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5年8月從南京工學院畢業，被分配到原第六機械工業部第719研究所工作，與我同時期分配到所的共108個年輕人。在研究所工作期間，“種菜”的一段經歷至今難以忘懷。

　　那一年核潛艇工程重新上馬，當時國家還處在經濟恢復時期，新生的研究所承擔如此重大工程項目，任務十分艱巨。對于我們剛出校門的人來說感到既新鮮又神圣，對于已參加過常規潛艇仿制工作的老同志來說也是一個嶄新課題。據719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夏桐后來回憶，研究所的領導當時壓力很大，曾多次發動全所人員出主意想辦法，如何統一認識、統一思想，完成好上級交代的光榮任務。

　　我清楚記得在一次全所技術干部的會議上，夏所長用生動的比喻闡明核潛艇首制艇的設計指導思想，他說：“首制艇既不能是常規潛艇加核動力，又不可能‘荷葉包釘子，個個都出頭’，把國內新研制的設備都用上”。又說：“除了必須新研制的設備外，常規潛艇上的設備能用于核潛艇的要充分用上，同時又要考慮到以后同類型更好的設備研制出來后予以更換的可能，通俗地比喻為‘騎驢找馬’”。最后，明確了新研制設備以核動力為首的“七朵金花”為主攻方向。其中與我專業相關的是慣性導航系統與自動操舵儀“兩朵金花”。實踐證明，核潛艇首制艇的研制指導思想是完全正確的。

　　由于核潛艇首艇總體研究設計與新設備的研制進度是同步進行的，艇總體初步設計時裝艇設備的技術要素必須實時提供，為了密切總體所與設備所的內在聯系，夏所長創造性地提出了“種菜”的舉措。夏所長風趣地對我們說：“我把總體所比作‘廚師’，把裝到核潛艇上的配套設備比作‘菜’，‘廚師’按規定把‘菜’炒出來滿足用戶(海軍)的要求。但是，目前這“七朵金花”的七個‘菜’還沒有長出來，巧廚難做無菜之飯，怎么辦?只有打破常規，派你們去設備所參加種‘菜’”。這一席話，深入淺出地闡述了總體所與設備所的關系。就這樣，總體所與“七朵金花”相應的專業技術人員被派往設備所種“菜”，我和同事黃勤石被派到天津第707研究所參加慣性導航系統與自動操舵儀的研制工作。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好地學習機會，我愉快地服從所里的決定。

　　剛到707研究所時，科技處的負責同志把我領到慣導平臺研究室，向全室人員介紹：“丁鋒同志是719所派來‘種菜’的，同你們一起工作，請安排好。”在一陣哄笑的“歡迎”聲后，室領導說：“放心吧，他在這里有很多老同學，我們不會虧待他。”因為我畢業設計時在所里工作過半年，對所里的情況比較熟悉，加上有9個老同學在所里，所以我很快融入其中。

　　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白天經常停工“鬧革命”，批“走資派”搞得熱火朝天。后來，毛主席發出“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中央軍委又發了特別公函，科研秩序有所恢復，但往往兩派斗爭激烈時停工現象時有發生。經常在白天開批斗會，晚上加班到深夜,兩個造反派雖然觀點不同，但在科研工作中始終是同心協力。我是中間派，與兩派人的關系都不錯。有時他們要“鬧革命”但試驗又不能停，就讓我去幫著值班，看儀表、做記錄。在“種菜”的日子里，我事實上成了他們科研戰線上的“替補隊員”。我樂于接受他們的派遣，因為在科研實驗中可以學到很多書本上沒有的知識。

　　那時候天津的生活條件比葫蘆島好得多，我在天津“種菜”，真有“樂不思葫”之感。當時的葫蘆島氣候條件比現在惡劣，“一年刮兩次大風，一次刮半年”，當地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葫蘆島，葫蘆島，兩頭大、中間小，風沙多、姑娘少，五冬六夏穿棉腦(襖)、兔子狐貍滿山跑。”對我們南方人來說，生活上最難受的是吃飯，一天三頓粗糧很難受，那高粱米實在難以下咽。

　　陳錫聯軍管遼寧省，每人每月三兩油，老百姓戲稱“陳三兩”。春節每人供應一塊醬豆腐，現在的年輕人是難以想象的。為此，每次所里通知我回去匯報工作，我都要備上大包小包，采購葫蘆島所稀缺的食品，最主要是豬肉和掛面，一買就是幾十斤。這成了我們“種菜人”返所的一項特殊任務。

