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皮村講座的日子，是2018年一個秋日的傍晚。我先是坐了一個小時的地鐵，下了地鐵之后，按照華山的建議，打的或找輛黑車送我去皮村。從地下走到地上，目之所及，到處都是拉活兒的黑車司機。我被帶到了一輛黑車附近，上車了才發現，車上已經有了三個人。大家擠一擠、每個人十塊錢，均攤后的車費比打的便宜了不少。車上的氣氛并不凝滯，聞著濃重的汽油味、四個操著不同口音的乘客不時彼此聊兩句或和司機侃兩句，我們就這樣一路顛簸著，你擠我、我擠你地到達了皮村。走進皮村的大街小巷，一股熟悉感油然而生。皮村和我記憶中的家鄉、長春鐵北工業區和家屬院里的街道與商店逐漸重合。是因為街兩側同樣擠滿了林林總總、密密麻麻的小商店嗎？是因為小店內類似的貨物展示方式和裝修風格？還是小店牌匾上同樣的字體和顏色？皮村的街道、店鋪、甚至空氣中的氣味都彌漫著一股廉價的塑料感，但這是我曾經最熟悉的氣息與味道。我的人生被不同的時空劈成兩半，清華園里的書香和飯香把我和普通人真實粗糲的人生隔離起來、短暫營造了一種身為知識精英的錯覺，而皮村的氣息和氛圍讓我回歸了腳踏實地的生活。

　　講座是晚上七點開始，五點半左右華山把我帶到了一家主營牛肉粉絲的小店。十塊錢，滿滿一大碗牛肉粉絲，是我絕對吃不完的量---上次遇到這么慷慨的店家，還是我在家鄉吃十塊錢不限量的麻辣燙。湯頭的胡椒味挺重，我碗里的干豆腐絲嚴重超標，在我埋頭苦吃干豆腐絲加喝湯時，粉絲逐漸被牛肉湯泡發，這碗粉被越吃越多了。直到我實在吃不下了放下碗，華山還在感慨我的食量之小。我被清華食堂慣出來的胃口和食量的確對不起這碗可以給打工人帶去飽腹感的誠心之作，而我很快就發現，在皮村，吃飽甚至吃撐并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欲，更是有著現實意義。吃完飯后，我被華山帶去參觀了打工者博物館，接著便來到了講座地點（應該是打工者博物館的辦公室）。博物館和辦公室都處于一座平房里，冬天屋里燒了爐子，但因為屋內空間較大，加上當晚氣溫較低，我被凍得瑟瑟發抖。講座進行到一個小時的時候，我的上下牙床已經開始控制不住的打顫，工友們為我搬來了電磁爐取暖，瞬間感覺暖和了不少，我能控制住肌肉不再打顫，就這樣一邊搓手取暖、一邊繼續分享我的研究。

　　皮村的工友們顯然早已適應了秋冬室內的低溫。講座期間他們非常禮貌、非常耐心、也非常友好。一位工友告訴我，他身上的軍大衣25塊錢，保暖效果比我身上的羽絨服要好得多。我也意識到剛才實在應該多吃一點---我應該吃到撐，然后盡情燃燒自己的卡路里以適應低溫。這里的室內低溫又讓我想到了家鄉的冬天和室內溫度。燙手的暖氣片、室內汗流浹背是我對工業區冬季的記憶。上次回家見到了幾位小學同學，他們說工廠轉制、國企職工下崗之后，廠里大片家屬區的地皮被賣給了地產開發商。家屬區的房子是分配制的產物，廠里分你一套房子，你是沒有產權證的。地被賣給開發商之后，開發商要把家屬樓推倒重建商業住宅，所以下崗和轉崗的職工一度被趕出了自己家，很多人四處輾轉，也有些人不肯搬走，于是就經歷了斷水斷電、甚至冬季集體供暖被切斷的威脅。東北老工業區的冬天，室內也可以刺骨冰涼。

　　我的家鄉長春是一個存在感遠不如爾濱和沈陽的城市。某些巨變徹底顛覆并持續改造著家鄉的社會紋理，它現在已徹底變了模樣，再難與我的兒時印象重疊。倒是皮村的人、事與經歷在時時刻刻提醒著，我的記憶不是虛假而是在某個時空真實存在過的，也許是我始終存在的懷舊感（nostalgia）作祟，當下的皮村成為了我記憶中童年的現實對照。穿過時空的洪流，皮村和我年少時的家鄉開始重疊：低廉的物價和租金；小店里從地上堆到屋頂的貨品，其中好多貨品是價格親民的塑料制品；小發廊門口的霓虹燈柱以及非常接地氣的店名和裝修；低矮的樓房以及樓房上、樓與樓之間密布的電線網絡，許多像是不合規定、個人私拉的電線；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小廣告；柏油路和土路的交織和無縫銜接，以及街邊門店的白色鋁合金門窗…皮村的基礎設施和我記憶中的老工業家屬區很像，更像的是那股氣韻和味道，簡陋和素樸背后難掩的是那一份生機和野心。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可我覺得古人也許搞錯了順序，掙扎在溫飽線上下的打工人也在拼盡全力維持著自己尊嚴和體面，皮村的亂中有序就是這樣的一份明證。打工人的尊嚴也許是吃飽喝足了就能暫時忘卻生活的艱辛而決不嘰歪決不抱怨，也許是敞開肚皮吃飽了就能從容、大方地在寒冷的秋冬室內過好一個晚上，再不知疲憊地聽一個未經世事的書生嘮叨自己是如何理解工人文化的。他們的精神追求和生存意志一道支撐著他們熬過一個個疲憊的白天和寒冷的夜晚。皮村生長出了自己特有的生態系統和群落，外來者必須適應并融入種種真實又粗糲的細節，皮村的工友是這個生態群落的一部分，他們的生存邏輯和意志逐漸融入并長成了皮村的血肉。

