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可不要外國大獎 不能不要文化自信

　　——從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引發激烈爭論談文化自信

　　李革新

　　作者按：2016年以來，筆者就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莫言引發爭論的問題，在有關網、刊發表過5篇文章，其中除了《辱罵七億網民無恥的人才是真正的無恥》、《從譏諷苦難教育看莫言的創作導向》為評論莫言《人一上網就變的無恥》和《不哭的權力》兩篇雜文以外，其余的三篇：一是2016年9、10月間紅色文化網、昆侖策研究院等紅色網站發表的《怎么可以為世界大獎丟掉中國文化自信》;二是2019年11月第117期《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內刊上發表的《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文化自信》;三是2020年第5期《中華魂》雜志發表的《任何時候都不可以丟掉中國文化自信》。三文主題，均通過剖析西方給莫言的《頒獎詞》，利用莫言作品對我國的污蔑，討論堅持中國文化自信的重大意義。

　　2024年入春以來，國內圍繞莫言的爭論，又掀起新一波高潮，充分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對黨的文藝方向的極大關切，對堅持黨的文藝路線的熱切期盼。現將拙文《怎么可以為國際大獎而丟掉中國文化自信》，題目改為《寧可不要國際大獎，不能不要文化自信》做重大修改發出，意在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毛主席文藝思想、習近平論文藝工作和文化自信重要講話為武器，剖析莫言文藝傾向，區分中西文化不同意識形態性質，反對以“國際大獎”作為判斷我國文藝是非標準的錯誤傾向;我們無權干涉任何內容的“國際大獎”，但必須反對“‘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的那些“長著中國臉，不是中國心，沒有中國情，缺少中國味”(習近平語)，以跪舔美西為美的資本主義奴才;堅持中國文化自信，堅持獨立自主，堅持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堅持習近平論文藝工作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講話，把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垃圾，掃進歷史垃圾堆!

　　十幾年來，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在我國學界和社會上引發大量爭論，褒貶不一，網上兩種意見更是狂轟濫炸。筆者認為，只有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毛澤東文藝思想、習近平論文藝工作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講話為武器，剖析莫言文藝的政治傾向，才能正確區分我國與國際社會意識形態的不同特質，在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對話中，堅守中國文化自信，堅持民族文化主體地位，學習、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同時把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推向世界，矗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　?/p>

　　一、以馬克思主義博大胸襟，從國際文化多樣性和革命文學的區別兩方面觀察莫言諾貝爾文學獎

　　《共產黨宣言》寫道：“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①

　　這是馬克思、恩格斯170多年前所描寫的世界經濟、文化的“全球化”;以此和今天高科技時代的“全球化”相比，在“變小了”的“地球村”里，我們中華民族與世界范圍的文化交流，應該說做的還很不夠，需要在改革開放中進一步加強和健康發展。

　　1、從人類共有的“真善美”視角，分析莫言諾貝爾文學獎作品褻瀆人類文明的實質

　　無論古今中外，作為人類文明成果的優秀文學藝術，從來都是與人類心靈相通的，是超越民族和文化分歧的，甚至是超越歷史、超越時空的。許多文學精品，在古代和其它社會制度的人民中，被認為是真善美的，在今天，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看來，同樣是真善美的。作為人類先進文化的馬克思主義，是最具開放性、包容性的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不但不排斥、不拒絕非馬克思主義的優秀的思想、文化，而且從來都是認真吸收和利用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來發展自己，這就是列寧所說的“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文化，……無產階級文化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只有了解人類創造的一切財富以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②

　　馬克思主義就其階級性來說，是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但其內容則是對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的繼承、發展和集大成。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文化巨將，遵循樸素的唯物辯證法和現實主義創作規律，所創作的閃爍著的藝術之光、蘊含著的真理“顆粒”，都真實、藝術地反映了當時當地的社會現實，不僅為當時當地人民所喜愛，也為今天和今后的人民所喜愛。因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但贊揚過許多古代和與他們同時代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文學家，而且從中吸收了大量的豐富營養，成為馬克思主義寶庫中的重要內容。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海納百川”的偉大之所在，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真理所達到的高度和源泉所在。

