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資本勢力在中國持續做大做強，這是不爭的事實。對此，有人歡欣鼓舞、興高采烈，認為這才是中國發展的正確方向，而有的人則為此寢食不安、憂心忡忡，感到這將給中國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使中國的未來充滿變數。到底孰是孰非、何去何從呢？

　　有關資本將怎樣成長，其發展的一般路徑是什么，古今中外都有豐富的經驗案例。就一般規律而言，資本的發展都要走出一條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掌握經濟權利到掌握政治權力的發展道路。具體到中國，歷史上的中國資本勢力在遵循這樣一條發展道路的同時，還展現出獨有的特點與特征，那就是同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勢力的緊密結合。這幾種勢力共同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彼此結成神圣同盟，三家分晉，既根本利益一致，又彼此博弈角逐，從而演繹出有別于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別具一格的社會面貌。

　　從這個意義上加以中西對比，人們發現，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在獲得經濟自由的基礎上，進一步獲得了全面的政治自由；而舊中國則不是這樣，歷史上中國的資本勢力在經濟上沒有獲得完全的自由，在政治上更是多方受制，往往在相當程度上淪為附庸。人們常說，中國的資本主義先天缺陷、后天畸形，其意指主要就是這個問題。

　　那么，當代中國的新興資本及相關勢力將走出一條怎樣的新歷史軌跡呢？

　　現在，中國的新興資本及其相關勢力已經構成一種空前強大的社會力量，已經顯著地改變了當今中國的社會面貌（參見筆者《資本的“圍獵”與政治進攻》、《資本在中國塑造多少新的社會關系》等文章），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目前人們可以做出的一個基本判斷是，中國的新興資本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經濟自由”。

　　所謂“經濟自由”，大致上有三層涵義：

　　其一是個體意義上的財富自由。簡單地說，就是發了大財，錢多得都花不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這是許多中國人都夢寐以求的境界，但中國新興資本體系中的很多人都做到了這一點。當今中國的富豪群體已經成為全球之最，如果說這些人還不算是經濟自由的話，那世界上就沒有經濟自由的人了。

　　其二是群體意義上經濟生活的自由。新興資本及相關勢力受到全社會的熱捧，走到哪里都奉為上賓，其經濟活動所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少。當然，現如今私有制在中國整個經濟體系中依然無法占主導地位，距離“化”更是差得很遠，但是這并不妨礙新興私人資本作為一個整體高踞經濟上層，具有比其他經濟成分更加活躍、更為炙手可熱的突出特點。因此，作為一種力量與杠桿，新興資本慣于搞“良禽擇木而棲”把戲，以此來邀寵囤居。

　　其三是新興資本在社會活動上的自由。誰都知道拿錢買東西這個簡單的常識，這個社會常識上升到新興資本那里，就是各種形式的收買，這是中國新興資本經濟自由的重要維度。如果資本失去了收買的功能，則資本也就不成其為資本了。因此，正如人們所看到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興資本在收買生產資料的同時，還以更大的規模和更高的水平來收買社會資料，包括思想、意識、價值、倫理、權力等。在這方面，新興資本獲得了空前的自由，其中特別值得提出的一個證據，就是曾經有一個時期行賄無罪，往往批評教育了事。現在雖然有所改變，但資本的各種圍獵及拉攏腐蝕依然在發展蔓延，而沒有受到應有的遏制，更非遭到打擊而縮減枯萎。

　　當然，任何自由都只是相對自由而不是絕對自由，資本的經濟自由也是這樣。當今中國新興資本在中國經濟自由的程度與水平，與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相比還有相當的距離。因此，爭取更多更大的經濟自由仍然是中國新興資本在今后一個時期為之努力奮斗的目標任務。

　　但是，爭取更多更大的經濟自由已經不是擺在中國新興資本面前最迫切的任務。相比于經濟自由，中國新興資本在政治自由等方面的差距更多更大。因此，中國新興資本早已進入爭取更高水平自由的歷史階段，即爭取資本的言論自由和政治自由，這是其發展進入新階段的一個重要內涵。

　　資本的言論自由，是指同資本相對應的思想意識、理論邏輯、價值倫理、表達方式等方面的自由，簡單地說，就是說話的權力，必須讓資本不受限制地暢所欲言才行，必須讓資本倫理不受壓抑而大行其道才行。但目前的中國距離這樣的預期還差得太遠，許多時候和許多情形下，資本都只能三緘其口以明哲保身，難以表達和展示其真實感想與訴求。這對資本化的人格來說，簡直就是思想與精神上的嚴重壓抑。

