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10日，毛澤東主席在一篇報告中“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當做首要任務”后加了一句批示——“（宣傳工作）不要強加于人。”

　　兩天后，毛澤東主席在一篇新聞稿“XX工程的成績，是我們忠實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關于國際主義教導的結果，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這句后批示“這些是強加于人的，不要這樣做。”

　　同年3月29日，毛主席指示：“我們應注意自己的宣傳，不應吹得太多，不應說得不適當，使人看起來好像有強加于人的印象。”

　　同年4月6日，在毛主席親筆修改的一份新聞稿中，刪掉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和戰無不勝的”二十一字，并批示：“這些空話，以后不要再用。”

　　同年9月，在慶祝國慶十九周年相關標語和口號時，毛主席特意刪掉了一些標語，這些標語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相關部門“不應用自己名義發出的口號稱贊自己”。

　　1969年，毛主席親筆修改《人民日報》社論，把第二段“二十年來，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偉大勝利，把一個貧窮落后的舊中國，變成一個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強國”一句中的“繁榮昌盛”前邊加了“有了初步”四個字，將“強國”改為“國家”。

　　并批示：“請注意：以后不要這種不合實際情況的自己吹擂。”

　　同年，有一個類似的修改，把“使我們的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為“使我們國家的面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在68年前后毛澤東主席對于宣傳工作密集批示，甚至還在如此“細節”的字眼上指導工作，是有深刻歷史背景的：

　　第一，正如《文化革命的意義》《文化革命的內涵》這兩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次是一次新思想與舊思想激烈碰撞的思想解放的運動，新思想的確立、傳播、深入人心，離不開對舊思想的“矯枉過正”，所以必然會在宣傳過程中出現“用力過猛”的現象。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舊思想、舊文化根深蒂固，不“用力”難以矯枉，出現副作用也是難免的現象。

　　第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在運動中出現了大量的投機分子，喊一些看似“完全正確”的口號，但目的是為了為自己獲取政治資源，結果反而起到了“低級紅、高級黑”的效果，你還不好意思說他什么，因為人家“正確”的口號喊得比誰多響亮，你敢反對他就給你扣上一個反對“正確口號”的大帽子。這其實也是反動派們“反裝忠”的慣用伎倆，我扯你的大旗，反而破壞你的理念，你能把我怎樣？

　　所以老人家要親自指導宣傳工作，別人不好說的話，他老人家好說——你扛我的旗，還不許我說你了？比如“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他氣得不行，三番五次吐槽這個問題。

　　比如在1966年12月1日，周恩來總理親自報送的一份公告中，主席親筆圈閱刪除了文中的“四個偉大”。

　　1967年2月初，毛主席在接見外賓時吐槽：“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么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么辦法！他們到處這么搞。”

　　同年7月，毛主席在國內視察，對同行的楊成武上將說：“我現在很不喜歡這‘四個偉大’，討嫌！”

　　1968年元旦賀詞中，毛主席又不厭其煩地刪掉了“四個偉大”。然后負責遞稿子的汪東興勸了兩句，說主席您老要不別全刪了，不然提的人也不好看哦。主席想了想，說：“我以前是當教員的，就留下那個導師吧！”

　　這其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首先，嘴是長在別人身上的，當所有人都發現“扯”這一面紅旗有用，可以狐假虎威，可以打擊異己的時候，主人公本身的意見已經并不重要了——因為他已經變成了一個“符號”。

　　其次，投機分子還是太多了。不管是真心支持的，還是想渾水摸魚獲取個人利益的，還是“反裝忠”故意想搞破壞的，表現的形式都是一個樣子，讓人怎么區分呢？

　　說歷史可能太抽象，舉一個現實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胡錫進。胡某喜歡吹噓自己“最接近軍方的中國媒體人”，真的假的誰知道呢？

　　不過大家可以換位思考一下，軍方真的想要這么一個天天引起爭議的“大喇叭”宣傳自己嗎？真的想要一個這種外行，今天指揮一下“要攔截”，明天呼吁一下“演戲威懾”，后天跳腳“堅決反制”嗎？古代近代現代任何國家任何軍隊都不會吧？

