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公知的心目中地位崇高。到底有多高呢？有人表示“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胡適，也就預示著未來擁有多少自由與文明”。這評價夠高了吧，可惜此人只字未提到底該如何“理解胡適”，多少有點虎頭蛇尾了。
要理解公知為何熱衷吹捧胡適，要從胡適的所作所為入手。
抗日戰爭期間，胡適是個典型的“精神日本人”。胡適不僅在1935年主張放棄東三省，致信蔣介石建議“承認”偽滿洲國，還在1937年建議蔣介石與日本談判，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以期“徹底調整中日關系，謀五十年之和平”，可謂徹頭徹尾的投降派。
日本投降后，胡適從“精神日本人”搖身一變成了“精神美國人”，就是這么絲滑。
1946年12月24日，北大女學生在回家路上遭到兩名美軍強奸。作為北大校長的胡適非但沒有為女學生伸張正義，反而呼吁“克制”，并反對將強奸事件與美軍駐扎聯系起來，12月30日，48名北大教授聯名登報譴責美軍暴行，身為校長的胡適拒絕署名。
胡適的一生是跪拜強權的一生，誰強就跪誰，日本強就跪日本，美國強就跪美國，這點無疑與公知高度一致，要不胡適怎么會成為公知的祖師爺呢？但凡胡適有一點民族氣節和愛國情懷，他也成不了公知的祖師爺。
當然，公知吹捧胡適不僅僅在于胡適是他們的“同路人”，還在于他們要借胡適的口說出他們想說但又不敢說的話。至于那些話到底是不是胡適所說的，對公知來說，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可以拿胡適做擋箭牌，用胡適做“免責聲明”。
如有人借胡適的口說，“中國人從不愛中國人，但卻很愛國”。胡適的品格很差，但水平多少還是有的，大概率不會說出如此沒水準的話。中國和中國人的利益天然是一致的，愛國與愛中國人怎么可能沖突呢？公知這么說，潛臺詞無非是他們愛的是人，而不是國，但他們連中國都不愛，又怎么可能愛中國人呢？
又如有人借胡適的口說，“一個骯臟的社會，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的正常社會，道德也會自然回歸。一個干凈的社會，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就談道德規范，人人大公無私，那么這個社會最終會墮落成一個偽君子遍地的骯臟社會”。這公知味十足的言論大概率又是公知自編自導然后按在胡適頭上的。還是那句話，胡適的人品很爛，但水平多少還是有的，以胡適的水平還不至于把道德和規則割裂開來。先有道德，后有規則，不符合道德的規則是不存在的。如果人人都用道德規范自我約束，那自然人人守規則，怎么可能有人只講規則，不講道德呢？
類似的“胡適言論”還有很多。如“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壞的制度能使人變成鬼，好的制度能使鬼變成人”，無論這話是不是胡適說的，對這話本身我是認同的。美國遍地的“零元購”肯定是制度出了問題，哪有人生來就愿意去偷、去搶呢？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的虐囚丑聞眾人皆知，這同樣與美國的制度有關，要不然美軍怎么會比魔鬼還殘忍呢？
公知熱衷吹捧胡適，說白了，胡適就是公知，公知就是胡適，公知與胡適在言行上、思想上都是高度一致的，所以，他們才會竭力吹捧胡適，畢竟，他們洗白了胡適，也變相洗白了他們自己，他們吹捧了胡適，也變相吹捧了他們自己，更不要說，胡適還能做他們的“擋箭牌”和“免責聲明”，如此，他們自然不遺余力吹捧胡適了。
公知喜歡引用胡適的“名言”，還愛引用魯迅的名言，但與對胡適的肉麻吹捧不同，公知對魯迅的態度是復雜的，他們需要用魯迅來標榜他們自己，但又要與魯迅的愛國主義做切割，所以，對魯迅，他們是又愛又恨，畢竟，胡適與他們是一路人，魯迅是他們的敵人。
實話實說，要是魯迅還活著，不把他們噴得體無完膚就怪了，作為愛國者，魯迅的眼睛里可是不揉沙子的。我們自然無法與魯迅相比，但作為愛國者，噴噴公知，我們還是力所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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