　　最近有很多人說《繁華》和《漫長的季節》構成了改革開放的兩套敘事。前者將鏡頭對準了90年代東南沿海的造富神話，后者將國企轉制過程中的性、暴力、與社會沖突加上了一層懸疑和驚悚的濾鏡予以風格化。與懸疑和驚悚并存的，是《漫長的季節》用畫面和敘事結構營造的懷舊感。懸案本身的戲劇沖突和張力不時被頗具時代感、懷舊感的濾鏡所解構和重建，舊時光里不止有殘酷真相，也有雖逐步瓦解但實實在在存在過的家庭、集體、以及人與人的羈絆。地理上一南一北的對照確實鮮明，但對我來說，改革開放從來就沒有兩套敘事，東北廠二代、廠三代的流動、彷徨、抉擇足以將這兩套看似割裂的敘事串聯起來。去皮村的那個晚上讓我認識了一個從東北家鄉來北京打工的年輕人、廠二代，他當時問了我很多問題，我回去后又給我發了他和父母爭吵、沖突的截圖和音頻。和很多我的小學同學一樣，留在家鄉對他來說意味著一邊打零工、啃老、一邊還要面對父母的責問、情緒發泄、甚至是毆打。在家鄉老工業區，暴力時常伴隨著社會、家庭沖突的升級出現，是日常生活中再常見不過、卻經常性地被忽視和無視的文化現象和符號。70、8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的文化轉向，讓一些哲學家、人類學家不再執著于探討暴力的成因，他們轉而致力于將暴力中性化（neutralize the violence），進而更好地解讀暴力的文化內涵。我在皮村遇到的這位原本可以成為東北廠二代、卻因為企業轉制無法延續父母一代生活足跡的年輕人，委屈地向我訴說著父母如何對他拳腳相向，我卻不知如何回答。因為在老工業區，曾經延續了數十年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間早已坍塌，壓垮了無數得齊蔭蔽的家庭和個人，這種因為經濟結構巨變而帶來的家庭、生存困境我已經目睹了十數年。在我看來，已經滲透入社會肌理的暴力行為，尤其是揮向至親之人的拳頭，不僅代表了痛苦下的爆發與反抗，更代表了絕望下的自毀與自棄，因為子女、夫妻、父母在很大程度上是個體人格的一種延伸。揮向親人的拳頭，縱然是弱者向更弱者的一種發泄和壓榨，也代表對自身無能的厭棄與宣泄，我的一名小學同學就曾在聚會上毫無顧忌地描述自己如何隨意毆打妻子。這名同學告訴我，國企轉制、改組后能進廠當工人的很多都是大學畢業的關系戶，他只是大專畢業、但關系硬，所以成為了我們小學班上唯一真正意義上的能夠進廠、延續父輩足跡的廠二代。像這位皮村工友一樣難以進廠、又難有穩定收入的廠二代，只能要么留在家鄉受父母嫌棄，要么選擇外出打工、為自己搏一個未來。當然，社會結構巨變下也總會有獲利者和適應者，我的同學里有人就抓住了從舊向新過渡中的機會，先是盤下來一座洗浴中心，有了資金再闖出去搞運輸、把南方的時令水果倒騰到北方賺錢。這個同學是個廠三代，小時候也是個拳頭很硬的混混。在他看來，錢雖然賺到了，但是情義卻沒了，社會變了，太多人把道上的情義放進垃圾簍、只求把票子踹進兜里。他告訴我，也曾想帶著全家移居到硬件設施更好的城市，但又總是問自己，離開了又怎么樣呢？就能回到曾經嗎？他甚至會想，過去真的如記憶中那么好嗎？還是當下的不甘和苦惱給過去渡上了一層金色濾鏡，讓人誤以為回不去的才是最好的？

　　離開還是留下，兩種看似不同的選擇，在我去皮村的那個夜晚匯合了起來。也許生活給我們的并不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道路，生活給予我們的，只是不同時空下類似生活方式的再次展開。皮村的這個夜晚和我家鄉的某個秋夜逐漸重疊了起來。從家鄉陷落的老工業區，到北京城郊的皮村，記憶和思緒的閃回仿佛為我提供了一個從北到南的時空隧道，讓我一腳就從家鄉跨到了皮村。承載我鄉愁的那個時空早已在時代洪流的裹挾下被擠散、壓碎，不論是從好、或壞的維度來講，我的家鄉都已經面目全非，我的生活記憶早已沒了物質載體，這或許是為什么，我一直把去皮村的記憶與我的家鄉記憶小心盛放在一起。當我注視著皮村夜晚的各類發光燈牌、霓虹標語時，我的思緒再次飄回了少時記憶中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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