　　從這點上說，我們應當承認，馬克思主義文藝和非馬克思主義文藝之間，確實存在諸多的“最大公約數”，如熱愛祖國、關愛生命，珍惜自然、熱愛勞動，厭惡戰爭、熱愛和平，追求自由、向往平等，扶正祛邪、扶弱濟困，尊老愛幼、忠于愛情等等人類人性中一切真善美的思想和行為;共產黨也從來不反對黨員和非黨作家，創作、描寫人類真善美的作品。

　　拿莫言來說，無論他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他所創作的作品，即便不是歌頌共產黨，不是歌頌革命，但卻是歌頌人類人性的真善美的，就是說符合人類“最大公約數”，他完全可以放飛形象思維的翅膀，大書特書;再假如他的作品是揭露腐敗分子的丑惡嘴臉，抨擊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危害，解剖國民性的弱點，批判極端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等等，起到“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也完全是有益于黨和人民的事業。如果他是寫這樣的作品，那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或者其它國內、國際大獎，也完全是應該的，因為符合文藝現實主義的創作規律。

　　但莫言卻是“反其道而行之”，硬是要“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用一句法律用語說，這就是具有“主觀故意”了，即在他“寫黑暗”創作思想的指導下，發泄對黨和國家的仇恨，抹黑人民軍隊，詆毀人民領袖的胡言亂語，甚至爆粗口在偉人床上尿尿等污言穢語，哪里有一絲一毫體現人類共有的“真善美”?

　　網上批判莫言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揭露莫言“假惡丑”作品的文章超千過萬，難以盡數。筆者只引述昆侖策研究院2024年3月15日署名“萬邦圖治”的《他們為什么不讓批判莫言?》一文的幾個片段，便可見一般。文章寫道，西方評獎者和國內漢奸們吹捧莫言，是因為他們需要對中國的大揭丑，需要莫言那樣“把局部變成整體，個案變成通常，甚至把自己的猥瑣人生，無尊嚴人格投射于全體中國人”;把“最貧窮、最落后、最黑暗、最丑陋、最不人道、最低級下流……演繹成中國人的共同特色，最終把中國人描述成豬和驢的國度，用極端的寫作手段，卑鄙無恥的突破了民族自我形象認同的尊嚴底線”。文章說，莫言“把八路軍描寫成殘害老百姓，日本鬼子反而都高大英俊?？梢哉f，在古往今來的全部歷史中，像莫言這樣妖魔化中國人的，不僅中國沒有，搜遍整個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人。把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偉大民族妖魔化為野蠻土著食人族，用心之惡毒簡直無以復加，……莫言這種現象放到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不僅當權者不能夠容忍，關鍵是當地老百姓非把他亂棍打死不可”。文章指出：莫言“為了他心中的神圣西方和偉大日本，不惜把整個中華民族列入應該消滅的‘垃圾人口’，請問世界上還有比這種行為更加惡毒的嗎?不僅在中國歷史上，象莫言這樣極端妖魔化本民族本種族的文人絕無僅有，就是在世界歷史上，象莫言這樣糟蹋本民族的文人，也是同樣絕無僅有”。

　　該文大量引用莫言《豐乳肥臀》等作品中丑化中國人民，誣蔑人民軍隊，侮辱人民領袖，美化日本侵略者，令人“三觀炸裂，惡臭不可聞”的大量文字。

　　難以置信，一些人至今為什么還在為莫言唱贊歌，反對人民群眾對莫言的聲討?是無知，還是別有用心，或者與莫言是“一丘之貉”!

　　2、從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即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分析莫言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反華、反共、反人民的性質

　　以上筆者以人類“真善美”共同要求來分析莫言作品，是作為“退一步”而言;那么，以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的身份，分析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品，都是一些什么貨色呢?

