓的十月革命的首創，而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大多數政權更迭方式。例如秦始皇集團滅六國、劉邦集團滅項羽，不都是精干的組織集體領導的武裝斗爭嗎？

　　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的政治革命、第一次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就是巴黎公社。恩格斯講：“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就嚇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么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恩格斯文集》：恩格斯為《法蘭西內戰》寫的1891年版導言）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是巴黎公社的首創，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巴黎公社的首次實踐的，根本不是吹蘇貶中的洋奴俄粉所認為的十月革命的首創。

　　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共同點有三個，不同點只有一個。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都是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并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革命，此二者相同之一也；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都是城市中心暴動，此相同之二也；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都發生于工人階級基礎相對雄厚的發達的歐洲國家，此相同之三也。正如列寧本人所說，沙俄是帝國主義國家，“誰要是說俄國革命無產階級“支持”用英國鈔票‘堆成的’、和沙皇帝國主義一樣丑惡的立憲民主黨和十月黨的帝國主義，那簡直是愚蠢的。”（《列寧選集》：《遠方來信》）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唯一的不同，就是十月革命的領導集體比巴黎公社的領導集體要精干、統一，所以十月革命第一次實現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階段性勝利，沒有像巴黎公社一樣迅速失敗。但是“組建一個精干統一的組織集體”并不是十月革命的創新，因為自古以來幾乎沒有一個奪取政權的組織集體不是一個精干統一的組織集體。秦始皇的“黃金團隊”、成吉思汗的“黃金團隊”，哪個不是精干統一 、人才輩出、組織成員幾乎個個身懷絕技的組織集體？所以“精干組織的正確領導”只是十月革命對于政權更迭史中其他組織集體經驗的借鑒。就像資產階級軍事家拿破侖對于古羅馬的奴隸主階級軍事家凱撒的戰略戰術學習的內容不是拿破侖的創新，資本家們學習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的光輝著作中的方法論運用于他們經營管理以及商戰實踐也不等于這些閱讀主席著作的資本家有什么所謂的“創新”。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共同點有兩個，第一，兩者都是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的政治革命；第二，兩者都因為有精干的組織集體的正確領導而實現了階段性勝利。但是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三個方面實現了對十月革命的突破，具有在世界上史無前例的開創性的、劃時代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十月革命對巴黎公社的突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大革命，是世界革命史上第一次以農村包圍城市實現勝利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政治革命，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在前所未有的落后而又困難的、存在殖民侵略和封建主義雙重阻力的社會條件下實現勝利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政治革命，更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些都是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所不具備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對蘇俄十月革命的三大史無前例的突破

　　第一，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以農村包圍城市實現的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的政治革命。主席講：“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毛澤東選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毛澤東創造的以農村包圍城市實現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的方法，是根本不同于以城市為中心的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在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方法。這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對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第一個突破。毛澤東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也不是“對古代農民起義的借鑒”，而是毛澤東的獨創。第一，古代農民起義沒有一個是根本消滅地主階級的，唯有毛澤東領導的農村包圍城市實踐是根本消滅地主階級的；第二，古代的農民起義從來沒有堅持過“以農村為中心”，從來沒有規定過“先農村后城市”，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就是毛澤東本人根據中國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特殊情況首創的。這在世界革命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第二，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世界上第一次解決了在無產階級基礎遠遠薄弱于歐洲國家、農民小生產數量在全世界最多、封建阻力遠遠比歐洲國家更為濃厚、存在歐洲國家所不存在的殖民侵略勢力的前所未有的極端落后而復雜的條件下實現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法國的巴黎公社和俄國的十月革命都是發生在工人階級基礎比較雄厚、現代化程度比較高、封建阻力和小生產阻力遠遠小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歐洲國家，而毛澤東首次解決了在遠遠比歐洲國家更為落后的、同時存在封建主義和殖民侵略勢力殘酷統治的空前困難的條件下實現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鄧小平很有自知之明的說：“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鄧小平文選》：《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承認，古今中外，唯有毛澤東才能解決中國這樣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帶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是包括鄧小平本人在內的其他任何人都是做不到的。如果沒有毛澤東的話，我們中共現在可能還是一個在上海的俄國租借地開會的小黨派。解決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都沒有解決的難題，這無疑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世界革命史上的一個開創性的、劃時代的偉大意義。

　　第三，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僅是實現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社會主義政治革命，而且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新民主主義革命。主席講：“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革命的領導，在過去為了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斗爭中，在各革命根據地的政權機關中，早已建立起來……這些代表人物和他們的團體都宣告他們愿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6年，六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席這里所講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方面，也就是實現了中國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的勝利。

