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時代賣烤地瓜可生養9孩說起

1970年的40元=2024年的8042元

自改開以來，幾乎凡介紹著名企業家、著名影星等公眾人物，似乎成了一個定式，都要介紹一段其在毛澤東時代的“苦難經歷”。以此印證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是窮的社會主義”，是急迫需要改革的社會主義。
  就以演員于和偉來說，他塑造角色“一人千面”，可謂遼寧繼李默然之后，出現一個十分難得的優秀影視演員?？珊芏嗝襟w對于和偉地介紹，也沒跳出先介紹一段經歷毛澤東時代“苦難”的窠臼。
  不過，若換個角度審視一下，于和偉在毛時代經歷的“苦難童年”，卻似乎看到了一個人類的奇跡！
  一、于和偉的“苦難童年”：由大24歲的姐姐奶大，被8個哥哥姐姐供其上學。
  從一些媒體以《母親45歲生下的影帝，3歲喪父，喝大24歲姐姐的奶長大》《他出生在一個農村家庭，吃姐姐母乳長大》《于和偉被大24歲大姐奶大，一生感激三個女人，走紅后盡力報答》等標題，對于和偉“苦難童年”的報道看：
  1971年，于和偉出生遼寧撫順市東洲區，東洲區有城區和鄉村，是亦城亦鄉的結合部，于和偉出生在一個農村家庭。
  在他之前，父母已生了8個孩子。他出生時母親已45歲。由于家境貧困，營養跟不上，母親奶水不夠，沒精力照顧他。
  這時比他大24歲的大姐，已經結婚，孩子也剛出生不久，于和偉喝著姐姐的奶水長大。
  “他3歲父親撒手人寰，全家的重擔都落在不識字的母親身上。為支撐這個家，母親只能起早貪黑出去賣烤紅薯。”
  從這段文字介紹推測，于和偉的母親應該屬于無正式工作，按現在的話叫“靈活就業”人員。而且，毛澤東時代能長期允許其母親賣烤地瓜，說明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時期，一直允許“資本主義尾巴”存在。
  而且，于和偉的母親賣烤地瓜，從無城管追趕逃竄，也不交攤位費等任何費用，還不需要辦理衛生許可證、營業執照等相關證件。這頂風冒寒地烤地瓜，苦是苦了點，但絕對是從不受欺負。
  對于和偉父親，沒見有文章介紹，即使不是農民，作為一個普通勞動者，工資收入也不會太高，其父在于和偉3歲時英年早逝。

漸漸地，哥哥姐姐們長大成人，能掙錢補貼家用，一家人的生活狀況有所改善。在8個哥哥姐姐支持下，于和偉考入撫順市幼兒師范學校，后來在學校里兼任音樂老師。畢業后，考進了撫順話劇團。
  于和偉在話劇團工作一段時間后，突然萌生當影視演員的念頭，可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是學費高昂，顯然年邁的母親負擔不起，8個哥哥姐姐則一起協力，供他前往上海戲劇學院學習。
  由于表現出色，還沒有畢業，他就被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收入麾下。2003年，參演了電視劇《歷史的天空》，憑借大反派萬古碑一角，走進觀眾的視線。又演了《三國》里的劉備，《軍師聯盟》里的曹操等。
  于和偉“一人千面”地塑造了各種角色，展現了深厚的表演功底，他擔任了北京電影家協會第三屆副主席，對于于和偉從苦難走向了輝煌，演繹了一個“丑小鴨”的故事，真是可喜可賀。
  二、應是“人類奇跡”：賣烤地瓜能養育9個孩子，還都能培養成人。
  于和偉的童年是在毛澤東時代度過，他的家境十分普通，父母都是普通勞動者，生活也不富裕，甚至有些拮據。
  可若換個角度看，一個母親賣烤地瓜能生養，更培養9個孩子，這不是毛澤東時代的奇跡？
  1.生殖權得到充分保障。生殖權利指公民享有生育子女及獲得與此相關的信息和服務的權利，1968年國際人權會議提出：“父母享有自由負責決定子女人數及其出生時距之基本人權”。
  1971年于和偉出生遼寧撫順市東洲區，這可絕對是生在毛澤東時代，還是“文革”時期，作為于和偉的哥哥姐姐（大姐1948年生，東北已是解放區的天），自然都算生在在毛澤東時代。就在這個被專家公知攻擊為“專制”的毛澤東時代，于和偉的母親生育了9個兒女，還沒受到任何行政干預，這不是充分享受了生育權，生育權不是得到了充分保障？
  1971年7月，毛主席的計劃生育決策得到了國務院的批轉和實施，這標志著我國正式啟動了計劃生育政策。當時，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保持約4年左右的生育間隔。而且，全憑志愿，絕沒有1980年后強制推行“一孩政策”，出現的違者扒房牽牛、開除公職、強制人流。

