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的家鄉韶山舉行了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紀念大會。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高級研究員王立華在大會上發表演講，題為《我們為什么熱愛、懷念、崇拜毛主席》。我雖沒能參加紀念大會，但今年2月王立華老師將他演講的文稿發送給我。接到文稿后，我反復閱讀了三遍。初讀時，覺得演講題目充滿感情色彩，甚至由此臆測演講內容帶有幾分盲目性。隨后在深入閱讀的過程中，我逐漸感到其內容反映了史實，并且在史實基礎上作出的理性分析令人信服，由此與王老師的演講內容產生了強烈共鳴。

　　在演講的第二部分“我們黨對毛主席的崇高評價”中，王老師引用習近平總書記的幾段講話，其中一句是“毛主席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接著，王老師在解讀習總書記的講話中說：“只有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正確結合，才能創造出中國人民需要的思想理論。” “中國共產黨最初是走俄國城市武裝暴動的道路，但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當時認為中國沒有列寧那樣的偉大領袖，所以革命成功不了。后來才逐漸認識到，引領中國革命成功的偉大領袖已經產生。毛主席開創了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積蓄壯大革命力量，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我的父親馬純古是當年老共產黨員隊伍中的一員，他的親身經歷和思想轉變，證實了王老師講述的史實。

　　【馬純古（1907~1979）】

　　父親馬純古，1925年作為一個熱血青年，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五卅運動”。1926年加入黨的外圍組織， 從事革命活動。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對他的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1927年1月，父親在北平朝陽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他在共產黨領導下投身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記得父親說過，他的入黨介紹人胡梅山曾讓他讀布哈林寫的《共產主義ABC》，這就是父親接觸馬克思主義的起步。那時，父親對走俄國城市武裝暴動的道路深信不疑。他看到國民革命軍自南方揮師北伐，所向披靡，接連攻克長沙、武昌、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將武裝斗爭勝利的希望寄托于北伐軍。他回憶當時的思想說：“我1927年在北京朝大入黨的時候，希望國共合作的北伐軍，打到北京之后，趕走張作霖，我們這批青年學生可以出頭露面活動。”所謂“出頭露面活動”，就是建立新秩序，建設新中國。

　　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件，徹底摧毀了他的希望。在北平，奉系軍閥張作霖令軍警逮捕共產黨人和革命者，4月6日逮捕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于4月28日將他殺害。在上海，蔣介石背叛革命，4月12日發動了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工人群眾及進步人士的反革命政變。在武漢，7月15日汪精衛決定“分共”，開始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了搜捕與屠殺。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

　　這時，中共北方區委遭到嚴重破壞，被迫停止工作。父親身在北平，等來的不是北伐軍，而是共產黨組織被破壞、諸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迫害的局面，他所在的中共朝陽支部也被破壞。父親回憶當時的處境說：“那段時間，和組織聯系不上，街上，警察到處抓人，在北京過不下去了，就跑回武漢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父親與北平的共產黨組織失去了聯系。其間，仍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并幾次努力試圖與黨組織恢復關系，但由于受環境限制，未能如愿。

　　1929年父親輾轉來到上海，先后就讀于勞動大學和中央商學院，于1933年畢業。這一時期，父親經人介紹加入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宣傳工作。令他感到幸運的是，經社聯黨團組織的調查審核，父親恢復了黨組織關系，不久又任社聯的黨團書記。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大屠殺”后，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白色恐怖環境中，已經很難開展活動了，于1932年底轉遷入江西中央蘇區。作為中共中央領導工人運動的領導機關全國總工會（簡稱全總），也隨中央機關一起轉移，在上海成立了全總白區執行局。但這個機關屢遭敵人破壞，臨時上海中央局又從其他途徑調入黨員干部，補充這個機關。其中，父親是1934年5月從社聯調入全總白區執行局的。這一時期，上海美亞綢廠工人大罷工、唐山開灤五礦工人大罷工等，遭國民黨武力鎮壓先后失敗，上海乃至全國的工人運動處于低潮。正是在這一時期，父親投入了工人運動的事業。