　　眾所周知，當今國際社會存在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體系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尖銳對立。在這種情況下，黨的文藝工作，必須堅持中國革命文藝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性質，必須對反革命、反人民、反真善美的文藝，進行堅決的斗爭。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代表人類的發展方向;中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屬于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③

　　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建國后70多年，我們不但在經濟上躍升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地位，我們的文學藝術也越來越為世界人民所喜愛和接受。但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當今的國際社會，一些國家不會以中國共產黨的是非為是非，不會以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標準，尤其是不喜歡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外國人、外國評獎機構，說你的作品如何如何的好，就以為是毫無疑問的好，就暈乎乎、飄飄然;人家說不好的，就以為一定不好，自己也看不起自己;那還叫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多年來，有些同志對于外國的文藝思潮不分析、不鑒別，而是盲目推崇。凡沾點“洋味”的便都是好的;而對民族文化、對我們自己的“土特產品”的評價，也習慣以“洋人”的是非為是非。一本書、一出戲、一首歌、一幅畫、一部電影……在外國受到追捧，就受寵若驚，骨軟筋酥，頂禮膜拜;在具體的作品創作中，也忘記自己的民族特點和優勢，忘記我們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只顧一味地與外國“接軌”，詩歌是“朦朧”的好，美術是“抽象”的好，連中國人的獨具特色的書法，也被有些人“抽象”成“墨豬”，怎么丑、怎么怪就怎么“寫”，這種心態和做法，對于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對話是極為不利的。

　　這次莫言得了個諾貝爾文學獎，許多人不看其作品是歌頌祖國還是侮辱祖國，是歌頌人民還是丑化人民，是歌頌革命還是抹黑革命，是歌頌真善美還是制造假惡丑，就下結論說我們的“文學成就達到一個被世界認可的高度的標志”，“走到一個比較高的、輝煌的時期”④;莫言的作品達到了“觸動人心、振聾發聵”的程度，莫言“具有極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一顆憂國憂民憂人類的仁心”，肉麻吹捧莫言“總是獨具慧眼，觀察社會特別獨特深刻，細致入微，發現一般人發現不了的深層東西，文字力透紙背，無愧于‘作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這一光榮稱號”⑤等等。這些說法，既忽略中國意識形態特色，也漠視國際社會“最大公約數”真善美的尺度，而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為衡量作家和作品乃至一個國家的文學成就的唯一的、最高的標準，是不可取的?！　?/p>

　　二、在國際文化交流中，吸收外國優秀文化，必須堅持“獨立自主”、以我為主文藝方針

　　唯物辯證法認為：一般寓于“個別”之中，無“個別”即無一般。換言之，任何“個別”都具有一般的意義。因此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革命斗爭規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的規律，在本國是一般，在世界范圍又是“個別”，具有世界意義。國際上不斷有人散布什么“中國威脅論”，如果不是污蔑，至少是很大的誤解。別人把他們的意識形態強加于我們，對我們搞文化滲透，我們不高興;我們也決不能搞“以我為核心”，去“威脅”別人。但是，中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世界范圍的一個“個別”，當然具有一般的意義。所以，中國的文化產品無論是理論、小說、詩歌、戲劇、音樂、美術、電影、電視劇等等，在國際上得獎，受到世界人民的歡迎，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提倡學習外國，但在一些外國人的眼里，中國也是他們的“外國”，說不定在許多外國人的眼里，中國的月亮更大、更亮、更圓。現在許多國家搞孔子學院，這本身就說明中國儒學中的優秀文化具有世界意義;《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四卷，被世界上多個國家、多種文字出版發行，全世界革命人民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他們革命斗爭的指路明燈，《毛澤東選集》等著作在全世界大量出版發行，也都說明了這個問題。

