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涉及千家萬戶的一場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更是中國共產黨一貫主張。但對一件影響重大的歷史事件，各種不同的人總會站在各種不同的立場，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音。為此，有必要正本清源，以事實為依據，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全部歷史進行一次全面回顧。

　　一

　　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毛主席一貫所倡導的人才培養道路，而絕不是所謂“文革”的產物

　　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是毛澤東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指導思想的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抗日戰爭時期。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青年運動的方向》講話，講話指出：“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為此，毛澤東認為“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就是改造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必由之路”【1】。并且，毛主席身體力行，讓自己的兒子成為走這一道路的帶頭踐行者。1946年，為了讓從蘇聯回來的愛子毛岸英適應中國革命的環境，了解中國的真正國情，毛主席把剛從蘇聯回國的毛岸英送到農村，拜當時最有名的延安勞動模范吳滿有為老師，去當農民。主席對毛岸英說：“雖然你在蘇聯的大學畢業了，但是你學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你還沒有上過中國的‘勞動大學’，因此我希望你能夠去農村拜農民為老師，在這所農村大學里，你能學到之前課本之中學不到的很多知識，你看好不好？” 毛岸英深知父親的良苦用心，服從了父親的安排，直到手上磨出了老繭，才從“農業大學”畢業。

　　新中國成立后，鑒于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形勢，毛主席一直關注著中國青年的發展方向。1955年，毛澤東在看到許昌地委報送的《大李莊鄉合作化規劃的經驗》材料中，談到郟縣大李莊、邱莊、吳堂、楊莊四個村的7名初中畢業生和25名高小畢業生（這在當時也算是知識分子了）回到村里參加農業合作社，有效地解決了合作社缺乏會計和記工員的問題時，敏銳地捕捉到培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一條極佳途徑，于是批示道：“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2】此后“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成為影響整整一代人的口號。

　　根據毛主席提出的指導思想，1955年，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農村，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不可能單獨發展。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

　　【邢燕子知青年代照片】

　　【《中國青年報》關于邢燕子的報道】

　　此后，從50年代底開始，就有一大批城市青年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志愿報名到農村去插隊落戶。2009年9月被評為新中國成立以來100位感動中國人物之一以及2019年9月再次被授予“最美奮斗者”榮譽稱號的邢燕子，就是1958年插的隊；同樣于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奮斗者”稱號的天津寶坻縣知青侯雋，是1962年插的隊。在這些先進典型的帶動下，全國各地的廣大城市青年紛紛報名到農村、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據不完全統計，毛主席的批示和黨中央的《綱要》下達后，山西省就有51個縣的8萬多青年自愿響應號召積極報名參與，團省委在其中挑選了1038名優秀青年組成志愿者墾荒隊，由各地團干帶隊，到內蒙古的河套地區支援邊疆建設【3】。

　　【知青侯雋插隊時照片】

　　1964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4】，進一步明確提出：“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斗爭的鍛煉，健康地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這是首次以中央的名義專門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發出的文件，也是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培養“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聯系起來。

　　此后，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全國如火如荼，從60年代初開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全國達到一個新高潮。僅以當時離石縣所屬的柳林鎮為例，據不完全統計，1962年到1965年到農村插隊及到農場插場的城鎮青年，就達到144人。因此，一些人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視為“文革”產物，顯然是顛倒黑白，混淆視聽，毫無歷史事實和依據！

　　有人之所以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視為“文革”的產物，主要根據就是“文革”期間上山下鄉在全國掀起高潮。這一階段從上山下鄉的人數上來講，確實是比較多的。如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發表后，從1968年至1972年，山西省共接納安排上山下鄉知青75082名，其中京、津等外地知青占62%。而由于山西本地就業壓力不大，本省城鎮（尤其是太原市）老三屆畢業生大部分在城市安排了工作，因此，本省下鄉知青的人數較少，僅占同期下鄉知青總數的38%。直到1973年起，山西才把安排本地知青上山下鄉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從1973年至1978年底，山西本省上山下鄉的城鎮知青達到21萬余人，占到歷年本省下鄉總數80%【5】。我們柳林縣為1971年才建縣的新建縣，全縣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從1973年年底開始，除建縣前插隊的144名知青外，1973年以后又先后安排618人插隊。

