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于績效制度的分析
【一般的工資組成是這樣的:
工資=底薪+績效+獎金(評優)
底薪=基礎工資+指標提成
示例:假設指標要求至少做完100單,基礎工資為3000元,每單的提成為5元,而我做完了200單,因為工作突出獎勵200元。則我的工資組成為:3000元(達到100單所獲的基本工資)+500元(100單的指標提成)+500元(額外的100單的提成)+1000元(獎金)=5000元。
在本文的討論中,基于績效水平的提升往往伴隨著基礎工資的下降這一事實,假定績效制度調整前后的工資為一定量,以集中討論績效并非額外收入這一現象。實際情況存在上下浮動,但在資本家掌握績效制度的背景下可視為基于這一模型的調整。】
績效水平的提升往往伴隨著基礎工資的下降,將勞動者的部分基本工資轉化為績效將導致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在全部勞動者總收入并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多產者多得,部分勞動者為了賺更多錢而陷入超負荷的工作中去,因此其他勞動者如果只是照常工作就不能維持原本的收入水平了。
因此,績效制度的結果為:1、勞動者之間成為競爭關系,在彼此之間的對立中模糊了階級對立關系;2、勞動者的整體勞動強度提升,為資本家創造更多剩余價值;3、勞動者的“服務水平”提升,為資本家的企業贏取更高口碑;4、總收入并沒有提升。
整體看來,在資本家掌握績效制度的前提下,部分人績效的提升并不能降低勞動者整體被剝削的水平,故隨機為極少部分勞動者增加一塊錢績效并沒有為作為階級整體的無產者贏得經濟利益。
那么要不要在市場經濟的框架下盡可能地展開爭取無產階級經濟利益的斗爭?在許多具體情況下是要的。
積極方面:為直接的經濟利益斗爭是增強群眾階級意識、使無產者團結為一整個階級的有效手段,如果工人為提升工資而聯合斗爭,這將不僅是階級自我教育的實踐,并且還會深刻影響階級間的關系,實際上提升了工人階級相對于資產階級的話語權。即使資本家通過各種手段使得這一經濟利益實質上化為泡影,上述斗爭的積極效果也是存在的。
消極方面:在不改變整體階級關系的條件下,隨著資本家的手段調整,長遠來看并不能為工人階級贏得經濟利益。“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哥達綱領批判》”分配是生產的一個環節,在不改變生產關系的情況下不可能真正實現分配公平。
總結:不改變政治關系的經濟斗爭往往對于爭取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而言是無效的,但經濟斗爭本身就可以導向政治斗爭。然而與此同時又存在著產生階級調和等負面傾向的隱患。所以在充分自覺到上述關系的前提下,應當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作為消費者隨機增加眼前工人的績效,是否產生了上述積極影響?恐怕是微乎其微的。工人并沒有因此團結斗爭,資本家并沒有因此有意識地被迫讓利,階級關系并沒有受到有效影響,盡管增加了眼前勞動者的收入,但這一額外收入無非是從整體工人階級的工資虧損中產生的。
二、對于可能的幾種意見的反駁
1、既然基礎工資降低的幅度已經確定了,在資本家調整基礎工資幅度之前,這時候績效的增加就是總收入的增加。
答:這只是將事情的一方面抽象出來孤立地看,沒有考慮到在資本家掌握績效制度的條件下,績效的單方面增加肯定會成為資本家調整策略的依據,資本家不會通過自己設計的制度而主動讓利,如果考察績效的實質則不難發現這一點。
2、作為消費者如果多給好評,能使資本家虧損、績效制度癱瘓。
答:不可能實現,需要好評多到抵消了勞動者因為競爭而創造的額外勞動,以送外賣為例,假設工人本來一天送二十單,你為了送的更快拿好評而送了二十五單,資本家多掙四分之一。假設一個騎手月工資四千,一個好評一塊錢,需要多收到一千個好評,再考慮降的5%工資,實際上是需要多收一千兩百個好評才能讓資本家虧損,假設一個市有五千個外賣騎手,那你就需要在發動消費者在一個市里多給六百萬個好評。如果達不成這種效果,就都在資本家的調整范圍之內。
3、勞動者的整體效率提升,可以憑借高質量勞動提升勞動者話語權。
答:不能。績效制度的本來目的就是逼迫工人階級超負荷勞動,這一效率提升只能作為單個工人與其他工人競爭的憑證,而勞動越是異化,工人階級越是無力。“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本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4、給極少部分人績效,讓沒有得到績效的工人更深刻地體驗到壓迫,從而產生階級意識。
答:這只是參與了績效機制的正常運行。盡管資本主義的壓迫確實會導致階級意識的覺醒,但有效的斗爭才是我們作為無產者參與這一覺醒的主要能動環節。難道資本主義自取滅亡,我就可以指著資本主義說我消滅了資本主義嗎?