　　毛主席說過，馬克思主義“還要發展，我們在革命中有豐富的經驗，應該發展這個學說。”⑥尤其我們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有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有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驗，有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等等。它們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脈相承，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毫無疑問，我們黨的這些思想理論及其指導下的文學藝術，對世界具有普遍意義。但是在其他國家，它們又是“個別”。人家能否借鑒和借鑒之多少，只能依賴于人家的國情和具體實踐，人家也要以“我”為主，我們的認識與評價，在他們那里也只是被“借鑒”而已。

　　任何國家對“外國”的東西的學習、借鑒，都不能照搬照套，都要結合自己的實際、自己的國情，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以自己的東西為主。同樣是土壤、肥料、陽光、空氣和水分，麥種吸收了生麥子，稻谷吸收了生稻子……原因在于質的不同，內因根據的不同。如果一味地以西為美，片面地認為人家的“多黨制”、“輪流執政”是好的，人家的“民主”是好的，人家的“朦朧詩”、“抽象畫”是好的，人家的“搖滾舞”、“霹靂舞”是好的，人家的“紅燈區”是好的……只要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拿來”人家的這些東西，倒把我們自己“改造”的面目全非;不經過自己的口腔、牙齒咀嚼和腸胃運動，“食洋不化”，吃下去肚子要疼的。

　　旅美作曲家瞿小松針對一些人把西方音樂當成了“主流”、說“中國音樂落后六百年”的論調，在2011年第6期《人民音樂》發表文章，批評這些人是“睜眼不見中國古典文化中國傳統音樂數不勝數的精妙”，是“可悲的無知”。他指出：以西方為最高、為唯一的論斷“正是文化的殺手，已經成為西方當代知識界的共識。”這是一位旅美學者通過在美國的實踐發出的聲音!連“西方當代知識界的共識”都認為以“以西方為至高”是不可取的，我們自己怎么可以妄自菲薄呢?

　　有關國際獎項當然是可以爭的，但這只是為了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學習、吸收國際上的優秀的文化，用來豐富、發展我們自己，讓中國優秀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絕不是讓人家牽著鼻子走，讓人家的東西代替我們自己的意識形態。自然科學方面，因其意識形態性質不明顯，可以大爭特爭;而涉及到意識形態領域，就需要小心謹慎。屠呦呦的青蒿素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為祖國爭了光，為人類帶來健康的福音，全國人民歡欣鼓舞;莫言的小說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何以會引發激烈爭論，“聽取罵聲一片”呢?答案就在于：它們丑化中國共產黨，侮辱人民領袖，抹黑人民英雄，誣蔑人民軍隊，反對人民革命，攻擊土改斗爭，為地主資產階級鳴冤叫屈，美化日本侵略軍，胡謅中國人民“豬圈般的生活”等等等等，只讓外國人高興，讓中國人民不高興，人民罵你“漢奸文學”沒商量!　　

　　三、在參與世界文明對話和國際文化交流中，不可忘記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主席就針對當時有些人“洋腔洋調”的崇美思想，指出：“美國有很多錢，可惜……不愿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么條件呢?就是跟我走。”⑦

　　“跟他走”，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按照老杜勒斯早在六七十年前說的：改變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按照他們美國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⑧就是他們至今還在堅持的要別人“與美國憲法體現的理想保持一致”;⑨就是實現他們在六七十年前制定、至今還多次修改的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十條戒令》。⑩

　　“太公釣魚，愿者上鉤。”70多年了，這種一心要“跟他走”的論調，在我們有的國人中仍然不絕于耳。前車之鑒，去之不遠，蘇聯、東歐不就是“跟他走”了嗎?現在我們一些視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為“有病”的人，也是老想著要“跟他走”，不僅要“跟他走”，還要跪舔，這不僅是“有病”，而且是病入膏肓，達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