　　慣性導航系統在核潛艇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要實時地為核潛艇航行和核導彈武器系統提供準確的航向、水平和地理位置信息。如果慣性導航系統出了故障或提供信息誤差太大，核潛艇的日常訓練和戰備值勤無法進行，核潛艇的航行安全及核導彈系統精確打擊能力直接受到嚴重影響。707所研制慣性導航系統，在我國科研領域里是一個空白，前無古人的經驗可借鑒，既沒有圖紙資料，又沒有樣機可參考，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全靠科研人員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及大力協同的精神來攻關，去攀登科學技術的高峰。我這個“種菜人”親身參與、親身目睹了我國第一代慣性導航系統研制攻關的全過程。

　　我們在學校學習，當時國內最先進的導航設備是陀螺羅經，慣性導航只是在教科書上看到原理框圖，什么慣性平臺、陀螺儀、加速度計只是理論概念，完全是紙上談兵。我清楚記得，一開始為了做出慣性平臺的樣機，研究人員不知從哪里下手，就只能從想象的草圖結構先用木頭做個模型，再改換成金屬材料結構框架，加上陀螺儀、加速度計、傳感器和力矩器等部件模型，在實驗室的簡易轉臺上一次又一次地測轉動慣量。為了選擇陀螺馬達的最佳轉速，做了幾十個不同轉速的馬達，經過上百次對比試驗才確定下來。陀螺馬達中要灌注一種特殊介質叫氟油，對油黏度系數有特定要求，上海硅酸鹽研究所費了好大勁才研制達標。

　　記得首臺慣性導航系統樣機在實驗室做試驗，在模擬艦船條件下檢測系統性能，結果尚未起航，給出的位置信息已經跑出幾百海里，誤差大得驚人。經反復測試，查找慣性平臺和系統存在的主要技術問題，有針對性地制訂了攻關具體措施。經過艱苦的攻關試驗，慣導平臺解決了陀螺儀角剛度問題、穩定回路標定問題及電子線路抗干擾與其信號傳輸等關鍵技術，系統解決了初始校正、綜合校正和誤差的修正、補償問題。記得系統需要應用卡爾曼濾波提高定位精度，所領導專門聘請中科院數學所專家冠肇直、王恩平教授到所里指導。在各方面協同努力下，經過707所全體科研人員幾年艱苦攻關，第一代實用型的慣性導航系統終于裝上了核潛艇首制艇。我這個“種菜人”分享了他們成功的快樂。

　　自動操航儀是核潛艇操縱和作戰系統的重要配套設備，通過操縱航向和深度兩臺操舵儀，控制核潛艇的垂直舵和水平舵，進而控制核潛艇的航向、深度和縱傾，實現核潛艇的定常航行、旋回和水下潛浮。自動舵一旦出現卡舵故障，可能由此引起碰撞、觸礁，造成艇毀人亡的嚴重后果。為此，自動操航儀的研制攻關幾經波折，主要是解決可靠性、安全性問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3F閥，為了解決該閥的“堵、卡、漂”問題，可謂費盡心機，還驚動了高層領導。

　　記得有一次，我到自動操舵儀試驗室參加試驗，一開始運行還算順利，不到半小時就卡住了，把3F閥卸下來，清洗后裝上去再試，結果3F閥沒有卡住，液壓油缸壞了…試驗只得停止。正好那天一位上級領導到所檢查工作，聽匯報說自動操航儀試驗突然出了故障，還專門到現場考察，隨后給所領導發令：“要認真查找原因，防止有人破壞!”這在全所上下引起極大震動，一時間鬧得人心惶惶。

　　在當時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往往把技術問題與政治問題聯系在一起，搞得人人自危。好在那時所長彭布是一位久經沙場的老干部，沒有輕易下結論。經過拆驗，是由于液缸未清洗干凈，一個鐵屑在缸內上下拉動，破壞了活塞的正常運轉。事故查明后，大家才松了口氣。在隨后歷時兩年的攻關過程中，科研人員吃住在現場，日夜奮戰，不計報酬，他們充分發揮聰明才智，找準了問題所在，采取了清潔閥的油路，提高了清潔度;修改了伺服閥的結構，提高了可靠性;采用金屬陶瓷過濾器，研制高精度濾心等一系列有效措施。終于地解決了“堵、卡、漂”問題。