　　主席也指出：“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采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毛澤東選集》：《新民主主義論》）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在同時遭到封建主義和殖民侵略勢力雙重阻力的社會條件下進行的具有向社會主義過渡性質的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的民主主義革命，這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十月革命、巴黎公社本質的不同。毛澤東首次解決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正確方法，第一次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無疑也是前無古人的偉大突破。正如李捷老師所說，毛澤東的三大前無古人的探索之中，“一是成功解決了一個東方農業國如何通過無產階級政黨對民主革命的領導避免資本主義前途而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李捷：《從五大坐標審視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偉大貢獻》）毛澤東首次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落后條件下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正確途徑，在世界上第一次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能不是前無古人嗎？

　　綜上所述，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相同點有三個，十月革命對巴黎公社的突破只有一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相同點有兩個，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對俄國十月革命的突破有三個。十月革命對巴黎公社的突破依靠的是對歷史上政權組建經驗——“建立一個精干統一的組織集體”的借鑒，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對十月革命的突破依靠的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獨創的、在世界上絕無僅有的農村包圍城市革命方針和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顯而易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洋奴分子所吹噓的“十月頂峰論”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十月革命并沒有告訴你要搞農村包圍城市，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城市中心暴動”經驗也在東方世界宣告了完全失敗，是毛澤東在世界上第一次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領導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十月革命沒有給你如何在遠遠比歐洲國家落后的被殖民條件下、封建主義勢力濃厚的條件下實現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答案，是毛澤東第一次找到了解決這一難題的正確答案；十月革命沒有給你在這樣前所未有的極端落后而且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辦法，是毛澤東在世界上第一次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找到了在前所未有的極端落后而困難的條件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辦法。

　　十月革命堅持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武裝斗爭，但是中國古代歷代的王朝更替主要都是通過武裝斗爭，巴黎公社堅持的也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武裝斗爭，所以你不能說是十月革命首次提供了武裝斗爭或者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經驗。武裝斗爭的經驗是古人提供的，無產階級武裝斗爭的經驗是巴黎公社提供的。也如前文所說，“建立一個精干統一的領導集體”也不是十月革命的創新，只是十月革命對歷史上政權更迭經驗的借鑒。而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則是獨創了太多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成果，這些都是十月革命所不具備的。列寧講：“我們的歐洲庸人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復雜的國家里，今后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列寧：《論我國革命》）這和毛主席所講的“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是完全一致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大多數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都是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自己以獨創性的方式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解決的，而不是通過照抄十月革命解決的。十月革命是在繼承了巴黎公社的優秀經驗的基礎上又借鑒了其他政權組建和鞏固的經驗從而第一次實現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階段性勝利，并不具有獨創性的歷史經驗，其原創性貢獻遠遠少于毛澤東親自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附：為什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困難大于俄國十月革命？

　　史學界公認的是，布爾什維克利用了一戰導致俄國臨時政府基本無暇內顧、國內階級矛盾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工人階級基礎比較雄厚這些有利條件，迅速接收了沙俄的舊體系，所遇到的問題比我們容易解決得多、所面臨的阻礙遠不如我們這么大。所以十月革命并沒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樣長達28年的漫長、輝煌、艱辛的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浴血奮戰的開國創業的歷程。即使是斯大林，在會見瞿秋白和周恩來的時候也非常客觀的承認“中國革命勝利的條件較俄國當時（更）為（困）難。”（《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

　　土地革命時期，也就是反圍剿和長征的時候，毛澤東領導的紅軍和蔣匪軍之間的裝備差距以及兵力差距都是極其懸殊的，這是在莫斯科的《真理報》，也就是蘇聯方面的資料都承認的。典型就是約爾克撰寫的《中國蘇維埃的新勝利》。抗日戰爭時期的敵我裝備差距以及兵力差距，也是極其懸殊的，我軍剛進軍東北的時候，在東北駐扎的蘇聯紅軍也深感我中共軍隊裝備落后程度之嚴重。即使是獲得了一部分關東軍裝備之后，毛澤東仍然在解放戰爭初期寫過《敵強我弱必須準備長期斗爭》，強調了當時敵強我弱的客觀條件，可見，當時我們接收的關東軍裝備是不充足的，發揮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并沒有改變總體上敵強我弱的狀況。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到了第五次戰役即將結束的時候，敵我火力差距還是極其懸殊的，這一點在主席1951年6月3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之中寫的非常清楚。十月革命之后，布爾什維克接收的是沙俄的舊軍事體系，所以，在蘇俄內戰之中布爾什維克和白軍的差距并沒有中共軍隊和蔣匪軍以及中共軍隊和美軍之間那樣的差距懸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史上迄今為止第一次以長期艱辛的浴血奮戰逐漸實現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克服的是前所未有的困難。“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最長期、最激烈、最艱苦、最復雜的革命斗爭和革命戰爭，在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大國中取得人民革命的勝利。”（《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編輯部：《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這是完全正確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