　　言論自由不是小事，這件事在中國所引發的爭論與爭議極大。有的人認為，在今天中國，言論自由已經得到高水平的保障和實現，而有的人則認為完全不是這樣。譬如，以言論為主要展現方式的中國“公知”，長期以來在中國社會層出不窮、前赴后繼，對此有人認為這很不正常，應加以整治，而有人認為這理所應當，是言論自由題中之義。但不管對與錯、罪與罰，“公知”現象的根子就在于資本言論自由的訴求，也是新興資本這方面矢志不移為之努力奮斗的組成部分。

　　在爭取言論自由的同時，資本更還進一步要爭取政治自由。所謂政治自由，并非僅指覬覦或染指政權，更多的是政治資源的再分配等問題。資本也要占有一定的政治資源，要實現自身最大限度的自主自立，把命運掌握自己的手里，在此基礎上，還要實現自身同社會其他成分之間的自由劃分、隨機組合與系統集成，以便更有效地操縱和支配受資本雇傭那些人的命運，左右與影響社會的走向，干預和塑造社會秩序。在資本及相關勢力看來，這是他們應有的政治權力，沒有這樣的權力，就沒有資本的政治自由，而沒有資本的政治自由，資本的無限增殖功能就等于被人閹割，就有了嚴重殘疾。譬如美國資本，如果不能影響干預美國總統大選，那將是資本所難以忍受的事情。因而，西方自由資本主義下的資本需要做到功能健全，中國的新興資本同樣要追求自己功能健全，它們一概都要當社會的主宰者，而不想當奴仆。

　　從根本上說，在中國國內，有可能挑戰和替代中國現有制度體系的，只有資本體系及其相關制度，除此之外沒有第二種；有可能挑戰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也只有新興資本勢力，除此之外也沒有第二個。資本作為一種生產關系，它既可以是為一定政治服務的工具，同時也必然要爭取成為政治的主人。古往今來、古今中外的資本，一概都是這樣的歷史軌跡與發展路徑。

　　因此，有關當代中國的新興資本的未來發展，順理成章地要引發出如下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中國的新興資本會不會超越華爾街資本集團？

　　中國終究要超過美國，水漲船高，屆時，中國新興資本勢力會不會也要超過美國華爾街集團呢？

　　眾所周知，資本發展的最高峰就是華爾街資本集團，華爾街成了美國大資本集團的代名詞，象征著權勢和力量，其勢力及影響之大，無它可出其右。從一定意義上說，霸權當局也只不過是這個集團所操縱下的玩偶，這個集團對霸權內外政策都擁有相當大的決定權，其通過資本所攫取的社會資源與政治地位，堪稱是迄今為止資本的最高境界，成為難以逾越的高峰。

　　同這個集團相比，中國的新興資本無疑還顯得相當稚嫩，在規模上即“大”的方面比不上，在質量上即“強”的方面也比不上，在集團化、世襲化方面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正所謂欺老不欺小，現如今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很快，與此相伴隨的是，中國新興資本的發展速度更快。中國的新興資本勢力，僅僅用二十多年的時間就做大到西方自由資本用了二百年才達到的水準。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焉知二十年后中國新興資本不能實現西方資本“強”呢？須知，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西方國家能夠做到的，中國也一定能做到。以中國發展速度之快，中國的新興資本在“大”與“強”兩個維度上超越華爾街資本，完全可以做出不遠的預期。

　　至于像華爾街資本一般的集團化、世襲化，這當然需要假以時日，但考慮到新中國成立前的歷史上就曾經綻現過盛名一時的“四大家族”，因此，只要有足夠的光陰來發酵釀造，在中國也完全可以實現，所需要的時間或將比華爾街大大縮短。展望未來，如果出現在中國上海或北京的某條街，其經濟和政治內涵比美國的華爾街還更加輝煌威武，屆時的中國該是什么樣子，這的確是耐人尋味的一幕。

　　第二個問題：現時代中國發展究竟是“以人民為中心”還是“以資本為中心”？

　　中國人躬逢現如今的中國，雖然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少問題，但總體上看，中國已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國家與民族實現從站起來到富起來，正走在強起來的道路上，“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這已經不是某種說辭，而是明擺著進行中的事實和世界普遍性的認識。問題是中國今后的發展究竟靠什么，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靠社會主義發展中國，還是“以資本為中心”，靠資本主義發展中國？