2.社會福利有基本保障。于和偉的母親，大冬天支個汽油桶改造成的火爐，頂風冒寒地賣烤地瓜，還處于有時賣烤地瓜，有時不賣烤地瓜（夏天通常不賣），這樣一種“靈活就業”狀態，就靠這“仨瓜倆棗”的微薄收入，卻能生養、培養9個孩子，這不是人間奇跡？
  于和偉的家境不富裕，9個孩子的生活費、學雜費、服裝費、交通費、醫療費等，加在一起得多少錢？
  若換個角度看，用今天的眼光看，就在被專家公知攻擊為“貧窮”的毛澤東時代，以賣烤地瓜的“靈活就業”，就能生養培養9個孩子，毛澤東時代給提供了多少免費上學、免費醫療等社會福利？
  3.低物價是重要的社會福利。說到毛澤東時代給提供的社會福利，就不能不說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幣幣值，那幾乎等同黃金。
  紙幣兌黃金，這是全世界通用衡量紙幣價值的權威性方法，紙幣兌黃金最能顯現一國紙幣的價值。
  1970年，中國的黃金每克—2.77元人民幣；至2024年6月22日，筆者截稿之日，上海黃金交易所報價，黃金每克—558.48元人民幣。
  上世紀70年代的二級工約40元人民幣，可兌換黃金14.44克多。若按2023年每克金價475.30元人民幣價格售出，可獲6864元。若按2024年6月22日每克金價558.48元元人民幣售出，可獲8042元。也就是說，1970年的40元等于2024年6月的8042元。
  兩相對比：人民幣的貶值已達200多倍，相應的就是物價上漲200多倍！尤其，很多物價上漲，又多集中于民生必需的房價、醫療、教育、養老、飲食，給人的壓力更大，那可都不只是漲200倍呀！
  而毛澤東時代的物價低廉，物價穩定，對于普通百姓而言，這是最大的社會福利，最好的社會福音。按城市生活標準，每人每月的生活費10元錢，若每月低于8元錢以下，就是困難戶，要進行救助。現在拿8元錢能活1個月？
  那時，城市里40元可養4-5口人，包括上學、就醫等，現在的8042元能養幾口人？況且，現在有“6億人每個月人均收入1000元”，至于還未達到這個標準，月收入只有幾百元的，還有多少人？而且，全國各地的脫貧標準，就是要達到“月人均收入1000元”，可這1000元能養9個孩子嗎？

4.免費統一安排工作。于和偉撫順市幼兒師范學校畢業，考進了撫順話劇團。這個舞臺對于于和偉，可能小了點。
  可若對比一下：2024年山西省教育廳直屬公立康樂幼兒園招2名幼師，學歷要求博士研究生，35歲以下。”2024年太原8000大學生競爭600個煤礦井下一線工人；600大學生競爭80個城管協管員（臨時工），美團研究院發布的報告顯示：700萬外賣小哥里有100萬大學生（含7萬碩士研究生）。
  于和偉在撫順市幼兒師范學校畢業，這中專學歷，還沒根沒梢，又沒搞歪門邪道走后門，就考進了撫順話劇團，這不是幸事？
  “漸漸地，哥哥姐姐們長大成人，能掙錢補貼家用”，這說明于和偉的哥哥姐姐陸續都有工作了，而且，還是免費統一安排工作。
  因為，1979年4月9日，國務院批轉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關于全國工商行政管理局長會議的報告中，首次提出了恢復和發展個體經濟，同意對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的個體勞動者發放營業執照。
  因為，1980年之前的工作都是國家分配，大學包括中專國家包分配，從1996年正式開始不包分配。
  那時沒有“底層”這一說，處于普通的勞動者家庭，于和偉的哥哥姐姐不用走后門，不用屈辱地被“潛規則”，就都有穩定的工作掙錢，不僅都勁勁活的有盼頭有奔頭，還有能力聯手供弟弟讀上海戲劇學院，這不值得感恩毛澤東時代？
  5.濃濃的親情無價。老話講：過日子，就是過人。于和偉的“8個哥哥姐姐一起，供他前往上海戲劇學院學習”，這一份濃濃的親情，該是多么無價？
  在濃濃的親情中成長，人格不會出現缺失，中國以孝為先的家庭傳統文化不會消失。這一份無價的親情，對于被實行的“獨生子女”，今生今世能感受到嗎？
  弟弟有困難，8個哥哥姐姐一起上，這場面簡直令人感動的淚目。在“一切向錢看”的時代，不乏見到為了一個錢字，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姐妹打的雞飛狗跳，誰能看到弟弟有困難時，幾個哥哥姐姐一起上的景象？
  這不應該感恩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不應該感恩毛澤東時代讓于和偉有了8個有情有義的哥哥姐姐。
  6.于和偉的母親養老無憂。“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一大直接惡果，就是養老難。“獨生子女”自己有工作，自己有孩子，如何有精力照顧雙方父母的4位老人？
  尤其，遼寧的老齡化中國第一、遼寧的高齡化老人中國第一，遼寧的空巢老人中國第一，遼寧的養老問題尤為突出。
  于和偉的母親有9個兒女，老人家有養老難嗎？相信有9個兒女照應，老人家的養老無憂，這十分難得！

