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按：在“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官網上，見歐陽奇所撰《論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認識軌跡》一文中寫到，“共產國際曾明確提到要改變‘毛澤東對政府工作幾乎不感興趣’（姚金果、陳勝華：《共產國際與朱毛紅軍（文獻資料選編）》第211頁）的狀態，又對他提出的‘從肉體上消滅所有富農’口號（姚金果、陳勝華：《共產國際與朱毛紅軍（文獻資料選編）》第296頁。從現有資料來看，毛澤東實際上是中共領導人中抵制共產國際‘左’傾錯誤，正確對待富農問題的重要代表，故他是否提過‘從肉體上消滅所有富農’這一口號尚有待考證。）表示出憂慮，等等。”筆者認為，此文所引“資料”顯示了對毛主席的詆毀和誣蔑。但目前尚未見對這個觀點進行考證和駁斥的文章，所以查閱了一系列史料，并寫了這篇還原真相的文章，期待昆侖策編發、宣傳。

　　我最近查閱到了一篇叫《論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認識軌跡》的文章，是一個叫歐陽奇的人寫的。這篇文章提到：“再如，共產國際……又對他提出的‘從肉體上消滅所有富農’口號（姚金果、陳勝華：《共產國際與朱毛紅軍（文獻資料選編）》，第296頁。從現有資料來看，毛澤東實際上是中共領導人中抵制共產國際“左”傾錯誤，正確對待富農問題的重要代表，故他是否提過“從肉體上消滅所有富農”這一口號尚有待考證。）表示出憂慮，等等。”（歐陽奇：《論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認識軌跡》，《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3期）

　　經過我的研究考證，我得出以下基本結論：第一，那篇文獻資料所述，很可能是米夫為破壞中國革命、詆毀毛主席和朱毛紅軍而制造的謠言，也有可能——而且最大可能是共產國際錯信了國民黨反動派妖魔化朱毛紅軍的謠言；第二，1931年1月起，項英擔任中共蘇區代理書記，帶著中央“左”傾錯誤方針去領導蘇區工作，即使有錯誤的口號，也一定是項英及其支持者提出的，而并不是毛澤東同意或堅持的；第三，有大量史料可以證明，整個土地革命時期，毛主席長期反對對于富農過“左”的政策，所以“從肉體上消滅所有富農”的口號絕不可能是毛主席提出的；第四，即使當時其他蘇區領導同志提出過一些過“左”的口號，也是因為在當時極端危險的特殊的客觀歷史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

　　第一，這很可能是米夫破壞中國革命的謠言，而且最大可能是國民黨妖魔化朱毛紅軍的謠言。

　　筆者查閱了這部書，發現歐陽奇所引用的這篇文獻名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摘錄）（節選），時間是1931年3月28日。原文這樣說：“另一方面，在中央（蘇）區，朱德和毛澤東提出了‘從肉體上消滅所有富農’的口號……這些口號只能嚇唬農民群眾并使他們疏遠我們。”（姚金果、陳勝華：《共產國際與朱毛紅軍（文獻資料選編》，第296頁。）

　　這封《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的作者，正是在六屆四中全會的時候大力支持他的“得意弟子”王明進入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層、在1937年肅反運動中暴露出反革命身份而被蘇聯官方處決的反革命分子——米夫。米夫所述，很有可能是為了否定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否定領導紅軍取得了一系列輝煌戰績的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水平能力，所以編造謠言，或憑道聽途說，將未經核實的謠言向共產國際報告。

　　這也可能是國民黨妖魔化毛主席和朱毛紅軍的謠言。這一可能性比上一個可能性還要大。共產國際受謠言影響而做出錯誤的判斷——這種事情屢見不鮮。

　　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當年毛主席病重，國民黨造謠說他已經死于肺結核病。共產國際知道之后，第二年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發了一千多字的訃告：“據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毛澤東同志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范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中共六大決議。”“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國際新聞通訊》(英文版)，1930年3月20日，第14期。）

　　可見當時共產國際很容易受國民黨的謠言影響，從而對中共領袖人物和朱毛紅軍做出錯誤判斷。當時國民黨制造了很多污蔑、妖魔化朱毛紅軍并咒罵中共領袖人物的謠言，共產國際很有可能是像在1930年誤以為毛主席去世一樣，采信了國民黨污蔑朱毛紅軍有“從肉體上消滅所有富農”口號的謠言。

