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對幾個理論概念的區(qū)分

　　第一，共產主義的供給制，是根據所有人需求進行科學分配，保證人人的生存需求。全體人民生存所需的糧食安全底線保障、老幼病殘的生存保障、全體人民的生命安全底線醫(yī)療保障，都有按需分配的必要——不然很多人例如殘障人是難以生存的。剝削，是少數人占有多數人的勞動成果、以剝奪多數人的需求量來滿足少數人的需求量，而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則是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在滿足了勞動者的需求量的基礎上，按全體人民（例如包括“老幼病殘”“五保戶”）的需求量供給全體人民所需物品。資本家可以使工人的需求遭到損害，以至于導致一輪又一輪的經濟危機，而共產主義不會對勞動者的需求造成損害，同時在此基礎上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求——因為生產力足夠發(fā)達、生產關系也足夠先進。

　　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因為生產力發(fā)展不充分的原因，無法實現全面的按需分配，只能以按勞分配為主。但是，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過程中，生產力是逐漸發(fā)展、變化的（甚至每時每刻都起著變化）。隨著生產力逐漸發(fā)展的過程中，按需分配的因素也是應該逐步擴大的。正如主席所說：“這第二個過渡，我們不要冒險，但是凡可以做的，我們就做，如吃飯不要錢和別的公共福利，這些你不能不說是共產主義的因素。”（《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8年，六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保障生存安全的必要糧食供給、必要醫(yī)療供給，這些都是客觀存在共產主義性質萌芽的公共福利。

　　第二，絕對平均主義也不是按需分配。絕對平均主義恰恰是忽視人的需求、要求對人人進行完全均勻的分配。這樣，就會導致有的人民的需求并不能滿足（被剝奪的那部分）、有些人民不需要的物品卻被供給。同時，這也會導致一部分人在自己需求并未充分滿足的情況下被剝奪了滿足自己需求的產品。這是毛主席從來都堅決反對的。主席說：“不能拉平分配，不能積累過多，社辦事業(yè)不能過多，要有幾年過渡。糧食，生產多的多吃，生產少的少吃。要有幾年工夫，逐步把窮隊富起來，使他跟富隊看齊。不要去砍富隊的補窮隊，而是要扶貧隊跟富隊看齊。總而言之，我現在支持保守主義，我反對平均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主席所堅持的一部分供給制，是在糧食產量足夠滿足勞動者需求的情況下保障全體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量底線。經過仔細梳理，我可以明確提出——毛主席對于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共產主義因素萌芽的論述，是實事求是的。

　　一、糧食供給制實施，必須是在兩種有實施的歷史必要性的客觀情況下

　　人民公社創(chuàng)辦之初，即使毫無經驗可循，主席也保持著比較冷靜的態(tài)度。

　　主席講：“當然要實行工資制度，糧食供給制，無論誰人，都有飯吃。吃飯不要錢，還要有個過程，明年還要苦戰(zhàn)一年，也許有些要苦戰(zhàn)三年。”“糧食多了，可以搞供給制，還是按勞付酬。工資按各盡所能發(fā)給個人，不交給家長，青年、婦女都高興，這對個性解放有很大好處。”（《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8年，六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主席的意思是很清楚——第一，只有在糧食產量充分的情況下，經歷了糧食生產充分發(fā)展之后，才能實行充分的糧食按需供給；第二，在人人糧食需求的底線可以充分保障的基礎上，對人們進行按勞分配。

　　當時主席對糧食產量的提高也有一定的樂觀態(tài)度，但是主席在實行糧食供給這方面的判斷，還是建立在糧食產量足夠充分的這個前提的。而且這里要強調的是，“應當公道地講，是毛主席首先提出要糾正高指標、瞎指揮、‘共產風’等等的。糾正的時候也是非常緊迫的，會議一個接著一個。”（《薄一波文選》：《三十年來經濟建設的回顧》）

