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上篇文章《戰士與蒼蠅：略談“起訴某作家”事件》里寫道：“毛澤東時代有沒有“缺點和傷痕”呢？當然是有的……因為那畢竟是數千年來勞動人民第一次當家作主的時代！”

　　就這句話竟然也引起了少數讀者朋友的不滿。筆者理解這些朋友對毛主席、對毛澤東時代的深厚感情，但的確不必如此。

　　今天恰好看到“紅色文化網”刊登了《大躍進時期毛主席在趙紫陽一封信上的批語》一文，內容選自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的《毛澤東年譜》第383-384頁，標題是網站編輯所加。

　　毛主席當年的批語以及背后的歷史，其實就能很生動地說明那個時代究竟犯了什么“錯誤”，“錯誤”又是怎么犯的。

　　趙紫陽的信發表在了1958年8月16日出版的當年第6期《紅旗》雜志，題為《從化四日——給廣東省委的一封信》。

　　這封信講了什么內容呢？一個就是介紹廣東原本的農業落后縣——從化縣早稻高產經驗，趙在《從化四日》那封信里寫道：

　　一、對早造生產的看法問題。

　　從化的工作總的說來是不錯的。去東今春以來，不論在水利、積肥、密植、果樹嫁接等工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績，特別是在推廣密植規格和后來搶救三類禾苗方面，勁頭很足，成績很大，全縣干部和人民做了許多工作。早造產量，據縣委估計平均畝產能達到三百五十斤至四百斤。從我們所了解的情況看，這是有可能達到的。即使再少一些，譬如平均每畝只收到三百斤，也是巨大的勝利，因為去年早造每畝只收到二百斤。而且早造能達到三百斤，再爭取晚造達到五百斤，實現全年畝產八百斤的指標，從根本上改變從化糧食生產的落后面貌，畝產量從四百多斤向前躍進一倍。這對從化來說，簡直是一件翻天復地的大事。

　　另外一個就是大力鼓吹“密植”：

　　如果說，在春耕時縣委和全體干部對于密植能否增產、密植會不會帶來倒伏的危險、密植后出現什么最突出的問題等等，還把握不大的話，那么現在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密植一定能夠增產，密植不會帶來倒伏危險，密植后出現的突出問題是勞動力不足和肥料不足。這樣，晚造生產要抓什么也就很明顯了。密植一定能夠增產，每一個農業社都可以用自己的試驗田和豐產田來說明這個問題。今年從化密植規格普遍采用了寬窄行密植法（也叫復式插秧法），寬的行距是五寸或六寸，窄的行距是三寸，不論寬行、窄行、株距都是三寸。這樣就比去年密一倍以上，產量多數能增加百分之幾十，有的還達一倍多；如果肥料充足，肯定還不止此數。

　　密植不會造成倒伏的危險，相反，在目前條件下，密植還可以避免倒伏的危險。這也是根據從化各地禾苗生長的情況得出的結論。我們所走過的七個鄉十幾個農業社差不多都告訴我們這樣的事實：他們村邊的肥田往年疏植，幾乎年年倒伏，今年密植卻沒有這種現象。

　　密植之后，一個普遍現象是分蘗減少，采用寬窄行密植發，每科插六、七條秧以上，除靠田邊或靠工作行的以外，中間的幾乎完全沒有分蘗，都是插幾條，最后還是幾條。這就解決了那種怕密植后大量發生分蘗的顧慮。用密植來抑制分蘗，比用其他人工方法要有效得多。

　　事實上，在趙的這封信刊登出來的一個月前，當時主政廣東的陶鑄剛在第5期《紅旗雜志》發表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文章宣稱：“今年廣東全省實現畝產糧食一千斤的指標，是完全有把握的。現在是要力爭實現畝產糧食一千二百斤。”

　　然而，這個觀點卻在廣東省委內部引發了爭議。趙的那封信正是對爭議的及時回應以及對陶的有力支持。

　　1955年底，毛主席兩度主持省委書記會議，制訂出了《農業四十條發展綱要》，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內，依靠農業集體組織，興修水利和采取各種增產措施，把糧食畝產提高到“四五八”目標，即“黃河以北地區畝產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達到500斤，長江以南達到800斤”。

　　應該說，毛主席當初制訂的這個目標是切合了當時中國農村實際的。然而，廣東的陶、趙卻在1957年就上報稱廣東潮汕某縣已經實現平均畝產超1000斤，成了全國首個“千斤縣”。

　　緊接著就有了次年第5期《紅旗雜志》刊登的《駁“糧食增產有限論”》以及《從化四日》那封信。

　　相比毛主席要依靠農業集體化、興修水利、改良土壤和種子等一系列措施，通過十二年時間的奮斗，到1967年才實現“四五八”的目標，廣東卻要提前十年實現目標，而且是超額實現——由八百斤提高到一千斤。

　　與他們相比，毛主席還是太保守了。所以，聽到廣東的“捷報”，時刻憂慮新中國勞動人民吃飽飯問題的毛主席能不由衷高興嗎？然而，要讓少年時代農民出身的毛主席完全信服廣東的高產衛星卻是不容易的。