　　最搞笑的是，胡錫進吹牛的時候喜歡拿軍隊狐假虎威，但是笑果文化侮辱軍人的時候，又呼吁大家寬容，真是丑陋不堪。

　　像胡錫進這樣的投機分子就非常典型：對體制內領導，就吹噓自己多么多么“親民”“懂輿情”“懂互聯網”，有多少多少萬粉絲，一條微博點贊多少多少。反正“上面人”也不懂微博的機制，絕對不會知道評論里罵他的點贊數，也會計算到他那條微博的總點贊數里。

　　對普通網友，胡錫進之流又會裝出一副“有上面人”“有上面消息”的樣子，說一些故作高深、模棱兩可、裝腔作勢的話來，唬一唬缺乏社會經驗或過于天真的民眾——“他肯定真認識啥啥領導，不然不會這么說”“他肯定真有啥內幕消息”。

　　這，就是投機分子的真實面目。他們既不信這個，也不信那個，“信”的只有自己的利益。所以胡錫進被大家稱為“墻頭草”“胡騎墻”，天天左右橫跳，不知道他的價值觀是什么。

　　這說明網友們還是太善良了，還是喜歡用一個客觀的標準去評價胡錫進，但其實只要把視角主觀化了一切都很清晰明了——胡錫進的價值觀就是完全為了自身利益服務，但是又裝出一副為國為民憂天下的樣子，最終只能成為大家的笑料。

　　只想著自己利益的宣傳工作，最典型的表現形式就是“強加于人”。這又回到了我們本文的主題：為什么毛主席很看重這種“強加于人”的話術，因為這是投機分子的鮮明特征——就是要靠更紅、更正確、更光榮、更偉大、更高人一頭的話來壓你，你確實沒辦法質疑這種更光榮更正確。

　　但那些這么說的人真信這個嗎？不一定，他們有可能是投機分子，也有可能是被其他投機分子“架”到這個地方了，但不管怎么說，批評“強加于人”的話術就是根本。比如胡錫進對于“鼠頭鴨脖”的經典“左右互搏”，怎么說都是高級正確的，怎么說都是大帽子——

　　毛主席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特別注重修改一些宣傳語的細節、反對“強加于人”的宣傳方式，一個很現實的迫切問題就是不能讓投機分子們“利用”；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就是“強加于人”的宣傳方式，脫離了實事求是的基礎。

　　這是很容易想通的事情：如果你站在“事實”和“道理”這一邊，那么很容易就可以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獲得群眾的認同與支持，為什么要用大口號去“強加于人”呢？毛主席一輩子的行文處事風格，都是如此的，比如下面這段經典的話，娓娓道來生動形象，是文牘工作的樣板：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

　　但是，我們的媒體人脫離了群眾、脫離了生活、脫離了事實，喪失了“擺事實、講道理”的能力，那么就只能用這種“強加于人”的宣傳方式了。

　　舉一個例子：2022年底一位記者感染新冠發燒38.1°，并于感染的第二日順利住進了方艙醫院，還是條件優越的雙人間——至少比我們認知中的“大通鋪方艙”強得不是一點半點。

　　更有爭議的是，該記者在采訪中透露：另一個床位是為她同事預留的。這個“預留”二字就非常曖昧——在醫療資源如此緊缺的前提之下，醫院都已經形成事實性的醫療擠兌了，方艙床位難道還可以“蘿卜坑”式的預留嗎？

　　當年說封控中普遍存在了層層加碼、一刀切的懶政，而“強加于人”的宣傳方式就是宣傳口的“層層加碼”和“一刀切”，宣傳工作的“懶政”——反正我用的是國社央媒的金字招牌發出來，也不會具體到我個人，那我就說各種低級紅、高級黑的話咯，口號喊得越響亮越好，領導那邊好過關，我這邊也省事。

　　然而這種“懶政”之下，金字招牌的公信力卻在一次又一次被削弱。

　　胡錫進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天天自己打自己臉，最后變成了一個小丑，現在網絡上已經沒有人買他的賬了，你自己都不信的話，還拿什么去說服別人呢？

　　歸根結底，毛澤東思想是一座寶庫，我們宣傳工作最應該學一學毛主席是怎么寫文章、怎么說服人的。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他是這樣勸農民拒絕“封建迷信”的——

　　我在鄉里也曾向農民宣傳破除迷信。我的話是：

　　“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一齊倒臺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嗎？土豪劣紳形容你們農會的話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的確不錯，城里、鄉里、工會、農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嗎？巧得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氣了！神明嗎？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農民會，只要關圣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嗎？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曾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么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我這些話，說得農民都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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