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衛國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近代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

　　就在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中，有無數先烈血沃中華，他們如群星閃爍在歷史的夜空。就在這群星璀璨中，民族英雄羅登賢分外耀眼。值此抗戰勝利79周年之際，莫忘民族英雄羅登賢。

　　1.羅登賢是黨內地位最高的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是位很成熟，在黨內地位很高的革命家。

　　他1905年，出生于佛山市南莊紫洞隔巷村，11歲在香港的太古船廠當學徒，師滿后在廠里當鉗工。

　　1922年，他才17歲，卻有7年工齡，參與發動成立了太古船廠工會，又發動鐵工、鉛銅鐵喉和鎢廠等行業工人成立了香港金屬業工會，成為該會的領導人之一。他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與組織省港大罷工。

　　1927年參與組織廣州起義，任工人赤衛隊第一聯隊長，率隊攻打廣州市公安局。

　　在中共的領導層中，羅登賢有3個鮮明特點：

　　其一、在中共無論黨政軍的高層領導中，作為工人出身的領導，則屬于極少見的鳳毛麟角。羅登賢11歲就做工，還是太古船廠的大產業工人，就屬更為少見。

　　其二、他一直在國內堅持和領導革命斗爭，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革命經歷和參與斗爭的領域相對全面，實屬天降大任，實屬人才難得。

　　其三、與王明、博古的什么留蘇派毫不搭界，同吃“洋面包”的相比，屬于“山溝里的馬列主義”，同王明宗派主義格格不入。如此另類，也為后來王明搞宗派主義，遭排斥所不相容，埋下一個必然的結果。

　　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那時他年僅24歲。

　　中共六大的政治局委員7名，候補政治局委員7名，毛澤東因受排擠都未躋身其中。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擴大）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選舉出周恩來等９人為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羅登賢等７人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羅登賢無疑屬于“六大”中央領導集體中的一員。

　　他1930年2月任廣東省委書記，后到上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復回香港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1930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中央北方局、長江局、南方局和江蘇省總行動委員會。那時，全國僅3個中央局，1930年10月，羅登賢任中共南方局書記，領導廣東、廣西、福建、貴州和云南等五省的黨組織開展革命斗爭。

　　中共南方局的地位十分重要，在此之前。周恩來等6人組成南方局，以張國燾為書記；改組南方局，由國際代表指定張太雷等6人組成，張太雷任書記，周恩來為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羅登賢調任中共中央駐東北代表兼滿洲省委書記，他是中共滿洲省委14位書記中（華崗赴任途中被捕未到任），在黨內地位最高的省委書記，其他13位被任命滿洲省委書記時，除劉少奇之外，無一人任過中央委員。

　　羅登賢任滿洲省委書記時，他的黨內地位也高于劉少奇。劉少奇1927年在中共第5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29年6月4日，劉少奇任滿洲省委書記時，也沒進入中央政治局。而羅登賢1928年6月就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則在1931年1月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30年12月，羅登賢從中共南方局書記的位置，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調任中共中央駐東北代表兼滿洲省委書記，也足見東北抗日斗爭的重要性。

　　2.羅登賢是領導東北抗日的領袖級人物。“九一八事變”不久，1931年11月，中共滿洲省委在沈陽遭到日本關東軍嚴重破壞，同年12月中央任命羅登賢擔任中共中央駐東北代表兼滿洲省委書記后，他迅速將滿洲省委機關轉移到尚未淪陷的哈爾濱。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號召全國人民武裝抗日，羅登賢首次提出了，不同于土地革命戰爭的“民族革命戰爭勝利萬歲”，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與第一個將雞蛋立在桌上的人，那是不同凡響的人。羅登賢以一種共產黨人的歷史主動精神，積極自覺地為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地轉變，進行各種調研、起草文件、作報告等工作。

　　在東北各地風起云涌的義勇軍中，主要是自發的抗日武裝。中共滿洲省委在羅登賢書記的領導下，堅持從東北的實際出發組織抗日，突出抓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較大一些的義勇軍中，先后派遣了200多位中共黨員、團員和反帝大同盟、反日會骨干到各路義勇軍中工作。

　　盡管派遣了中共黨員、團員等到各路義勇軍中工作，但卻沒有中共直接掌握的抗日武裝。而要進行武裝抗日，中共在滿洲必須要直接抓槍桿子。羅登賢不失時機地將滿洲省委的一些領導，派往南滿、吉東、北滿地區,先后成立了16支中共直接領導的抗日游擊隊。

　　就是在這16支中共直接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后來分別發展出抗聯的1、2、3、6、7等5個軍。

　　羅登賢是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報曉金雞，為將中國東北的武裝抗日斗爭揭開一個嶄新的篇章，他是抗聯的創始人，他為未來東北抗聯的武裝抗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能臣猛將燦如星斗，也不乏前仆后繼的勇于犧牲，但有高瞻遠矚的眼光，且有不拘一格個性，還有駕馭大局能力的領袖人物，至少“遵義會議”之前，那時并不多見。

　　即使在中華文明的發展史上，從秦始皇算起，中國共有422個皇帝。這其中有幾位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卓越領袖級人物？而羅登賢就是一位難得的，屬于有卓越領袖眼光的人物。