　　父親調入全總白區執行局后，協助黨團書記饒漱石整頓、重建該組織及其領導的工會聯合會（赤色工會）。這時，上海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險惡的環境迫使黨的工作轉入地下斗爭。重建后的全總白區執行局負責人夏爵一回憶說：“由于當時黨的力量非常薄弱，很難領導他們（指工人群眾）取得勝利。人力車工人不斷發起要求減少租金的斗爭，我們派人加強領導，取得了一些勝利。英美煙廠工人罷工，要求提高工資，我們派人前往‘突擊’，即化妝成該廠工人，幫他們出主意，提口號和復工條件。但是由于缺乏群眾基礎，局面難以打開。不少行業的黨組織連續遭到破壞，赤色工會不能公開出面，給國民黨黃色工會以可乘之機，使我們失去了不少群眾。”另一方面，受“左”傾路線的影響，1935年全總發表紀念“五一節”的宣言，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同時仍舊號召白區的工人群眾舉行示威游行、飛行集會、罷工斗爭、打倒黃色工會等。這些活動并沒有擴大影響，取得好的效果，反而還引起了赤色工會內部的爭執。為此，全總白區執行局饒漱石、夏爵一、馬純古經常開會研究，但仍打不開局面，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推行的還是以往赤色工會的活動。也正是在這一期間，父親等又從上海的報刊上得知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失敗與方志敏被捕、紅軍主力放棄中央蘇區向西轉移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驚。此時，父親雖然沒有放棄信念，但親眼看到或親身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王老師語），令父親心中五味雜陳。

　　時至文革期間，1971年9月父親作工作檢討，其中反省了這一時期的思想認識。當年父親做這個檢討，雖然正值特殊時期，但他的反省，如今看來仍是實事求是的。父親說：“大革命時期，我崇拜過陳獨秀。陳獨秀被批判后，瞿秋白、李立三相繼受到清算。所以我在很長一個階段，認為中國革命許久沒有成功，是由于黨內沒有一個像列寧那樣的領袖，沒有認識到毛主席是我黨的領袖。”讀到此處，我感到父親正是王老師在演講中指出的持這種思想認識的歷史人物之一。

　　父親的這個思想認識，在他到了延安后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在檢討中說：“1940年我到延安，經過整風學習，才認識到毛主席一貫代表正確路線，是我黨的領袖，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父親的這個思想認識的重大變化，是基于毛主席正確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而產生的。父親到延安后任中共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之一，職委會書記是鄧發。1942年鄧發主持職委會會議，討論中共六大通過的職工運動決議。會后，由父親將與會者的討論內容匯總成文，題為“職委會同志對六次大會職運決議初步討論的意見”，肯定了決議中正確的內容，也指出了問題。其中第三條說：“決議案認為‘工人運動比較農民運動要低落些，這是中國革命現階段中之非常特別、非常危險的地方。’實際上，這樣的看法是不妥當的，因為自大革命后，中國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已達到非常尖銳的武裝斗爭階段，斗爭的中心已由反動勢力雄厚的城市轉移到反動勢力比較薄弱的鄉村，工人運動落后于農民運動，這是必然、不可避免的現象，······。”父親80年前總結的這段文字，完整地保留他的遺留資料里，從中可以充分看到他思想認識的重大變化。這個重大變化，就是王老師在演講中說的“毛主席開創了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即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政權。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前夕，父親等跟隨鄧發到棗園向毛主席匯報工作，在回楊家嶺的途中，鄧發對父親說：“主席比我們站得高，看得比我們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完全證實了毛主席開創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確的。

　　文革期間父親受到沖擊時，記得他仍對我說：“不管遇到什么情況，你們都要相信毛主席，相信黨。”如今，回顧歷史，父親馬純古生前從崇拜陳獨秀，到崇拜、堅信毛主席，是他從革命生涯中總結出來的。父親在革命生涯中經歷的，正是王老師在演講中總結的那段歷史，絕不是盲目的個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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