　　這一階段之所以成為上山下鄉的高潮期，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客觀情況所決定的。一是建國以后，由于國內環境穩定、醫療條件和生活條件相對改善等原因，使我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出現井噴式增長。而在此同時，教育越來越普及，受教育人數急劇增長。到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初，這部分人大多步入成人。在當時情況下，我國國內經濟基礎還相當薄弱，客觀上難以安排這么多的青年在城市就業。因此，響應黨和國家號召，到農村去插隊落戶就成為必然選擇。二是在“文革”開始后，1966至1967兩年，國家沒有安排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使中央《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中提出的每年安排100多萬知青的任務，集中到1968年后安排。而一些抱著不可告人目的的人，無視這些歷史條件和事實，把上山下鄉視為“文革”產物，是毫無道理的，更是別有用心的！

　　二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防止帝國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重大戰略部署

　　盡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就業安排等客觀因素，但凡事都有主次之分。大量歷史資料已經證明，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主要目的，是毛主席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防止帝國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重大戰略抉擇。

　　培養什么樣的接班人？怎樣培養接班人？事關黨和國家的事業成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遏制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對我國進行四面圍剿，聯合打壓的同時，又提出了“和平演變”戰略。美國和平演變戰略的《十條誡令》第一條就包括“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等內容。

　　毛主席敏銳地看到了美帝國主義的險惡用心，提出要把防止“和平演變”成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一個戰略方針，以保證黨不變色、國不變質。而后來發生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等，更證明了毛主席的有關預見絕非杞人憂天。

　　早在1959年他老人家就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6】并且指出：“在中國歷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兒子斷送掉的，例子很多嘛！歷史的教訓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我們黨將來會不會變質？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這里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7】，“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不論新黨員還是舊黨員，都有一些品質不純潔和作風不純的人。那些人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還有變質了的資產階級分子。……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8】

　　1959年12月，毛主席在組織有關人員學習《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談到：“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9】

　　1964年，針對蘇聯對列寧和斯大林主義的背離，毛主席又提出“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0】的問題。

　　1964年10月，毛主席在接見一個外國代表團時談到：“我們現在的青年人沒知識了，沒見過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他們是吃蜜糖長大的，所以要請你們當教員，給他們講講，告訴他們，不要忘記你們還在受苦。吃蜜糖長大的，我們趕他們下農村，他們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現在下去了。我告訴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閃閃，你就說我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笨了，要向你們學習請教。”【11】毛主席這里所說的女兒，實際上是指大女兒李敏。但毛主席安排唯一在自己身邊長大的小女兒李訥到農村去插隊，卻更動人。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和小女兒李訥】

　　李訥在大學畢業后，被安排在《解放軍報》社上班，毛主席對身邊的人說：“一個涉世不深的小娃娃，哪辦得了報？”于是，李訥先是被安排到井岡山的中央辦公廳“五七干校”勞動鍛煉，后來因為大家都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兒，處處照顧她，鍛煉不大，她想和廣大青年一樣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于是便給主席寫信提出要求。主席積極支持愛女的這一行動，于是李訥便來到了江西的一個山區農村，成為生產隊的一名普通社員。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偉大胸襟。這無異于給了那些認為“讓插隊”就是“受迫害”的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1967年5月，毛澤東在和另外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中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12】 1968年7月，他在接見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時又指出：“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13】。

　　綜合上述一系列講話、談話可以看出，防止黨和國家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改變顏色，是毛主席所考慮的重中之重。而和平演變最危險的群體，是“資產階級分子”，但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卻是產生“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潛在因素。因此，要防止黨的各級干部、知識分子和青年一代產生上述“三個主義”，從而成為“資產階級分子”，唯一正確的道路就是毛主席早已在延安時期提出的“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種相結合的過程，不僅是了解群眾疾苦，聽取群眾心聲的過程，更是建立和培養與群眾深厚感情的過程。因此，當時不僅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包括機關干部和領導干部、專家學者、文學藝術工作者、工程技術人員、軍官等，每年也必須有一定的時間到農村、下基層，到車間，下連隊，與第一線的群眾打成一片，以了解群眾呼聲，解決群眾難題，增進與群眾的感情，激發事業靈感。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講過的那樣：“農村基層的工作經歷是人生的一個坐標，有了這個經歷，就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群眾、如何尊重群眾，知道什么叫實事求是、如何尊重事實。”【14】