　　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必然要選擇“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他們認為，發展也好、強大也好，本身都不是目的，目的只能是讓廣大人民共同富裕起來，都過上更好更幸福的日子。所謂中國式現代化，核心就是要以人民為中心、為主體，以滿足人民需要為目的，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而不是像西方那樣以資本為中心、為主體，以滿足資本增殖為目的，實現少數資本所有者暴富而廣大勞動者相對貧困的現代化。從本質上說，就是要求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反對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但是，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也有另外一些人對現下中國的道路選擇十分不滿。他們固執地認為，中國的發展只能“走西方的道路”甚或“西方所要求的道路”，也就是要以資本為老大、為主人，靠資本主義改造中國，而現如今的中國距離他們心目中的“自由世界”理想目標太遠了。其中特別突出與醒目的，就是十分活躍的“公知”“精英”集團，他們在輿論場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從各方面和各角度來蠱惑和左右中國，他們死活也不愿意承認中國崛起的事實，死活也不認可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富裕目標要求，他們認為貧富分化天經地義，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只有西方現代化模式，認定只有美西方的發展模式才是中國的未來與出路，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才能解決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深層次的頑瘴痼疾。

　　上述這些“公知”“精英”們的敘事邏輯和思維取向與新興資本高度關聯。同普通中國老百姓不同，新興資本在中國始終存在信心不足、信念不定、信仰迷茫的大問題，有時候信心高漲，對于在中國發展信念比較穩定，但一有風吹草動，譬如規范資本有序發展、引導民營企業健康經營、中美發生經濟貿易沖突等，每當這些動向明顯時，他們往往就變得心情煩躁起來，甚至惶惶不可終日。因此，按照那些“公知”“精英”們及其相關聯的資本敘事邏輯與思維框架，現在的中國充滿不確定性，他們理想的政治架構與社會愿景完全不是中國這個樣子，因此，即便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目標下，新興資本的一些人也照樣看不到未來，找不到出路，總感到前途暗淡，因而缺少乃至沒有什么信心。按照他們的說法，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的發展進步，成績都是私有資本的功勞，而弊端與痼疾則完全都是公有制與社會主義僵化體制的產物。因此，只有中國以資本為中心、為老大、為主人，走西方所要求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才符合他們的理想與期待，否則他們就永遠不安心，永遠吃不到“定心丸”，永遠不會滿意。

　　現時代中國發展“以誰為中心、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究竟哪種選擇實際占上風，關乎中國的歷史走向與政治未來。

　　第三個問題：新興資本能否在中國實現政治自由？

　　資本的最高境界與最終使命就是實現政治自由，這是完全可能做得到的事情。因為這樣的自由在許多西方現代化國家都得到了實現，已經有很多鮮活的案例，模板與道路早就十分鮮明地擺在那里。尤其是冷戰后一些前蘇東國家的演變，用事實昭示，在社會主義的廢墟上完全可以實現資本的政治自由。俄羅斯曾一度是典型的案例。

　　現在，新興資本在中國已經擁有很多資源和很大的空間，各方面及各領域的占有率都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從任何角度來衡量，都遠遠超過全社會平均水平。但正如對利潤的追求永無止境一樣，資本對政治自由的追求也沒有頂點。這樣一種資本與政治的博弈關系，在當今自由資本主義國家那里仍在生動地演繹演進之中。中國也出現了類似的苗頭與跡象，具體表現包括圍獵收買、抱團成勢以及拉票賄選等多種方式，從而并不例外地同樣演繹出再版的“政治權力凌駕于資本之上，還是資本凌駕于政治權力之上”這一古老命題。俗話說，有錢就是橫。人在腰纏萬貫之后，思想上政治上輕易難以佩服什么人。尤其對那些臺上當權的，更為新興資本勢力所瞧不起，遑論讓資本扮演服務的角色了。可以預見，資本與政治的關系，必然將長期地處于不穩定的斗爭狀態之中。

　　坦率地說，新興資本在當今中國既有實現一定程度政治自由的前景，也確實存在被再次收拾整肅的可能。俄羅斯就是很好的例子，前蘇聯解體后的一個時期，曾是俄羅斯新興資本的黃金時代，不但獲得了顯著的經濟自由，而且在相當程度上獲得了政治自由。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隨著俄羅斯內外形勢的變化變遷，盡管現如今俄羅斯仍然奉行資本主義的法則邏輯，但其新興資本勢力卻在政治上遭遇沉重的打擊，被搞得四分五裂、雞飛狗跳，很有一點“零落成泥碾作塵”的慘狀。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對于這樣的事情，中國新興資本勢力自然也會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并給他們帶來思想靈魂上的巨大震動，使他們生出瞻望前程不寒而栗的不祥感覺。

　　總之，新興資本勢力在中國發展壯大，必將構成中國社會十分突出的矛盾問題，必將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成全新的挑戰。這是不能不正視的歷史與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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