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感受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反之,他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事情就要出毛病。
——節選于1962年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內容
林帥講得很精辟,也很實在。
事實勝于雄辯,歷史在不斷證明林帥這個論斷的正確性。例子有很多,只舉兩個典型例子——研制原子彈和搞人民公社。
我們先來講原子彈研制。
1956年,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講道:
“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1958年中央正式立項研制原子彈。
1959年蘇聯專家撤退,我國自行獨立研制原子彈。
1961年原子彈研制進入關鍵期,國內經濟陷入困境,遭受重大挑戰。
此時,黨內高層對原子彈“上馬還是下馬”進行激烈討論。
劉少奇、鄧小平等高級干部主張,當前國家經濟困難,原子彈研制非常燒錢,對國家經濟發展貢獻不大,建議先暫緩研制,等咱們經濟好轉了,重新開展研制也不遲。
周恩來、林彪、陳毅、聶榮臻、賀龍、葉劍英、張愛萍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主張繼續搞下去,研制原子彈不能半途而廢。
張愛萍將軍說:“再窮也要有一根打狗棒。”
陳毅元帥說:“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林彪:“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原子彈燒響。”
婆說婆有理,公說公有理。
雙方都有充足的理由,原子彈是繼續搞下去還是暫緩研制?是上馬還是下馬?最后由毛主席裁奪。
當核心團隊產生重大分歧時,領袖的洞察力、預判力和決斷力非常重要,短期看只是決定一件大事的始終成敗,長期看可能是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走向。
毛主席觀點鮮明,態度堅定地說:“勒緊褲腰帶,原子彈一定要搞下去”!
根據毛主席衛士回憶,國家困難時期,為了研制原子彈,毛主席連最愛的紅燒肉都不舍得吃,每頓飯都是素菜,由于長期不吃肉,身體缺乏營養,導致浮腫。
在毛主席堅定支持下,原子彈研制工作得以繼續開展。
為了堅定科研工作者的信心,毛主席指定讓周總理牽頭負責,出任原子彈研制工作小組組長。
有了定海神針,科學家們才得以安心研究。
工作組及廣大科技工作者,也沒有辜負毛主席的期望,于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羅布泊成功引爆第一顆原子彈,震驚了全世界。
如果按照劉鄧的暫緩方案,把研制原子彈的經費省下支援經濟建設,那么原子彈研制工作就會立馬擱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還真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研制成功。
運10大飛機下馬,就是最好的詮釋。
如果不是毛主席力挺搞原子彈,那么聶榮臻等人就頂不住黨內的巨大壓力,原子彈研制項目就會在當年下馬,新中國也不可能短時間內恢復大國地位,更談不上受人尊重。
在毛主席堅定支持下,在周總理和聶榮臻等人協調下,在廣大科學家共同努力下,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按預期成功爆炸。
沒幾年,又成功研制了氫彈、東風導彈和人造地球衛星,大幅提高了我國地緣政治安全,為新中國尖端科技翻開嶄新的一頁。
正如林帥在“七千人大會”上所言:
“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
再比如紅軍長征。
長征前期,毛主席的意見不受尊重,紅軍損失慘重,差點被老蔣包了餃子。
長征中后期,毛主席的意見開始受尊重,工作意見不受博古、李德等人干擾時,紅軍才逐步跳出老蔣的天羅地網,才有飛龍升天。
林帥的話,不只是代表自己,也說出了軍事干部的心聲,順便也道出了史實。
再來說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發展史,就像長江黃河一樣,有曲折、有迂回、有直線,總趨勢是波浪式地向前發展。
人民公社,孕育于大躍進時期。
在毛主席看來,人民公社是從高級社(高級農業合作社)轉型過來的,人民群眾基礎不錯,應該沒有多大問題。
可惜,事與愿違,事情并沒有毛主席想象中的順利。
人民公社,當年就遭受“一平二調”、“四高五風”以及自然災害等多重打擊,部分農村鬧出大饑荒。
之所以會發生這些事情,一是因為廣大干部都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經驗,出現蠻干的現象;二是因為毛主席的意見沒有受到重視,很多正確意見都被過濾了。
毛主席一看,人民公社過“左”了,同自己理想中的人民公社,完全不是一回事。
為了糾偏糾“左”,為了優化調整,為了搞好人民公社,毛主席決定自己親自抓一抓人民公社,于是乘專列到地方去搞調查研究。
毛主席一天只有二十四時間,不可能每個鄉鎮、每個村莊都跑,只能去到一個省市,召集地方各級干部開會,通過會議的方式來調查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
毛主席從北京出發,沿路經過河南、湖北、湖南、廣東、江西、浙江、上海、江蘇、山東等地,一路開了不少重要會議。
比如“第一次鄭州會議”、“八屆六中全會(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八屆七中全會(上海會議)”、“廣州會議”、“華東六省一市第一書記會議”等。