　　中國共產黨歷來主張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尚且不能照搬照套，不可以停留在對它的某些原則、某些本本、某些個別結論作教條主義的理解上，更何況借鑒資本主義的東西，吸收外來文化?毛主席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說：“藝術上‘全盤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還是以中國藝術為基礎，吸收一些外國的東西進行自己的創造為好”。他比喻說：“中國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鴨是有特殊性的，別國比不上，可以國際化。……中國人吃飯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說用刀叉的高明、科學，用筷子的落后，就說不通”;“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只要我們把中國的東西研究透，把中國的社會主義研究透，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習近平創新理論研究透，立足于我們自己的國情實際，鑒別、學習、利用包括資本主義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會發展的更好、更快，就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當前的問題是一些同志在對待外國的東西上，一涉及到具體問題，例如政治體制問題、“民主”問題、言論自由問題，尤其是文化、文藝的作品的評價的問題，就忘了自己的優勢、自己的個性，忘記了我們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

　　總之，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我們在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對話中，我們的東西，無論是受到洋人的表揚、獎勵，還是遭到了謾罵和攻擊，都不能沒有自己的“主心骨”，不能忘記“獨立自主”、以我為主，不能丟掉自己對是非的判斷標準。

　　國際斗爭規律是“欲亡其國，先亡其心”。國土，當然要寸土不讓。但國土丟了還可以用軍事力量奪回來。國魂丟了、人心變了，文化亡了，才是真正的亡黨亡國。先哲顧炎武有言：文化亡，則天下亡。文化亡了，國土在，就是“在自己的祖國，尋找祖國”。蘇聯解體、蘇東劇變，首先是文化亡了，人心變了。我們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文藝思想、習近平關于文藝工作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講話，用我們的《黨章》、《憲法》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檢驗衡量，并決定棄取。

　　就文學文藝來說，如同我們國內的情況一樣，外國的“靈活工程師”也不是都講“良心”的。在當前世界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的情況下，我們更要時刻不忘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增強中華文化自信的思想定力。怎么可以為爭個什么“外國大獎”而丟掉中國文化自信呢?　　

　　四、分析西方給莫言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的險惡用心，堅守中國文化自信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后，有專家在《當代文學評價的危機》一文中寫道：“社會上對莫言得獎可以說是千奇百怪，冷嘲熱諷頗多，什么怪話都有。可以說，對莫言獲獎，我們整個文學界或者整個社會的反映并不統一，從專業的作家、文學研究者到網絡，分歧很大。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既沒有如我們希望的那樣贏得全社會對當代文學和當代作家的高度認同，也沒有消除我們對當代文學評價的分歧。相反，這個分歧因為莫言反而越來越嚴重”;很多人認為“像莫言這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他的文學成就也是很低的、卑微的，語言都不通，語法都有問題。”?實事求是地說，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不但不能說明“當代文學已經走到一個比較高的、輝煌的時期”，反而可以說是跌入了低谷。

　　不要說魯迅那樣的文學大師，就是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生產的一大批反映土地改革、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社會主義建設等內容的文學作品相比，莫言的“作品”也差之千里?！都t日》《紅巖》《紅旗譜》《暴風驟雨》《三里灣》《青春之歌》《創業史》《山鄉巨變》《艷陽天》《林海雪原》《誰是最可愛的人》《野火春風斗古城》，以及與莫言同為山東老鄉馮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等等，把這些與莫言的《紅高粱》、《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等“作品”比較，是非優劣不是立見分明嗎?“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作家作品的好壞，讀者、百姓心中“都有極明白的計算”。近年來，國人一直說莫言的小說之所以獲諾貝爾文學獎，就是因為它們丑化中國人民。這充分反映了廣大讀者、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的高度信賴與贊同，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衷心擁護，對祖國人民的無限熱愛，而對那些以侮辱、丑化中國人為能事的所謂“文藝家”的不屑與輕蔑。講了多年的群眾路線，怎么到了討論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就把“人民喜歡不喜歡”這一條給忘了呢?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不但批評當代文學“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同時也從意識形態上，嚴厲批判某些人創作導向的嚴重問題。他明確指出：“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胡編亂寫、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

　　莫言的作品不正是這樣的嗎?

