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在致友人一封書信中，推崇曾國藩對傳統文化的分類方法，認為“國學者，統道與文也”。在一生的學習實踐中，他繼承了國學這一傳統中國話語體系中最輝煌的部分，并且在此基礎上，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開創了了全新的現代中國話語體系。
對于青年毛澤東，傳統文化教會了他什么呢？在《毛澤東早期文稿》里，答案是讀奇書、做奇人、干奇事。
毛澤東自幼“背得四書五經”，為往后“略通國學大要”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的五年半里，他悉心探索國學，從中至晚，讀書不休，閱讀了大量的傳統典籍，對中國的基本國情和民族心理結構有了全面的常識。他對所讀之書有嚴格的要求，在1915年致蕭子升的一封信中，寫道“治國學首貴擇書，其書必能孕群籍而抱萬有。干振則枝披，將麾則卒舞”。他還在上萬部經史子集中，精心挑選出77種書目，認為“中國應讀之書止乎此”。
對奇書的追求，實為對書所承載的“道”的渴望，當現有之思想不足以挽救積弊，就果斷向西方“問道”，于是，就等到了蘇聯送來的馬克思主義。
傳統中國的學問，大都建立在道德倫理和人際關系上，因此，國學在修養道德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毛澤東在楊昌濟老師的影響下，對人格學問道德文章諸多方面有了全新的認識，曾國藩、康有為、梁啟超等成為他心目中的“奇人”。面臨國難當頭，他把救亡圖存的心愿寄托于“圣賢救世”，在給湘生的信中說“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濟，足下幸無暴棄”。
在傳統文化的熏陶下，毛澤東本人也成為“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的奇男子。
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自帶著經世致用的“入世”氣質，學的目的在于用。經過長時間的國學教育，毛澤東掌握了中國歷史政治文化的遺產，了解了中國的人民，知曉了這個龐大民族的優勢和弊病所在，尋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就有了希望。把經世致用精神升華為實事求是思想，成為他戰無不勝的基因密碼，讓他成就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的“奇事”。
由此看來，毛澤東年輕時的追求是“奇”——奇書、奇事、奇人，所用的手段卻處處是“常”——常識、常理、常功夫，處處可得“奇”，著手卻在最細微處，這是傳統文化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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