會議期間,毛主席每到一個省市,都會同地方各級干部詳細交談,調研詢問當地農業、工業發展情況,其中重點調查了當地人民公社,看看還有多少“一平二調”和“四高五風”情況。
毛主席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把華北、華中、華南、華東等地區的省市都走了一遍,對大部分人民公社都摸了個底,掌握了人民公社的本質問題,也找到了優化和整頓方案。
毛主席治國,猶如名老中醫治病,診斷辨證,對癥下藥。
這個處方不簡單,整整有60味藥,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農業六十條”,又名“農村六十條”,為后續人民公社走向穩健打下基礎。
其中,有兩點內容很關鍵,一是“生產隊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單位。”,二是“人民公社社員的家庭副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的補充部分。”
生產隊,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社員可以搞副業,多勞多得,旗幟鮮明地反對平均主義,即反對吃“大鍋飯”。
在毛主席的努力與推動下,“農業60條”得到高效落實與貫徹,開始發揮積極作用,人民公社也迎來了第一個春天,全國各地農村再一次恢復了蓬勃生機。
有兩件事可以證明,人民公社走上正軌之后,給農村發展帶來了巨大隱形收益。
一個是鄉村基礎教育的快速發展,另一個是社隊企業的蓬勃發展。
教育是上層建筑,要有經濟基礎,才能有長足發展。當年鄉村教育的進步,完全受益于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發展與支撐。
根據《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49-1985年》統計顯示:1959年,全國小學學校數量為737445所,在校小學生為9117.9萬人;全國普通初中學校數量為20835所,在校初中生為774.30萬人,在校高中生為143.57萬人。
到了1976年,全國小學學校為1044174所,在校學生為15005.5萬人,多個省市地區適齡兒童入學率高達80%以上。
全國普通初中學校數量為192152所,在校學生數為5836.58萬人,其中初中生4352.94萬,高中生1483.64萬人。
根據數據統計顯示,1963年至1976年間全國基礎教育得到快速發展,這里面教育增量部分,大部分是來自鄉村基礎教育的貢獻。在人民公社的加持下,全國80%以上的鄉村都有了自己學校,構建了集小學、初中、高中為一體的基礎教育體系。
全國鄉村基礎教育的蓬勃發展,側面佐證人民公社經過毛主席調整優化之后,逐漸進入發展佳境,農村經濟集體有了長足發展。
另一件事就是社隊企業蓬勃發展。
到了70年代,人民公社生產效率大幅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富盈起來,出現農民吃飽沒事做的情況。
有些省市的人民公社,經過多年快速發展,底子打得比較好,具備了發展地方工業的客觀條件,于是毛主席又適時鼓勵人民公社大力發展社隊企業。
此舉,既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又大力促進了鄉村工業發展,大幅縮減了城鄉發展差距,促進城鄉平衡發展。
1965年后,部分富庶地區的人民公社,生產隊內部有了一定的積累,加上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剩余勞動力開始大量溢出,促使部分公社開始創辦企業(“小五金”加工廠),來提高公社和社員收入。
據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社隊企業調查組統計顯示:
1975年全國90%的公社和60%大隊都有自己的企業,總計818000多家,產值215余億元。
以河南省鞏義市回郭公社為例,1976年回郭公社社隊企業達83個,職工人數達4843人,工業總產值2060萬元,成為全國各地人民公社發展社隊企業的標桿。
毛主席仙逝之后,華主席繼承了偉人衣缽,沿襲了人民公社的發展路徑,全國各地農村一片欣欣向榮,處處充滿生機朝力,此時的中國城鄉處于均衡發展的良性狀態。
到1978年,全國人民公社大約有152.4萬家社隊企業,總產值為493億元,占當年農村經濟總收入的29.7%,年均增長速度達到28.5%。
這些社隊企業,都是后來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基礎。
由此可見,鄉村基礎教育的長足發展與社隊企業的蓬勃發展,都能佐證人民公社的歷史功績,尤其是經過毛主席優化之后的人民公社,讓農村各項事業進入了快車道,開始為農民提供隱性的社會公共福利。
1984年,人民公社解體了。
原則上,保留了人民公社的經濟組織,但實際上隨著“包田上戶”政策推進而瓦解,全國55600多個人民公社,只有極少部分得以幸存。
對于廣袤而貧困的農村而言,“發展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的理想,瞬間從云端墜落到泥淖,重蹈貧富分化的歷史軌跡。
人民公社的發展史,讓人想起林帥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精辟發言:
“我深深感受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反之,他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事情就要出毛病。”
在時光的侵襲下,這段講話,越發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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