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中國與世界》（李兆良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西元2017.1出版）一書，通過對古代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和其它大量歷史原始資料的研究、分析，論證《坤輿萬國全圖》不是西人利瑪竇帶到中國的，而是明代中國人根據中國的資料繪制的，大致成圖于西元1420年到1440年鄭和下西洋后不久，并認為鄭和下西洋船隊不僅到過非洲，還到達了美洲、大洋洲等地，西人哥倫布、麥哲倫等人的“地理大發現”不僅遠遠遲于鄭和船隊，而且是根據鄭和船隊的測繪資料按圖索驥才成功的。正如該書“前言”中所說，這個論證“挑戰了世界史三大經典學說：(1）明代鄭和下西洋止于東非洲；(2）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3）利瑪竇世界地理西學東漸”，但它符合常識、常理、常情，并且與西人孟席斯的研究結論（見本公眾號文章 《 鄭和船隊發現世界、啟蒙歐洲及西史辨偽運動 》）互為補充，可以說是走在了通往歷史真相之路上。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前面載有兩篇“推薦序”，作者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毛佩琦和“中國地理學會地圖學與地理信息系統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際地圖學協會國家與區域地圖集委員會委員”廖克。這兩位都是“學術界”名人，都屬于“正版”的被俗稱為的“官科”，從其“推薦序”中可以看到，他們雖然認為李兆良的研究結論“還有進一步完滿的必要”，但仍肯定“他的論述是言之成理的，至少是動搖了這些經典理論（即上面提到的“世界史三大經典學說”）的根基”，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為什么說是難能可貴的？因為“歷史學術界”的“專家”基本上是在近百年來才形成的西方“歷史”話語體系中浸染而成的，他們對非本“學術界”的人在歷史問題方面置喙是不以為然的，更不容許這種置喙挑戰乃至否定在他們頭腦中已然固化了的西方“歷史”話語體系。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非“歷史學術界”人士（俗稱的“民科”）對西方“歷史”話語體系進行研究、質疑、辨偽，“歷史學術界”對此不予理睬，其心態，用毛佩琦在“推薦序”里的話來說，就是“總體上學術界不大參與這一討論，而'民科'則樂此不疲。就好像嚴肅的科學家，很少有人介入UFO（不明飛行物）的討論一樣”，可以說是嗤之以鼻。而今，“嚴肅”的“歷史學術界”的兩位“專家”能夠為非“歷史學術界”人士李兆良的歷史研究著作寫“推薦序”，希望只是因為李兆良的研究結論“言之成理”，而沒有摻雜他的“美洲鄭和學會會長”、“居美香港學者”頭銜的因素。
毛佩琦在“推薦序”里表白道：“幾年前，英國退役海軍軍官加文·孟席斯出版《1421：中國發現世界》，他提出中國明代鄭和航海曾經到達美洲。……孟席斯來華，……當時，我商請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明史研究室主任萬明女士，邀請孟席斯先生，在社科院考古所會議室召開座談會，傾聽他的意見。后來《1421：中國發現世界》中文版出版，我又幫助他組織新書發布會。發布會以北京鄭和與海洋文化研究會和海洋出版社的名義舉辦，在中國人民大學科研樓逸夫會議中心報告廳舉行，并且邀請了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助理出席，以示隆重。我們想以此表明，我們的學術界并不是閉目塞聽，拒絕新鮮意見；我們的學術界，也不是高筑門檻，拒絕他人進入。”“歷史學術界”的這個態度是很好的，希望能夠真正普遍實行。
毛佩琦的“推薦序”里還提到：“我在會上致辭，表達對孟席斯先生的敬意，對他能一反西方中心論而重新審視地理大發現的歷史表示歡迎。……但是我也直言，盡管你對中國古代航海家說了不少好話，因為你提供的證據不足，或是有缺陷的，我們不能同意你的結論。”這個態度也是很正確的，關鍵在于，“歷史學術界”實行得怎么樣。比如，廖克在“推薦序”里根據古代傳承有序的典籍和現代考古發掘的發現介紹了中國地圖知識技能的發展歷史，接著就說“西方古希臘在公元前4世紀至2世紀于自然科學方面，尤其在數學天文學、大地測量學、地理學、地圖學領域獲得很大發展。例如，已認識到地球是個橢球體，有了按經度、緯度劃分，并把經緯線繪到地圖上作為定向定位控制的方法。特別是出現了著名的天文學家、地理學家和地圖學家托勒密（87-150)，他除了發表了著名的《天文學大成》(13卷）之外，還撰寫了《地理學指南》(8卷），是古希臘有關地理知識的總結”云云，這套說法自然是來自于西方人的“歷史”敘述話語，但是這種話語是否證據充足、真實？是不是有缺陷？恐怕我們的“歷史學術界”并沒有去辨析、考證過。實際上，近些年一些非“歷史學術界”人士對西方“歷史”敘述話語中的許多方面，例如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之類，進行了嚴肅認真的研究、分析、質疑，很多是言之成理的，符合基本的常識、常情、常理，而“歷史學術界”卻無動于衷、毫無反應，這種態度是很不“學術”的，亟待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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