　　三

　　從實踐結果看毛主席當初戰略決策的偉大意義

　　一項偉大的戰略，往往需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出其歷史價值，且時間越長，看得越清晰。接班人問題，需要逐代過渡傳承，更是需要在幾十年后才能顯現其真正的價值。黨的十八大后，當年的知青逐漸進入高層政治舞臺。據官方統計，十八大選出的205名中央委員中，有65人有過知青經歷，占這一群體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7位有過知青經歷，占比28%；而最高層的政治局常委中，則有4人曾有知青經歷，占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層中知青占比也相當高。這種比例，是任何一個群體所沒有的。正因為有如此多的有過知青經歷的人參與高層決策，才有了“兩個三十年不能分割”的正確判斷，才有了“一切以人民為中心” 的初心回歸，才有了脫貧攻堅偉大戰役的全面勝利，也才有了毛澤東思想和靈魂逐步得以恢復的氛圍。

　　從專家學者的角度看，不少有過知青經歷的人，與沒有這一經歷的人也有著明顯區別。他們盡管身處高位，但時刻不忘為最基層的農村老百姓鼓與呼，受到了普通群眾的熱烈。這與那些發布“現在的人，哪家沒有50萬元的存款？”“不能剝奪低收入階層的納稅權利”等言論的所謂“磚家”們，所站的立場截然不同，當然歸根結底還是與人民群眾的感情不同。而現階段許多政策嚴重不接地氣、且越來越走向官僚化、資本化，也與出這些餿主意的“磚家”們沒有深入實際，與老百姓沒有建立起同呼吸、共命運的深厚感情有著極大關系。當然，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一些參與政策策劃論證的“海歸派”和“公知”們，已經成為西方顛覆我國社會主義政權的“別動隊”。

　　上世紀八十年代，電視劇《新星》的播放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該劇以教育干部怎么樣才能當好官、當清官為主題，以其對生活的貼近，贏得了前所未有的反響和收視率。而該劇的作者，正是曾經在山西絳縣插隊四年多的一位北京知青。小說的主人翁，卻是以被稱為“百姓書記”的呂日周為原型的。呂日周同志在擔任原平縣委書記期間，根據當地農民的改革實踐，推出了一系列利國利民的改革措施，僅用三年時間，就使原來窮困的原平縣“咸魚翻身”，創造出一個縣財政收入相當于周邊12個縣總和的奇跡。2002年，該作者又以呂日周在長治市任市委書記時市委大院撤銷門衛，百姓可以隨便進出，以方便群眾反映問題；為了方便接觸群眾，下鄉不坐小車，而是騎自行車；和農民一道睡土炕，一起過年；親自下百米深的礦井了解煤礦工人的生產安全情況，聽取工人呼聲；以及使《長治日報》成為國內輿論監督領導干部的第一黨報等一系列親民愛民行為，寫出了長篇小說《龍年檔案》。后又改編為電視連續劇，在全國陸續播出后，再一次引起轟動。文學作品是作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集中濃縮，如果不是四年多的插隊經歷和老百姓建立起的深厚感情，這位作者就不可能喜群眾之所喜，憂百姓之所憂。這與那些以污蔑祖國和人民為能事的所謂國際大獎獲得者，以及那些專注于寫屎尿屁的所謂作家們的所關所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再一次用事實證明，各個階層的人，都需要深入基層，了解群眾的苦與憂。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作為人類一項最偉大的千秋偉業，不僅需要一大批與人民群眾有深厚感情和實干精神的帶頭人和社會精英，更需要千千萬萬志同道合的普通人的價值認同和行動支持。而全國1700多萬有過知青經歷的人，無疑是當今這一隊伍中的強大生力軍。回想這部分人，在回城分配工作后，不僅在毛澤東時代苦干實干加巧干，迅速成為各條戰線的中堅力量，而且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后，不少人面對下崗失業的困境，仍然識大體、顧大局，沒有氣餒、沒有躺平，他們用插隊時期培養出的艱苦奮斗精神和忍辱負重品德，默默地告別企業，背起行囊，開始了自己重新創業，不少人也由此取得了成功。正像柳林縣的一位知青曾經所說的那樣：“正是由于有知青生活這碗酒墊底，才使自己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面對下崗失業等艱難困境，毫不猶豫地勇往直前”。

　　而一些步入仕途的知青，即使身在官場，由于有著和群眾建立起來的深厚感情為基礎，繼續心系百姓，成為老百姓稱贊的“清官”“好官”。黨的十八大后，山西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先后有十幾名省部級領導干部被查，但在山西有過插隊經歷的6位省級領導，無一人涉案。呂梁更是塌方式腐敗的重災區，據公開報道，僅2014年前，呂梁就有百余名縣級以上干部涉案，此后又查處了更多的大案要案。但我們柳林縣有過知青經歷的13名縣級以上干部、28名科級干部，無一人涉及其中。

