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公正進行工農業產品交換，不實行義務交售制

　　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實質上是國家對農民一部分勞動的無償占有，是屬于剝削范疇的經濟措施。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最徹底的貫徹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消滅剝削的原則，堅決不搞超額稅、義務交售制，實行尊重價值規律的工農業產品等價交換。這樣，按照價值規律來算，工業產品比農業產品價格高多少，那就高多少——不增加額外值，不剝削農民。這也是吸取了蘇聯的教訓。

　　蘇聯的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如斯大林所說：“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外，還要納一種超額稅，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雖然斯大林也曾說“一有可能就可盡快取消這種超額稅”，但是他在世的時候并未實現。他去世后的蘇聯則已經蛻變為官僚資產階級統治的帝國主義國家。

　　主席在《論十大關系》這篇光輝著作就講：“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我們的農業稅歷來比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我們統購農產品是按照正常的價格，農民并不吃虧，而且收購的價格還逐步有所增長。”(《毛澤東文集》：《論十大關系》)

　　按著主席說的做，我們就尊重了價值規律，沒有剝奪農民，沒有增收“超額稅“，同時通過發展農業積累了工業化的資金。不僅如此，主席還通過“工業支援農業“彌補著由于農業產品價值低于工業產品帶來的工農收入差距，這樣的話，農民就毫不吃虧！主席講：“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毛澤東文集》：《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消滅了剝削，也有利于增加國內凝聚力。如主席所說：“人民的干勁為什么這樣大呢?原因就是我們向人民取得少，我們不搞義務交售制，和蘇聯不一樣。我們與人民打成一片，整風以后，一條心。”（《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8年，六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蘇聯的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否定了等價交換、缺乏價值公正，是對農民半無償的剝削，是工業對農業的半無償占有，也屬于剝削。毛主席尊重價值規律，實行工業和農業公平交換，不搞半剝削性質的義務交售制，實際上是領導中國人民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徹底消滅了剝削。

　　（2）我們不要“錢袋子”！

　　李立三的秘書李思慎回憶，據建國初期在中央主持工資工作的李立三說：“蘇聯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最高與最低的差距達100倍。他們的領導干部除工資以外，每個人還有一個‘紙袋子’(即發給工資以外的津貼、獎金等)，實際高低差距更大。”(李思慎：《毛主席帶頭降低工資標準》)如果說工資可以多勞多得，情有可原。但是工資以外，還按級別加一點“獎金”，這就是不勞而獲、就是對工人勞動成果的無償占有了。“獎金”從哪里來？從工人的勞動中來！

　　莫洛托夫同蘇聯作家丘耶夫談話時也說：“我現在無法準確說出給我多少工資，因為變了好幾次。而且戰后根據斯大林的倡議，采用了紅包制。用這種封著的小包給軍事和黨的領導人送錢，很多的錢。當然，這是不完全正確的。數目不僅太大，而且過分。”（費·丘耶夫：《同莫洛夫的一百四十次談話》）莫洛托夫的這些談話中，是有對斯大林的高度評價的。但是這里，莫洛托夫就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第一，干部確實得到了很多錢，可見這是少數人的高薪制；第二，他都認為“不完全正確”，沒有為其做這方面辯護，而且表達了認為這個“過分”的觀點，可見對這樣根據職務、級別多發錢，他是有一定不滿的。

　　允許推廣錢袋制，是斯大林犯了向干部個人主義妥協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正如“九評”第九篇說：“不可否認，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蘇聯，已經對一部分人實行高薪制度，已經有一些干部蛻化為資產階級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舉行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蘇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有些工業企業的領導人，‘忘記委托他們管理和領導的企業是國營企業，竟然企圖把這些企業變為他們的世襲領地’。有些黨組織、蘇維埃機關和農業機關中的工作人員，‘不但不保護集體農莊公有經濟的利益，反而自己盜竊集體農莊財產’。”（《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

　　毛主席則展現了最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無私精神。起初，干部工資“最高標準是1000元，為最低工資（30級，23元）的43倍多。方案報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說：‘你們要1000元，我只要500元。’因此，最后確定：北京地區一級為644元，30級為23元，高低差距為28倍。”（李思慎：《毛主席帶頭降低工資標準》）

　　之后僅僅半年時間，毛主席又提出降低高級干部的工資。1956年12月18日的國務院第41次會議通過決定：“為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使國家機關領導干部以身作則地貫徹勤儉建國的方針，決定將1956年規定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十級以上干部的工資標準予以降低。各級降低的比例是：1-5級為10%......”（李思慎：《毛主席帶頭降低工資標準》）

　　之后，又是經毛主席提議，1959年2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降低國家機關三級以上黨員干部工資標準的決定：“將國家機關一、二、三級的工資標準合并為一級，并且降低為400元（按一類地區計算）。這次降資只降黨員干部。非黨員干部和企事業、科教、文藝工作者一律不降……毛澤東他們都被降到每月405元，為最低工資（23元，6類地區）的17.6倍。” （李思慎：《毛主席帶頭降低工資標準》）