三、作為消費者的我們,為了維護勞動者利益真正應當采取的態度是什么?
有些消費者對服務業勞動者的態度一般,有種“我付了錢,你就該服務我”的態度。購買服務本身沒什么問題,然而關鍵在于這種服務的界限在哪。如果要求一些隱藏在服務背后、實則超出服務范疇的東西,則會導致勞動者的進一步異化。
這一“超出服務范疇”的東西是什么?以打車為例,正常打車是20元,而打“豪華車”是50元,車型通常較為名貴,而司機會幫你開關車門。有些人認為多出來的30元所買到的是“消費體驗”,但這種奢侈消費背后掩蓋的實質上是人和人的關系:一方面是消費者與司機的關系,司機要稱呼你為“某總”、為你開關車門;另一方面是消費者自身與他人的關系,倘若我是一個老板,出行時的高消費能夠證明我自身的社會地位,我的30元轉化為我作為資產階級身份與他人交往的符號資本。所以這所謂“消費體驗”是資產階級的體驗、所謂“情緒價值”是資產階級確證自身身份的價值,如果你本身并沒有多少錢,沒有資產階級交往的身份需要,卻非要打個豪華車體驗一下,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情緒價值了。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階級矛盾既然存在,就一定會影響到服務的市場定價中去,凡是面向資產階級的服務,按照市場邏輯都會包含著壓迫性的關系。在階級社會這一背景之下,即使你對司機很有禮貌也仍然是居高臨下的,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服務人員本身就難免會向資產階級兜售壓迫性的人的關系,在隱藏在市場規律背后的階級關系的支配下,面向資產階級的服務業勞動者是普遍缺失尊嚴的。這也是我在開頭分析績效制度的效果時所說的“服務水平”的實質。
以外賣為例,假設要求外賣員超負荷工作以快速送到,不然不給好評,這種“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觀念是符合資產階級自然心態的。但如果你本身也是一個勞動者,這就是一種變態的小資產階級情感:“我花我拼命賺到的錢,你就應該拼命服務我,因為所謂現實就是這樣殘酷巴拉巴拉”,這一心態無非就是要使得無產階級的消費也夾雜上壓迫性人的關系這種資產階級消費成分。革除這種小資產階級消費心態,就需要從“有錢能使鬼推磨”出發,發現“推磨的竟是我自己”,進而去理解“是什么使我變成了鬼”。
所以呼吁正常給予外賣員好評是一件好事,不苛責外賣工人而正常給予好評,是我們作為勞動者的基本自我認知,這種消費觀念本身是比較健康的,但這只是不成為逼迫工人超負荷勞作、失去尊嚴勞作的資產階級幫兇,只是無產階級的自然消費態度,而并非是“讓你多掙一塊錢”的做好事,更談不上所謂經濟斗爭。如果僅僅是當一個無產階級消費者就是階級斗爭的話,那么這種心態難免是充斥著施舍心態的,績效是一場薅羊毛補羊毛的表演,如果只是親自參與到羊毛輪轉中去,看到眼前的羊肥了一點就覺得爭取了經濟利益,又認為背后的羊被薅疼肯定要產生階級意識,這難道能被稱為經濟斗爭嗎?