　　出現這種狀況絕非偶然，而是與知青特殊的經歷有著必然的聯系。一是有過知青經歷的人，與其他群體的最明顯區別，就是從小在城市家庭中熏陶出的城市思維和城市意識，使他們比之純粹在農村長大的人眼界更為開闊；而對最底層老百姓艱難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培養起的深厚感情，又是一直在城市中長大的人所不及的。這種特殊的經歷，對這部分人的成長過程影響是巨大的。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講過的那樣，“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們影響是相當深的，形成了一種情結叫‘苦難情結’。在遇到困難時想到這些，就會感到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15】二是大多數知青都是在二十歲以前就開始插隊的，這個年齡段，正是一個人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形成的關鍵時刻。他們通過在農村的艱苦鍛煉，不僅體會到基層老百姓生活的不易，更與老百姓結下血濃于水的深厚感情，這極大地影響到以后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正像一位有過知青經歷的領導干部所講的那樣：“只要心中有了老百姓，就不會走得太遠”。前述山西以及柳林縣有過知青經歷的領導干部，在塌方式腐敗中沒有人被卷入，與此有著極大關系。三是農村生活，使他們學會了面對實際，也學會了克服困難，培養出百折不撓的精神，這在未來事業的發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講過的那樣：“艱難困苦能夠磨煉一個人的意志。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后來遇到什么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的困難條件下還可以干事，現在干嘛不干？”【16】

　　更重要的是，由于大多數知青與高層領導人有著共同的經歷和情節，使這部分人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最誠心的價值認同者和最堅定的擁護者。同時這部分人親歷了“前后兩個三十年”的全過程，幾十年的生活磨煉，使他們在是非判斷過程中，少了年輕時的沖動而多了成熟者的理性。這也是這部分人成為“毛澤東熱”的積極推動者的重要原因。

　　中國自古就有“公者千古、私者一時”之說。縱觀毛主席的一生，除去為民族、為人民艱苦奮斗外，別無他求。盡管在這種奮斗過程中，特別是在“文革”運動中，包括毛主席的戰友在內的一些領導干部受到過傷害，但對于主席來說，他考慮的只有人民立場和革命需要，沒有任何個人利益，沒有一個私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更有不少曾經受到傷害的老同志，看到了毛主席的偉大及自己的短淺。因此才有了王震將軍“毛主席至少比我們早看50年”的感慨，才有了羅瑞卿將軍從秦城監獄出來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天安門前對著毛主席像虔誠地敬禮，才有了許多高級領導人晚年因自己對毛主席誤解而萬般懺悔、痛哭流涕。而毛主席關于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遠見和實踐道路，在當時自然也會有人持有異議。特別是毛主席逝世后，一些抱著不可告人目的的人，迎合某種政治潮流，對此進行了無情詆毀和惡毒攻擊。然而今天，當我們看到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陸續推出正風肅紀、高壓反腐、掃黑除惡等一系列深得民心的舉措后，才能更加深刻體會到，實踐和時間才是真理標準的最好檢驗器，才能進一步看清毛主席當年戰略部署的無比英明！

　　總而言之，怎樣正確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問題，說到底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是共產黨立黨為公還是為私，是為“絕大多數人”還是為“小部分人”，是謀千秋偉業還是圖一時之利？燕雀永遠難知鴻鵠大志，侏儒永遠難及巨人偉岸。那些自私卑劣的小人，永遠理解不了偉人之高尚和高遠。他們所能做的，只是用瘋狗般的狂吠來玷污偉大的靈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只能讓越來越多的人們，更加清楚地看清這些小人的丑陋！

　　注釋：

　　【1】《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24頁，詳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 530頁，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495頁。

　　【3】【5】喬晉湘《對山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考察》， 知青問題研究 2017.9.2

　　【4】《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第37頁。

　　【6】《毛澤東年譜》1949-1976 第4卷，第237頁。

　　【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237頁。

　　【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237頁。

　　【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261頁。

　　【1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63頁。

　　【1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26頁

　　【1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89頁。

　　【1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176頁。

　　【14】習近平2008年10月15日在江西省贛縣茅店鎮洋塘村羅坑社區活動中心與大學生村官交流時講話。

　　【15】【16】《習近平：我是黃土地的兒子》，刊登于《西部大開發》2012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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