　　關于實行糧食供給，還有另一種特殊情況——就是在極其困難或者有嚴重自然災害的情況下，為了保障人人的生存安全，也必須實行供給保障制度。正如主席所說：“供給制是可靠的保證，還是比較的可靠，天有不測風云，你遇到大水、大旱、連旱三年怎么辦?遇到瘟疫怎么辦?”（《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8年，六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供給制適應的是兩種情況，一是生產力比較充足，可以充分地在不影響勞動者需求充分滿足的前提下通過按需分配保證包括“五保戶”在內的全民需求的滿足，這是一種情況；另一種是糧食極端匱乏的情況下，為了保障人人生存安全，需要實行供給制、保障人人生存底線，應對自然災害等待帶來的經濟困難。“糧票”的實行是有歷史的必然性和正確性的。

　　果然，不出主席所料，1959年，我們就面臨了嚴重的三年自然災害。那時如果沒有供給制、沒有人人的基本的糧食安全底線保障，是難以盡可能地減少困難時期的危害的。

　　1959年，主席還提到：“對供給制和食堂的存廢問題，必須迅即加以合理解決。今后應少許包一點，既不損害按勞分配的原則，又能體現一種共產主義的互助精神。食堂問題，今天要發(fā)展家庭畜牧業(yè)，不允許社員自己回家搞伙食，是困難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主席講的很明確：第一，有糧食供給制度，可以保證困難時期人人生存(不然老幼病殘的群眾沒法生活)；第二，共產主義的互助精神，必須建立在勞動者的需求不被損害、所勞必有所得的基礎上。

　　二、毛主席非常清晰的區(qū)分按需分配和平均主義，并實事求是地嚴格執(zhí)行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方式

　　主席提到：“對供給制……要從發(fā)展生產中解決問題，明年發(fā)展生產一年，消費不要增加，就可消滅赤字。要有生產資金，要積累一部分，還要儲備一部分，食堂也要儲備一部分。有的戶勞動不積極，他覺得吃虧了，別人把他的勞動占有得太多了。要把勞動力多的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他們收入多點，工資多點，不要平均主義，多勞多得還是社會主義原則。”（《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8年，六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主席對按需分配和平均主義之間劃分的很清楚——按需分配，需要在生產力可以充分發(fā)展的基礎上實現（也有經濟極其困難的特殊時期實行供給制保障人民生存的情況）；在糧食產量沒有充分提高而且沒遇到極特殊的自然災害等原因導致糧食嚴重匱乏的情況下，就要更多注意工資制、按勞分配的比例，逐漸隨著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隨著生產力發(fā)展擴大共產主義供給因素。

　　擴大供給因素、做到供給制和工資制“五五開”，有兩種情況。第一，就是全社老幼病殘為主、需要進行人口生存底線保障的情況；第二，就是生產力充分發(fā)展，有足夠的產品能充分滿足人人的需求。主席說：“今年有些社除了吃飯，一個月只能發(fā)幾毛錢，有的開不出工資，這要從增產增收來改變。吃飯不要錢，是供給制，工資還是要按勞取酬。現在就不要按勞取酬了，那也不行;工資差別太小了，也不妥當。同樣，干部工資像過去差別很大，那不行;但是一下子搞得太小，沒有差別，那也不行，不能持久。”（《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8年，六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空想主義的錯誤，列寧犯過，主席就沒有犯過。列寧說：“我們計劃(說我們計劃欠周地設想也許較為確切)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 “我們犯了錯誤:決定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當時我們認定，農民將遵照余糧收集制交出我們所需數量的糧食，我們則把這些糧食分配給各個工廠，這樣，我們就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了。”（《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列寧曾經實行過在俄國當時的條件下就實行按需分配。毛主席即使在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時候都沒犯過這種錯誤，都從來沒有取消過按勞分配的因素，這一點，毛主席比列寧做得好。

　　1958年12月《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fā)展為基礎。發(fā)展生產是鞏固和提高人民公社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人民公社必須發(fā)展工業(yè)和商品生產。繼續(xù)發(fā)展商品生產和繼續(xù)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于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人民公社對社員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供給范圍目前不宜過寬，隨著生產的發(fā)展工資必須逐步增加。”（《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8年，六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是基本實事求是的。