　　第二，誰是當時的蘇區中央局書記？

　　中共突出強調反富農、反右傾，和共產國際1929年6月關于農民問題的指示信有關。

　　1929年6月7日，共產國際在關于農民問題的指示信中告訴中共中央：“在現在當革命失敗的時候，我們必要在農村中重新建設自己的組織，重新創造自己之政治影響的基礎，要動員農村廣大的群眾特別是貧民，若不對于一切剝奪與壓迫的形式都采取堅決的勇敢的斗爭，則這些任務是不能實現的。不是堅決的階級的口號，而想擴大我們在農村貧民的政治影響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就是要我們指導廣大的農村無產階級及農村貧民之反對地主與富農之一切剝奪與壓迫的斗爭。假使保持著聯合富農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緊進攻富農的策略路線，則黨必不能領導農村貧民的階級斗爭，必不可免的要緩和農村貧民群眾的積極而有利于農村中的富農。”（《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中國共產黨書》）

　　1931年1月起，項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2月，項英主持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土地問題與反富農策略》的通告，開始貫徹共產國際和中央的反富農政策。

　　可見，當時加緊對富農的斗爭，是共產國際的指導、項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的貫徹。根據中共黨內嚴格的民主集中制——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毛主席、朱德等領導同志都要服從中央的決定，這是不可違反的組織紀律。

　　所以，即使有錯誤政策的貫徹或者錯誤口號的提出，也是項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經過了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的情況下出現的。

　　這里我要說明的是——在表決中同意過度打擊富農的錯誤路線、錯誤口號的，一定沒有毛主席！這是以下大量事實可以證明的。

　　第三，請看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關于處理富農問題、土地改革問題的真實政策。

　　1929年7月，在毛澤東親自指導和幫助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制定并通過了《土地問題決議案》，同井岡山《土地法》和興國《土地法》相比，這一法案更加符合實際情況。這部法案“（一）區別對待地主和富農，只沒收富農多余的土地，不過分‘打擊富農’‘集中攻擊目標于地主’；（二）分配土地實行'抽多補少”的原則；（三）對在鄉地主家屬“酌量分與田地，給以生活出路。”（《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29年，三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里可見毛澤東早在1929年7月就堅持“不過分打擊富農、集中孤立地主”的政策了。

　　1930年6月，毛主席主持召開汀州會議。會議通過了經毛主席審改的《富農問題》決議。“《富農問題》決議中關于土地分配，除了肯定原來規定的‘抽多補少’原則外，又增加了‘抽肥補瘦’的原則”（《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0年，三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這時的毛主席就已經提出了最為成熟的對待富農以及進行土地改革的策略。

　　即使是項英擔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之后，為了盡可能減少“左”的政策的危害，在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的毛主席也想盡一切辦法堅持科學理性的土改政策，盡可能減少了過“左”政策的危害。

　　1931年2月27日，毛主席寫信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并轉省蘇諸同志，其中關于土地改革中的土地所有權問題指出:“關于田沒有分定一層，在現在紅色區域是個大問題。過去田歸蘇維埃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的空氣十分濃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農民感覺田不是他們自己的自己沒有權來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種。這種情形是很不好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1年，三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為了穩定農民之心、維護政權安全、維系農業生產，毛主席提出：“要說明過去分好了的田(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這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業，生的不補，死的不退，租借買賣，由他自主。”（《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1年，三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毛主席不僅在這時仍然想盡辦法堅持“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正確方針，而且提出了為穩定農民之心而明確土地所有權的要求，制定的土地改革策略更加符合實際情況。

　　4月2日，毛主席發出《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富農標準要是以剝削為他收入的相當部分。那些少量放賬或借賬的人還是列在中農。那些原是雇農，中間（未革命前）已得到土地耕種的人還是列入貧農。”（《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1年，三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為了反對打擊的擴大化，毛主席真的是竭盡所能！

　　上述內容可見，在米夫污蔑朱毛紅軍提出“從肉體上全面消滅富農”口號的1930年3月28日前后，從2月27日到4月2日，毛主席恰恰一直堅持的是“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和反對擴大化！如果不是米夫刻意造謠，或是蔣匪軍刻意造謠騙了米夫，那也只可能是其他領導同志提出了這一口號。總之，毛主席是絕對不可能提出這種口號的。

　　正是因為毛主席長期堅持“抽多補少，抽肥補瘦”，193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致蘇區中央局并紅軍臨時總前委的指示信指出：“中央蘇區現時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例如你們容許地主殘余租借土地耕種，對于富農只是抽肥補瘦，抽多補少，而不實行變換富農肥田給他壞田種的辦法”，“犯有富農路線的某些錯誤”（《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1年，三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可見，無私的毛主席不顧個人權力地位安危，為了糾正“左”的錯誤，在實際行動中和錯誤路線做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最終還遭到了錯誤批判，被逐漸排擠出了領導核心。如果毛主席屈從于錯誤路線、提出錯誤口號，怎么會遭到如此嚴厲批評并在之后被逐漸排擠出領導核心呢？