前文只是構建了一個模型,現實中并非所有企業都在推出績效制度時降低基本工資,只要所造成勞動效率提升足夠明顯,即使基本工資不變企業還是能夠增加剩余價值,這種情況更具迷惑性,但實際關系仍是如此。
四、對于一個奇怪現象的思考
在這場奇怪的爭論中,雙方對績效制度的實質一開始就有共識,對該不該給外賣好評的具體問題也有著同樣的答案。那到底是在吵什么?表面上看,是在爭論“是否是經濟斗爭”這一問題,背后卻反映出方法論的巨大差別。我認為,將給好評看作經濟斗爭的錯誤思想傾向有如下幾點:
1、將“工人多得一塊錢”的部分當作經濟斗爭,而不充分考察外賣工人與資本家的整體經濟關系,這是以孤立的而非普遍聯系的視角看具體問題。
2、將“工人多得一塊錢”的效果當作經濟斗爭,而不充分考察資本家以收益反饋為依據而調整績效制度的后續影響,這是以靜止而非運動的視角看具體問題。
3、將“工人多得一塊錢”的直接收益當作經濟斗爭,而不充分考察以工人績效為中介的工人內部競爭的作用,這是以抽象的直接性而非有中介的具體視角看客觀問題。
4、認為“工人受到更深壓迫會促進資本主義的滅亡”,沒有認識到必須以作為勞動者的我們的有效斗爭來承擔資本主義滅亡的能動環節這一事實,這是忽略實踐自由而空談客觀必然的形而上學歷史決定論。
5、通過“都能直接爭取到工資”一些抽象特征將外賣好評與爭取工資并列,然而爭取工資的經濟斗爭對于政治斗爭的明顯推動作用,給好評卻沒有,這是沒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6、認為“給好評足夠多就能使績效制度失效”,沒有考慮到這種策略只是幻想,完全不可能在現實中實施,這是將觀念直接等同于現實的唯心主義。
7、認為“少量好評也能沖擊到績效制度”,這是忽略了量與質的辯證關系,退回到了純量的環節。
總的來說,這幾位同志將作為抽象觀念的直接事物直接當成具體現實,而忽略了普遍聯系的客觀社會的復雜性和矛盾性。在這個議題中,我們雖然思路不同卻恰好得出了相同的結果,但在許多其他問題中,過于“直接”的思維是會引向嚴重錯誤的。所謂“毛左”群體中的許多人,保持三百年前的理論水平、做著一百年前的夢、想回到五十年前的狀況,封建思想、官僚思想除不干凈,遺老心態、國師心態不斷滋生,學習毛主義只浮于表面,卻自顧自地珍藏起已經跌的粉碎的東西。部分自認為是在搞宣傳工作的同志,不僅沒能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的辯證法,還將宣傳和理論對立起來,認為深究辯證法就會脫離現實、脫離實踐,然而辯證法并非只從屬于人的思維理論,而是從屬于作為整體的具體社會歷史現實。“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可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己。——《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歸根結底,作為社會成員的人的思想中所產生的哲學,通過實踐源于社會現實、通過實踐影響社會現實,盡管有其自身的超越性,但仍是社會現實的一部分,而社會現實本身就具有超越性。
五、現實情況如何?