　　如果羅登賢在東北能繼續主持滿洲省委工作，或能長期擔任滿洲省委書記，東北的武裝抗日就有了核心領袖。后來的東北抗聯3路軍未能整合成，類似將中國工農紅軍第2軍團、第6軍團及第32軍組成紅軍2方面軍的抗聯武裝，未能建立起整個東北的抗聯指揮機關，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個領袖級人物。

　　“核心是在斗爭中形成的”，毛主席作為全黨的領袖與核心，他不是上級任命的，也不是共產國際指定的，更不是自封為中共第一代領袖的，他是在嚴酷地斗爭中形成，也是中國革命從實際出發選擇出的核心。

　　1942年元旦，陳云在中共中央在延安楊家嶺舉行的新年團拜會上的發言：“中國共產黨成立已20多年，經歷了各種嚴峻的考驗，有成功，有失敗。現在看來，最大的成績，就是我們黨培養出了一個領袖，我們選擇了這個領袖，就是毛澤東同志。”

　　而毛澤東真真成就了中國共產黨，真真成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3.“北方會議”將羅登賢撤職。只可惜，歷史沒有給羅登賢這樣一個被選擇的機會，東北抗聯也失去了這樣一個去選擇的機會，這一個失去的選擇令人扼腕痛惜，這一個選擇的戛然而止，就始于1932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由滿洲、河北、河南、山東、陜西地區負責人參加的“北方會議”。

　　當時，羅登賢正忙于組織建立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正在抓“槍桿子”，一時脫不開身，委派滿洲省委組織部長何成湘代表他出席“北方會議”。

　　何成湘在“北方會議”上，匯報了滿洲省委“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工作情況，表達了“滿洲特殊論”，具體體現4點：(1)滿洲與關內隔開，關內的情況與關外不同;(2)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滿洲，滿洲已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滿洲已經成立了殖民政府--偽滿洲國;(3)東北工業基本上掌握在日本帝國主義手中，滿洲經濟命脈被日本殖民主義者控制;(4)滿洲人民文化水平很低，文盲多，偽滿洲國定都長春，加上日本帝國在東北時間很長，奴化教育很嚴重，滿洲群眾相對比較落后。

　　何成湘代表羅登賢特別提出建議：這次“北方會議”確定的方針、任務、政策等，應結合東北的實際，要凸顯東北的特點，應在東北應采取與南方不同的斗爭策略。

　　可何成湘代表羅登賢做的匯報，卻遭到主持會議的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的嚴厲批判。博古否認了滿洲省委提出的“滿洲特殊論”，認為羅登賢領導的滿洲省委，嚴重脫離了共產國際和中央路線。

　　由此可見，形而上學猖獗，“一刀切”的指導工作，要害就是否認事物的特殊性。毛澤東后來撰寫哲學史上的巔峰之作《矛盾論》，核心就強調矛盾的特殊性，這有多么重要。

　　“北方會議”決定：改組中共滿洲省委，撤掉羅登賢的滿洲省委書記，以中共中央駐東北代表的身份繼續留在東北。

　　1932年12月，受王明“左”傾路線的打擊，羅登賢被撤銷中共滿洲省委書記職務，以中央駐東北代表的身份工作一段時間后，被調到上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書記。羅登賢1930年就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這實際是被降職處理。

　　4.羅登賢成悲劇性的民族英雄。就在羅登賢被調到上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書記1個多月后，1933年1月26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下達滿洲省委一封“一二六指示信”，改變了“北方會議”確定的，在東北“深入土地革命”等左傾政策。

　　指示信傳到滿洲省委已是5月，只可惜羅登賢已看不到這封信了。

　　1933年3月28日，羅登賢因叛徒出賣被敵人逮捕。

　　1933年8月29日，羅登賢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

　　智者，比常人察覺的早，看得遠，可往往不被常人接受，也往往被當做異類和異端學說，而蒙冤受害，如此的歷史悲劇循環上演，就成了人類思想史上，一道難以愈合的傷痕。

　　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中共產黨在近乎處于絕境中選擇了毛澤東，中共中央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

　　1935年10月1日，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正式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由于文件注明日期為1935年8月1日，一般通稱為《八一宣言》。

　　就在這份宣言中，在列出的“羅登賢、徐名鴻、吉鴻昌、鄧鐵梅、伯陽、童長榮、潘洪生、史燦堂、瞿秋白、孫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為救國而捐軀”的一串英名中，羅登賢被排在第一位，這算肯定了他的功績。

　　假如中國共產黨能早幾年選擇了毛澤東，假如毛澤東能早幾年同羅登賢相遇，假如......。歷史沒有假如，羅登賢在歷史發展的緊要關口，遇到的只能是博古。為此，很多的假如就成了歷史的遺憾，也成了一曲曲歷史的悲歌。

　　自古以來，凡大智者必都超凡脫俗，又往往不被世俗所接受，就往往都帶有悲劇性色彩，羅登賢也沒有逃過歷史的宿命，但他無愧于民族英雄。

　　莫忘羅登賢，當不忘其英雄業績！或許，也要莫忘一段沉痛的歷史教訓，以警醒少發生點這樣的歷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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