　　相比陶的那篇進取心強烈卻還有著知識分子氣息的《駁“糧食增產有限論”》，趙的《從化四日》那封信則顯得“高明”的多。

　　在敘事“技巧”上，趙不是從潮汕某縣的農業先進典型講起，而是從廣東落后典型從化縣講起，如果連廣東農業最落后的從化縣都能實現早稻三百斤、晚稻五百斤、年產八百斤的目標，那廣東實現畝產一千斤也就顯得更可信、而不是吹牛皮了。

　　更為關鍵的是，趙的這封信讓讀者一下子就能感覺到，這封信不是坐在辦公室里寫出來的，它的很多經驗（例如關于“密植”的各種介紹）只能是在田間地頭通過親身實驗得出來的。

　　這種風格十分對毛主席重視實踐、重視調查研究的“胃口”。所以，毛主席在批語里贊揚說：“這封信的風格脫去了知識分子腔，使人高興看下去。”

　　后來，趙便在1958年第5期的《上游》（1958年8月創刊的廣東省委機關刊物，半月刊）上發表文章《論農業生產的新階段》，他在文章中宣布：

　　廣東今年糧食已經足夠全省人民全年放開肚皮每日吃三頓干飯，并留足明年種子，同時每人還有七百斤的飼料糧和500斤儲備糧。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省委才肯定地宣布：廣東的糧食問題解決了。

　　省委宣布—天吃三頓干飯，對全省農民是一極大的鼓舞。各地一定要堅決貫徹執行，并且一直堅持下去。

　　1959年春，“每日三頓干飯”的后果很快體現了出來，受到了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反對。

　　1959年1月，陶、趙分別在東莞、徐聞兩縣搞起了“反瞞產”的試點，創造了“領導下定決心，大反公社干部的‘右傾’，把矛頭對準連排干部，對基層干部施加壓力”的“經驗”，并向全省推廣。

　　趙在1959年1月26日的全省電話會議上發表講話，宣稱：

　　湛江、徐聞反瞞產特點是：決心大，方法對，只要三幾天的艱苦努力就可以達到意想不到的高潮……

　　全省反瞞產搞出50至60億斤糧食，全省每人平均可搞到100多斤……

　　干部會議要集中到縣上來開，開萬把人的大會，......一要打通思想，二要突破一點，三突破后的干部就放出去斗爭，四要不斷反右傾，整頓隊伍。

　　趙在1959年1月作的《關于雷南縣干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中講道：

　　拒不交代的，要發動群眾檢舉揭發，給予處分，在運動期間仍然繼續分散隱藏糧食的，要予以法辦。

　　……

　　1959年2月19日又向上寫信，介紹自己在廣東“反瞞產”的經驗，“農民瞞產私分糧食七千萬斤”。

　　毛主席聽到這個消息之后頗為震驚，于2月22日在“黨內通訊”批示，準備三月份上海開會統籌解決瞞產私分問題：

　　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國范圍內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

　　然而，當毛主席的專列才走到河南，他就意識到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群眾要瞞產私分，不正說明糧食不是他們吹噓的那么充足嘛。于是，就有了歷史上很有名的1959年2月27日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

　　這次會議成了毛主席糾正“左”傾錯誤的重要起點，他一上來就說：“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就是這些事情推動了我。”

　　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提出了解決人民公社所有制問題和糾正“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問題，以及繼續壓低1959年經濟指標問題，確立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遏制“共產風”的基本政策：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當時主政湖北的王任重在日記中記述道：“上午繼續開會，由小平同志主持討論。看來大家還存有相當大的抵觸情緒。”“這次主席談話，我們幾個人竟與他持相反意見”。

　　廣東的“反瞞產”運動并沒有因為第二次鄭州會議停下腳步，直到1959年4月27日，毛主席寫了“假話一定不可講”的黨內通信，并把“通信”一直發到“小隊同志”的級別，廣東帶頭搞起的“反瞞產”才戛然而止。

　　然而，“反瞞產”的惡果卻在1959年的春種秋收最終體現了出來，當年又恰逢全國大部分范圍遭遇的罕見的自然災害，這才有了1959年冬到1960年春的饑饉。

　　到了1961年，廣東又沖在了“三包到組”（作業組）和“三包到戶”的前列，這樣的轉變不可謂不迅猛。

　　2008年1月，《南方都市報》刊登了對陶斯亮的專訪，她在訪談中評價她的父親：“當時政策非常左，他還極力想糾正過來。所以每一次都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每次運動來的時候，他不得不執行，但稍微有點放松，他馬上就轉向，馬上就改，比誰轉得都快。”

　　筆者對陶斯亮的這種推卸責任的表述并不感覺意外。不過，是非功過后來人終究會有個客觀評價，就像雷潔瓊1994年參觀韶山，在毛主席故居留下的八個字所言：“公者千古，私者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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