　　1960年，面對經濟困難，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中共中央決定再次降低干部工資。“三級（包括原來的一、二級）降低12%，四級降低10%，五級降低8%，六級降低6%，七級降低4%，八級降低2%，九級至十七級降低1%。這樣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每月工資降到356元。”（李思慎：《毛主席帶頭降低工資標準》）

　　主席建國以后極其懷念戰爭年代的供給制。但是，讓每一個黨政干部都像毛主席那樣無私、每個軍隊干部都像羅榮桓元帥那樣無私、每個中基層干部都像焦裕祿或張欽禮那樣無私……人人都成為不計較個人得失的“黨內圣人”，談何容易？但是，對真正的共產黨干部來說，革命是沒有討價還價的。所以，官兵一致的干部供給制在理論上是完全正確的。但這一措施實行起來則會受到巨大的舊習慣阻力。所以，主席只能用多次親自帶頭降工資的方式來和干部的個人發財思想作斗爭。主席深知，干部以計較個人得失為己任、堅持個人利益為中心，就會為了個人利益犧牲集體利益、蛻變為新的剝削階級！

　　反對錢袋制、多次降工資，無疑體現了毛主席擁有比蘇聯領導人更徹底的革命性、更嚴厲的治黨態度、更無私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風范、更強硬的革命措施。毛主席就是最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如果毛主席想發財，他完全沒有必要連續多次降工資，完全可以享受比他所領工資至少高2.7倍的工資。但是，毛主席多次主動降工資、縮小上下工資差距、嚴格限制干部們的發財思想！

　　（3）經濟基礎消滅了剝削，上層建筑也要消滅剝削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講過和傳統觀念決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講過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有舊的道德殘余，這些都為毛主席創立思想上靈魂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開辟思想上靈魂上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

　　思想上靈魂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科學社會主義革命必不可少的環節，是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政治革命、經濟革命之后不可缺少的任務。所以，毛主席教導我們：“所有制解決了，政治上、思想上還沒有解決。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富裕中農中有一部分人不服。”（《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7年，六十四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大革命，在人類歷史上首次貫徹了科學社會主義革命的三個環節，首次開展了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全面消滅剝削的實踐。

　　1939年，結束了對反革命富農的鎮壓之后，斯大林便宣布“我國社會政治發展方面的最重要成績，便是剝削階級余孽最終被消滅的事實”。（斯大林：《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關于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并宣布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就是包圍蘇聯的國際帝國主義。這實際上是他犯了違反唯物辯證法的錯誤。當時蘇聯，小生產還沒有完全消滅，列寧講小生產無時無刻不產生資本主義、兩極分化。小生產就是剝削階級的余孽，會腐蝕社會主義。而且，當時蘇聯還沒有進行全面的思想靈魂上層建筑革命，沒有進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所講的“和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革命。這樣沒經歷上層建筑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無疑是不徹底的。

　　而毛主席對《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的遵守就更徹底，并對其中的真理加以創造性發展。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作為經濟剝削的階級，我們已經消滅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還沒有消滅。”（《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8年，六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席深化了馬恩的認識——在消滅私有制之后，和舊觀念的決裂包括著對抗性的階級斗爭，所以和舊觀念決裂的過程，就是進行思想上靈魂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下防修反修的決戰，“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7年，七十四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主席指出：“要想保證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在思想上來個無產階級革命化。斗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是主要任務，絕不是目的。目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搞掉修正主義根子問題。”（《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7年，七十四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只有進行一個又一個思想上靈魂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逐漸蕩滌干凈舊思想舊習慣殘余，最終實現共產黨領導人民奔向共產主義的目標。

　　我們不能苛求一次思想上靈魂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就解決全部問題，一次思想上靈魂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必然也不可能全部解決舊習慣的問題。何況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歷了三千多年封建社會的遠遠落后于歐美國家、舊習慣勢力比歐美國家更濃厚的人口最多的東方大國呢？所以，毛主席開辟的思想上靈魂上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并沒有最終失敗，也沒有最終勝利，而是剛剛開始。這是千秋萬代要進行的偉大工程。

　　盡管由于空前巨大的舊習慣勢力的激烈阻撓導致我們長期對毛主席思想上靈魂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不理解，但是這一思想領導下的防修反修的決戰首次貫徹了科學社會主義革命的三個環節，首次在思想靈魂上層建筑領域開展了消滅剝削的決戰。正是如此，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大革命成為了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實踐最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

　　綜上所述，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開展的社會主義革命，由于堅決不搞義務交售制、不搞少數人高薪制度和錢袋制度、首次進行了思想上靈魂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消滅剝削最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

　　毫不夸張地說，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首次在人類歷史上進行了最全面的消滅剝削的實踐！

　　就憑這一點，稱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大革命為世界歷史上萬古未有之巨變，稱毛主席為迄今為止空前絕后的萬古一人都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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