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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題】問題一：關于前三十年，一個說懶漢多，一個說群眾太積極，究竟誰在撒謊？問題二：如果一種政治建立在謊言之上，能夠維持多長時間？（注：后一個問題是泛指，不指向某個特定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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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命貴，是荒誕年代的又一個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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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要向毛澤東學習，就應該學習他始終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一面”的無產階級立場、不屈不撓的斗爭意志和向封建特權等級制度發起猛烈宣戰的革命精神，而不是閹割他的光輝思想，歪曲他的崇高品格，矮化他的偉大形象，將他塑造成無害的神像，蒙騙人民，為他批判和反對的走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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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在南京聽說，江蘇舉辦“全民讀書月”，主辦單位擬請的嘉賓中，原本有作家莫言和學者孔慶東，但在送有關部門審核時，莫言順利通過，孔教授卻被審下來了。對此，我一點不感到意外，因為，“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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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題】如果不搞“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國—— 1、依然“貧窮封閉僵化”，社會發展遠遠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2、經濟發展也許比現在慢一些，但總體上與世界發展同步，差距不斷縮小，關鍵是不會出現貧富分化，腐敗成性、道德淪喪、人欲橫流的現象，社會平等和人民幸福指數也會遠高于同期大多數國家；3、由于前三十年積累的物質基礎、政治文化基礎和動能及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經濟發展非但不會慢，而且可能更快，而中國作為世界社會主義的一盞明燈，如果不熄滅，蘇聯不會解體，社會主義陣營不會出現快速崩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資本主義更不可能重新統治世界，搞社會主義的國家將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越來越假，時至今日，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說不定業已成為現實。對于以上三種認知，你認同哪一種？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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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寫文章惡狠狠地辱罵窮人是“窮鬼”“傻狗”，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少見。除了“萬惡的舊社會”，大概只有當今“盛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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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李光羲唱的一首《祝酒歌》曾經風靡一時，跟董文華那首《春天的故事》一樣，幾乎人人會唱。昨天突然又聽到這首歌，那聲情并茂、喜氣洋洋的詞曲和演唱，同他1971年唱《北京頌歌》時一樣，我忽然產生一種想吐的感覺。前年李光羲去世時，文藝圈還對他如喪?妣，極盡頌揚。我不得不說，文藝屆的墮落并非濫殤于這些年，而是早在四十多年前就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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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和資本對人的奴役是人類社會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前者以顯在強迫的方式，后者以隱蔽的方式，通過金錢影響人的觀念，制造出一種自愿合理的假象，使人們對自身被奴役的處境習焉不察。尤其當權力與資本媾和，更是有欺騙性。所以魯迅說：“世界上只有兩類人，一類是坐穩了奴隸，二類是想做奴隸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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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決定論乃至種族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精神源頭，20世紀曾經給人類造成巨大災難的法西斯主義正是這一源頭長出的怪胎，民族主義在21世紀的再次盛行，是共產主義在全球受挫，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和以強權政治為特征的資本主義（以美國為代表）重新統治世界之后的必然產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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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決定論不過是亨廷頓文明沖突理論的當代變種，區別只是將八十年代的藍色（西方）文明優于黃色（中華）文明反過來了。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跟經濟決定論一樣站不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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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文明都是“舉世無雙”的，正如每個人都昰不可復制的個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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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最討厭公知，曾幾何時，我最討厭的對象變成了五毛甚至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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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些天天都在誣蔑史上最崇尚公正平等的那個時代的人，我只能送上一個字：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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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樹山的行為方式看，頗有毛時代那股敢于向一切不合理制度挑戰的精氣神兒，文革期間很可能當過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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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訪制度的本意，是老百姓的權益受到侵害，在本單位和本層級得不到解決，才向上級部門反映申訴的一種合法途徑和民主權利，但在實際操作中，各地卻經常打著維穩的名義，以“不能越級上訪”為由，不惜耗費財力人力層層截訪，甚至打擊報復，將上訪者非法關押摧殘，實際上剝奪了人民群眾的上訪權，也等于取消了信訪制度的合法性，是對“社會主義民主”的嚴重破壞，必須予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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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人馬樹山究竟應該獲表彰，還是應該被“批評教育”？匿名舉報是錯誤行為嗎？如果在毛時代，馬樹山會受到怎樣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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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正在于此，中國在經過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之后，又退回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鐳射A: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本質上就是共產黨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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