迅速到來的老齡化，又要付出多少代價來去應對？又要幾代人來承受？
  三、毛時代等于“貧窮”嗎？相比舊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民生沒有天翻地覆的變化嗎？
  很多公知精英虛無毛澤東時代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惡意夸大毛澤東時代的民生困難，“貧窮”就成了公知精英虛無毛澤東時代的一把“殺手锏”。
  可貧窮不是相對的嗎？相比舊中國留下的“一窮二白”，相比舊中國的賣兒賣女、易子相食，毛澤東時代的民生沒有天翻地覆的變化嗎？在舊中國靠賣烤地瓜這種“靈活就業”，能生養、培養9個兒女嗎？大約只能賣兒賣女，這絕非是姑妄言之。
  在“一窮二白”的基礎建設新中國、保衛新中國，毛澤東時代面臨的一個突出矛盾：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包括國防建設。別的建設成就不講，光打一個抗美援朝就花90億人民幣（其中30億買裝備），不打贏抗美援朝，新中國能算站起來嗎？而為搞“兩彈一星”（不包括核潛艇）花費169億人民幣，等于打了兩次抗美援朝的花費。可不搞“兩彈一星”，今天中國無論有多大的GDP，還不過就是個“胖嬰”，能是世界大國嗎？
 公知精英緊盯著毛澤東時代的“貧窮”說事，可他們為什么不敢按一個普通勞動者能夠養活多少人口，來衡量百姓的生活水平？若拿養9個孩子的花銷養一個孩子，這個孩子能吃不飽嗎？
  現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誰能靠賣烤地瓜的“靈活就業”，來生養、培養9個孩子？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生生不息的偉大民族，應該對世界有更大的貢獻。可飲鴆止渴般，用帶種族衰退的“一孩政策”發展經濟，能有可復制性嗎？能推廣給世界各國嗎？
  結束語：“貧窮”的社會主義，這是知精英虛無毛澤東時代的一把“殺手锏”。
  而拿毛澤東時代的“貧窮”說事，最道貌岸然，最蠱惑人心，最欺世盜名，最具顛覆力的一段話：“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矛盾是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如果說社會主義是窮的社會主義，那么我們要這樣的社會主義干什么？人民就有權拋棄我們，我們就不配叫共產黨……”。
  這段話的遞進關系：首先將毛澤東時代定義為“太窮了，太落后了”，繼而定義毛澤東時代是“窮的社會主義”，進而表明“人民就有權拋棄”。否定毛澤東時代“窮的社會主義”，就成了實行改開冠冕堂皇的理由和依據。
  可相比舊中國的賣兒賣女及餓殍遍地，毛澤東時代的民生沒有天翻地覆的變化嗎，若再給毛澤東時代40年，中國老百姓的民生會停滯不前嗎？
  為此，由于公眾人物的特定屬性和影響力，給年輕一代帶來的直接影響極大。若舉凡介紹公眾人物，都要程序化地介紹一段毛澤東時代的貧窮，似乎毛澤東時代就等于苦難的歲月，這不能說是惡意，至少也是一種偏頗。
  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時代的民生，需要科學的統計方法，而最需要的則是天理良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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