　　要完整準確理解主席的每一句話。1961年，主席講：“河北就提食堂萬歲的口號，他們說食堂多么重要等等。有些人的思想就被這些東西束縛住了，這個意見要給省委的同志說一下……而是包五保戶、酌量照顧困難戶的問題，其他通通按勞分配。”（《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1年，六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席這樣講，是針對河北這樣生產力水平不足以實現充分全面的糧食底線按需保障而且基本渡過了糧食產量極端困難時期這樣的情況下講的。而其他的地區(qū)，例如人口多勞動力少地區(qū)、糧食產量極其匱乏所以需要人口生存底線全面保障的地區(qū)，或者糧食產量比較充分所以足以在不損勞動力需求的情況下實現全面的糧食充分供給地區(qū)，則保留的供給口糧比例多一些。

　　三、毛主席堅決反對著“一平二調”，從而盡力保證分配的公平；作為嚴格的公社紀律，“農業(yè)六十條”也嚴格保證著“口糧按人分配”同時不損勞動力需求

　　一平二調，也就是公社無償調走生產隊的糧食，然后對各個生產隊“平均分配”。這一問題是主席通過調查研究發(fā)現的。很多干部自以為一系列“左”的問題是正面成績并匯報給主席的時候，主席發(fā)現——這些恰恰是農業(yè)產量上不來的問題所在！

　　第二次鄭州會議最后一次講話，主席極其嚴厲的強調：“人家都沒有飯吃，你天天搞共產主義，向富隊去共產，這怎么行?（可見主席清晰的劃分著兩種分配方式。損害了勞動者的需求，就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干部、知識分子、軍人、科學家也不用“資金還貸”的方式“反哺”工人，但是工人在社會主義社會為這些人以及“五保戶”提供生活所需產品，這就不屬于剝削。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給資本家提供剩余價值，則屬于被剝削，這也嚴重危害工人的生存。——引者注。）這是搶產主義。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不許可的。至于一平、二調、三收款，根本就是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因為我要把問題講徹底，所以一些不好聽的話都講出來了，比如什么搶產之類。要承認三級所有制，重點在生產隊的所有制……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主席是堅決反對“一平二調”，堅決反對公社對生產隊的無償剝奪、堅決反對違反“價值法則”、堅決反對剝奪農民的。

　　1960年，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轉發(fā)甘肅省委《關于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的批語，主席指出：“至于人民公社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規(guī)定至少七年不變，也是這樣。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也許再加七年，成為十四年后才能改變。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yè)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guī)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0年，六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一句“永遠不許一平二調”，體現了主席反對剝奪農民的決心。

　　這里最令人動容的就是主席真誠的自我批評。他以第三人稱的口吻，把自己的名字寫了進去，毛主席親自寫道：“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但是在那一段的開頭幾句規(guī)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0年，六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主席的坦蕩、無私、真誠，都淋漓盡致的展現在了這一批語之中。當時其他領導同志的自我批評，往往都講領導集體的責任——唯獨毛澤東敢于直接公開在文件中提出自己的名字并進行自我批評。這一點，他的戰(zhàn)友當時沒有做到。我們還可以確鑿地說，他老人家之后的歷代核心之中，也還沒有人做到。

　　讀到這里，我能不感嘆毛主席是無私無我第一人嗎？

　　“農業(yè)六十條”：嚴格規(guī)定：“農村人民公社是適應生產發(fā)展的需要在高級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聯(lián)合組成的。它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是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生產隊必須認真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避免社員和社員之間在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就規(guī)定了社員除“五保戶”以外，其余都必須參加勞動。

　　“六十條”還指出：“每一個社員都要遵守國家的政策、法令，執(zhí)行社員代表大會和社員大會的決議。每一個社員都應該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必須完成應該做的基本勞動工分。每一個社員都要愛護國家和社、隊的公共財產，積極地保護這些財產不受損害。”（《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據筆者認識的親歷者們回憶，誰想當“懶漢”、誰不好好干活，就不是“得不到供給口糧”或者“扣工分”那么簡單了。輕則開批斗會，重則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這樣嚴格的法律制度，是堅決不允許出“懶漢”的。這就充分保障了人人糧食需求都能滿足同時不損害勞動者的勞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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