　　關鍵就在于，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在內的一些國際大獎，對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存在著根本對立的政治立場。

　　諾貝爾文學獎有沒有階級性呢?從諾貝爾文學獎成立以來的實踐來看，馬克思主義文學、共產主義文學、中國人民、世界人民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文學，為什么屢屢不能獲獎呢?難道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反抗階級剝削和壓迫，就不是真善美，只有地主、資本家壓迫剝削勞動人民才是天經地義的合乎人性?盡管諾貝爾在他的遺囑中說，“獲獎人不受任何國籍、民族、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的影響，評選的唯一標準是成就的大小”，但是，“縣官不如現管”，人家評獎團就是把意識形態作為“評選的唯一標準”，你奈若何?

　　讓我們看看人家給咱們莫言先生的“頒獎詞”怎么說的吧：

　　莫言“撕下了程式化的宣傳海報……，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歷史及其謊言、向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后的貧瘠發起攻擊”;莫言“能夠跨越種種禁忌界限”，筆下沒有一個“理想具有合乎標準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寫的人物都……打破被命運和政治所規劃的牢籠”;“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中的快樂歷史”;小說《豐乳肥臀》，“中國最近一百年的……故事中，既沒有跳舞的獨角獸，也沒有跳繩的少女”，而是“豬圈般的生活”;莫言“為個體反抗所有的不公，無論是日本侵略還是毛主義的恐怖”?……

　　我們不禁要問：什么叫做“程式化的宣傳海報”?又何為“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后的貧瘠”?莫言“跨越”了什么“種種禁忌界限”?莫言筆下何以沒有“合乎標準特征的公民”?莫言所“描寫的人物”都打破了什么“被命運和政治所規劃的牢籠”?莫言描寫的中國最近一百年的故事“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中的快樂歷史”，“沒有跳舞的獨角獸，也沒有跳繩的少女”，而是“豬圈般的生活”，莫言所反抗的“無論是日本侵略還是毛主義的恐怖”。

　　夠了!原來人家就是這樣“表揚”我們這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及其筆下的中國、中國歷史、中國人民、中國的“共產主義”、“毛主義”!受到這樣的“夸獎”，每一個有良知的、有愛國之心的中國人，難道不感到羞愧、臉紅和憤怒嗎?

　　根本的分歧在于意識形態。我們說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必然規律，但人家就堅持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在這種情況下，人家堅持認為莫言的作品就是好，諾貝爾文學獎就要發給他，不給你!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建黨9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在過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三個自信”的基礎上，特別增加一條“文化自信”。筆者體會：這里的文化自信，關鍵就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自信，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自信。

　　“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決定我國文藝事業前途命運的關鍵。只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真正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文藝才能發揮最大正能量”;“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習近平總書記嚴肅批評那種“只是單純記述現狀、原始展示丑惡”的所謂“作品”。

　　拿上述我國文學前輩的作品和莫言的《紅高粱》、《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等等比較一下吧，誰個在歌頌光明、歌頌人民，歌頌真善美，誰個在“單純記述現狀、原始展示丑惡”，玷污中國人民的光輝形象，不就可以看得一清二白了嗎?

　　注釋：

　?、佟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一卷第254-255頁;

　?、凇读袑庍x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85頁;

　?、邸多囆∑轿倪x》第三卷第44頁;

　?、堋缎氯A文摘》2016年第14期第90頁;

　　⑤河北《雜文月刊》2016年第8期下第57頁;

　　⑥《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五卷第345頁;

　?、呙珴蓶|《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四卷1495頁;

　?、嗪颖笔∥麄鞑俊斗春推窖葑兪v》1991年10月第85頁;

　　⑨《環球時報》2010年11月16人15版;

　　⑩河北省委宣傳部《政工之友》2002年第3、4、5期;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746、747、748頁;

　　?《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三卷第797頁;

　　?2016年第14期《新華文摘》第90、91頁;

　　?《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第99頁;

　　?新浪博客：康正果譯諾貝爾獎文學委員會主席帕•瓦斯特伯格給莫言頒獎詞;

　　?習近平：2014年10月《在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市場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原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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