　　通過“種菜”，我得益匪淺。把我學到的專業知識與工程實踐相結合，為我今后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種菜”回719所的不到一年(1970年8月)，我被調到原六機部七院科技部核潛艇辦公室工作。有一天，國務院、中央軍委核潛艇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右銘的秘書找我，讓我到陳的辦公室匯報707所慣性導航系統有關情況。陳主任見我很客氣地說：“小丁，我向您請教慣性導航系統是怎么回事，進展情況如何，裝核潛艇后在使用上有什么問題?”

　　2008年，丁鋒(左)拜訪陳右銘于北京定慧寺干休所陳右銘的住宅合影。

　　我用“種菜”獲取的資源侃侃而談，從慣性導航系統的原理講起，詳細地介紹了慣性導航系統研制進度和攻關情況，當講到在核潛艇上長期使用在航向和定位精度上有累積誤差時，陳主任緊接著問：“有什么辦法消除誤差，或校正誤差?”我說明消除系統固有誤差不太可能，校正誤差是可以做到的，可以通過衛星導航、星光導航來進行校正。同時，我還說明了目前我們還沒有衛星導航，只能用測量星星的辦法來修正慣性導航系統定位誤差的道理。

　　陳主任聽了直點頭，他最后說：“你講得很好，看來星光導航要重點抓好。”原來他要我講慣性導航系統，其用意卻在星光導航。過不久，星光導航被列入以慣性導航系統為主的綜合導航系統中的一員，其重要程度不亞于慣性導航系統。我受到陳主任的好評心里十分高興，深深感激夏桐所長提倡“種菜”的英明決策。

　　我翻開近半個世紀泛黃的日記本，找到了當年記載著“種菜”的點滴體會：

　　(1)總體所的設備專業技術人員到設備所“種菜”是個好辦法，既讓專業技術人員學到了實際的專業知識，又溝通了總體所與專業所之間的聯系;

　　(2)七O七所慣性導航系統和自動操舵儀研制攻關中，可以看到毛主席提倡的“大力協同”的作用，一些新材料、新技術可以用民用部門的成果(這符合現今中央提出的‘軍民融合’的思想);

　　(3)核潛艇首制艇的研制建造成功，展現了我們民族自立自強的精神，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的：“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的偉大事業，我們的目標一定能達到。”

　　2012年6月26日，赴葫蘆島渤海造船廠軍工文化調研座談會與該廠原副廠長王道桐(前排中)和參加第一代核潛艇研制老同志合影，前排左起：王本有、楊連新、沈汝純、魏蘭、王道桐、丁峰、謝輝、吳家貴、姜應東;后排左起：陳厚長、趙忠田、蘇永華、田長青、李鐵民、夏玉亭、冀維新、孟勁勇、葉可。

　　2015年3月31日，《中國核潛艇之路》首發座談會于北京遠望樓賓館的合影,左起：王建蒙(總裝司令部大校、衛星發射與航天國際合作專家)、王曉平、魏蘭、李敏(毛澤東主席女兒)、丁鋒、宋炳寰(曾任國防科委二局參謀、總裝備部、中國核學會)(丁鋒提供)。

　　參考文獻：

　　[1]丁鋒.我是核潛艇工程的“種菜人”.中國核潛艇之路(一至四)[M].兩彈一星研究會核潛艇專業委員會編寫組.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黨群工作部，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政治工作部、中國兩彈一星研究會核潛艇專業委員會.2014.8，(二卷)：71-76.

　　(丁鋒簡介：1942年10月9日生，江蘇武進人，中共黨員，高級工程師。1965年7月畢業于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1965年至1970年在原六機部第七研究院719研究所工作，參加了我國第一代核潛艇首制艇的研究設計工作。1970年至1980年在七院科技部工作，參加了我國第一代核潛艇首艇研制的組織管理。1980年至1982年，在原國務院國防工辦科研局工作，1998年至2000年，總裝備部軍事裝備技術引進局局長、綜合計劃部局長。獲國家級科技進步獎、國防科技進步獎等多個獎項。曾兼任東南大學教授、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所顧問、開發促進會經濟開發委員會常務副主任。2000年退休。現任中國核潛艇精神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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