現實中的美團外賣員工資配比如下:騎手每單績效金額=平臺補貼+[(商家補貼+配送費)·40%~60%],此外若當消費者給予差評時則扣除三百元左右的工資。
我們不得不夸贊提出績效理論的資本家確實是一個“天才”,他提出了一套既可以轉移階級矛盾又可以提高送餐員效率的機制,成功將視線轉移到消費者所給予的好/差評上,以至于階級矛盾被消費者和勞動者的沖突與勞動者之間的競爭所掩蓋。
商家需要給美團支付一定的平臺費,因此部分商家傾向于稍微提升外賣產品的定價以讓消費者共同承擔成本,例如一碗牛肉面的線下定價為十塊錢,而外賣定價可能是十二塊錢。此外,消費者在購買外賣時也會支付一定的配送費。外賣服務是由外賣騎手完成的,超出到店進餐的這筆費用本該歸騎手所有,然而美團會從(商家補貼+配送費)中賺取一定的抽成,例如一份外賣商家補貼給平臺3塊錢,配送費5塊錢,那么騎手最后拿到的則為[(3+5)·40%~60%=3.2~4.8元/單]。給予好評所多出這一塊錢,實際上源于商家與消費者所提供的這筆服務費,在形式上這一舉動看似減少了美團的抽成。
讀到這里大家可能會有疑問,消費者的此種舉動增騎手而損美團,難道不是經濟斗爭嗎?這其實正是資本家有意打造的幻象,讓消費者和騎手都誤認為消費者具有美團“剝削力度”的裁決權,而實際上這一裁決權在誰?現在假設在某時間段內一名騎手的(商家補貼+配送費)本來為1000元,美團抽成40%,騎手賺了600元,如果騎手獲得了一個好評而賺取了601,美團抽成也就變成了399,看似消費者將美團抽成降低到了39.9%,實際上美團并不是非得抽40%,而是隨時可以調整到50%、60%,如果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斗爭,恐怕在不餓死騎手的范圍之內抽成再多他們也是愿意的。而這通過好評“斗爭來的”0.1%不僅在美團的統計監控之下、調整范圍之內,而且也在原定計劃之中,只是參與到了好評機制的正常運作之中,卻模糊了美團、騎手、商家、消費者的真正關系:剝削力度的裁定權完全不在消費者手中,真正的經濟斗爭,無論多么微小,起碼要改變美團和騎手之間的關系,退一步講,起碼要認清美團和騎手之間的關系吧?
正如前文所述,消費者不苛責騎手只是勞動者的基本自我認知,如果非要認為消費者有剝削力度的裁決權,實際上是加固了資本家精心打造的假象,而將剝削與消費者關聯起來。對于斗爭而言騎手需要的不是這些好評,而是基礎工資的提高和每單績效金額的提高,實質上是騎手整體工資議價權的提高。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所有者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而工資對應著勞動力的價值,即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在物質產出快速增長的同時,工資的增長卻停滯了,這便是著名的“恩格斯停滯”。曾經的工人過著溫飽邊緣的生活,現代的工人卻并不是,難道馬克思的模型不再適用了嗎?
跳出這個誤區需要我們正確理解“勞動力的再生產”。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溫飽能再生產出生理性的人,而再生產出具有工人身份的社會性質的人還有其他的成本:我不能披個破布出門,起碼要有個商品衣服穿,需要手機和話費,或許偶爾還要給工友買瓶可樂,因為普遍來說需要一定的社交開銷才能成為社會性的人。除了融入社會成為工人的開銷之外,讓工人不至造反、維系剝削關系的成本同樣屬于實質上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顯而易見,近代以來工人生活水平的提升并非資本家主觀的善意,而只是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至于這一生活水平具體如何,直接地取決于工人階級的話語權,間接地取決于當下的社會觀念與工人的主觀認識,根本地取決于階級斗爭的情況。有效的經濟斗爭要取得工人生存狀況的改良,起碼要影響到上述因素之一,從而影響工資議價情況,因此所謂的“好評斗爭”甚至沒能達到改良主義的標準。至于改良主義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現實本身就是充滿矛盾性的,若思想僅僅停留在眼前抽象的直接性上,恐怕只能取得一個主觀幻覺中的斗爭,不經意間卻在現實中站到了斗爭的另一端。“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參考文獻:
《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馬克思
《思想政治(必修4)哲學與文化》,張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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