　　由于毛主席對錯誤路線毫不妥協的反對，他受到了當時多數領導同志不公正的批評，并逐漸受到了不公正的懲罰。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蘇區召開贛南會議，“把毛澤東的反對本本主義的正確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原則，指責為‘富農路線’；指責紅軍‘沒有完全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街市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1年，三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綜上所述，大量史實，特別是毛主席由于長期堅持反對過“左”政策而在贛南會議受到了不公正批判的事實足以證明——當時毛主席在政策實行上對“左”的政策絲毫沒有讓步，甚至一度因此遭到了不公正的懲罰，更不可能主動提出過“左”的口號！

　　這才是真實的歷史！

　　第四，即使黨內其他領導同志提出過“左”的口號、犯了過度打擊富農的錯誤，也有其特殊、復雜的歷史背景，不容妖魔化！

　　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共產黨為了最廣大窮苦人民的解放而無私戰斗，他們對一切剝削恨之入骨，對一切壓迫都極其痛恨。更為嚴峻的是——當時我們黨還處于相對弱小的時期，處于最危險的生死邊緣，稍有不慎、遭到了反動派的瘋狂絞殺，就會有千千萬萬的烈士人頭落地。為了保證革命火種的生存，為了最廣大勞苦大眾的解放，中共必須最大限度地保證革命力量的安全、保證人民的安全，為了最廣大窮苦人民解放、為了革命事業不被葬送，一定要放棄“婦人之仁”。不然的話，就會葬送整個革命，就使得最廣大人民群眾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翻身！

　　所以，面對最緊張、最危險、最艱難、稍有不慎就會葬送整個勞苦大眾解放事業的極端險惡的環境，很多領導同志會產生過“左”的盲動主義情緒，出現打擊擴大化的思想，背離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也是有很深刻而復雜的歷史原因的。

　　作為迄今為止世界歷史上的實事求是第一人——毛主席，在堅持“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同時，也堅決打擊富農對革命的危害行為。要知道，富農的一系列危害行為確實給革命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是不能不制止的。而其他領導同志本來就遠不及毛主席實事求是，當然難以做到毛主席那樣的張弛有度、反對“擴大化”同時又能最大限度的保證革命事業的安全。

　　1930年10月，毛主席聽取王懷、陳正人關于富農與貧農雇農在土地革命中斗爭情況的報告，寫出了調查材料，“這個材料反映永新和北路地區的富農在春荒時期，主要采取囤積糧食和販賣工業品的方式，使春荒加重以剝削城鄉勞動人民；同時，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群眾開展春荒斗爭，‘對富農堅決奮斗不讓步，一定要抑平谷價’，‘阻止谷米流到白色區域去，只準在赤色區域互相流通’”（《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0年，三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要知道當時蘇區本來就經濟相對落后、資金極其缺乏，再加上春荒的影響——如果富農再搞破壞，根據地那么多人民和紅軍怎么生存？這里可見富農的危害是具有災難性的。

　　1930年11月，毛主席和古柏、謝維調查了村政府委員的成分及本村所殺反動分子的成分，隨即整理出《木口村調查》一文，指出：“在這個調查中證明，中農在平分土地中不但無所失而且有所得，富農小地主則在農民的激烈斗爭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陣營中去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0年，三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里更可以看出富農帶來的災難性的危害！富農投入反革命陣營，一旦對革命陣營內部情況有一絲一毫的泄露，例如告訴敵人鄉親們在哪里、紅軍朝哪個方向走、根據地的地形是什么樣……就有可能給整個根據地的人民、軍隊、干部，對整個根據地的革命事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要富農，還是要群眾和干部、紅軍的生命？要富農，還是要革命的前途命運？無疑應該要群眾、要干部、要紅軍、要革命的前途命運！

　　這里也可見毛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軍隊、中國人民是多么的不易，這也可見中國革命是多么的前所未有的困難！在生死的邊緣，黨內一些其他領導同志提出過“左”的口號、產生過“左”的情緒，也是很正常的，這不能成為妖魔化我黨、妖魔化我黨領導人、妖魔化中國革命事業的理由！

　　綜上所述，“從肉體上消滅所有富農”的口號絕對不是毛主席提出來的；而其他一些黨內早期領導人如果提了一些過“左”的口號，也不是反革命分子可以妖魔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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