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未來與世界的超現代化：毛澤東的方向與旗幟(四)

　　——隆重紀念毛主席誕辰一百三十年周年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兼院長

　　沒有毛主席這樣的可以扭轉乾坤的巨人，這樣既導引東方又安定世界的定海神針，這樣四兩撥千斤的人民大力神，這樣博古通今，智慧超群，堪為真理化身，領袖群倫的東方圣雄、人類領袖與導師，世界整體格局的確很難有根本性的變化。但好在雄文俱在，紅色血脈依然，人民江山所內涵著歷史必然仍舊具有無限的生命力。

　　戰略大家與世界-時代巨人奇缺，是對我們這個小眾時代，小資世界之無盡的嘲諷和十足的時代悲哀。而自欺欺人的公知與精英，以遠不及于一切人類先輩與大家之德行和才學，卻個個自命不凡，終日玩弄那些不著邊際的‘高貴的胡說’，昏聵的創新，令真正的智者、隱士、高手們百思而不得其解。

　　四、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社會主義大家庭與整個世界的理性與必然王國之規劃

　　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以高度的愛國主義情懷，做民族復興和世界大同的正義事業，在追求最低綱領的同時，不忘最高綱領，在自主化（獨立）、近代化（含工業化、社會化、科學化、軍事化等）、現代化（四個又追加兩到三個）的過程中，既充分吸收西方和一切其他文明的長處，又防止西化和資本主義化；既完成科學化，又避免工具理性；既實現社會化、軍事化，又避免極權主義、軍國主義；既實現工業-農業-科學-國防四個現代化，以及基礎設施-生態-教育-文化的現代化，又保持鮮活的民族風格，中華氣派；既有統一一律，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又有個人的心情舒暢；既追求嚴格科學的大機器生產和智能化、信息化，又有元科學和基礎科學研究的高度發達。

　　如此的理論-思想-行動和相應的社會建構，就把馬克思的‘自然化人與人化自然’，自然與歷史的有機統一，提升為歷史與存在的自覺，就在必然王國律動之下，在西方文明主導和控制下的近代文明與世界展開軌跡上，創造出了超越西方文明，超越資本主義，超越完全的技術產業手段性約束，而為超現代化的未來，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古往今來，甚或古今中外，經濟上的大難題，集中表現在平衡、協調和處理若干組重大的關系之上，這些根本性的關系關乎國計民生，關乎江山社稷，關乎關于全局和長遠。這些經濟問題大體上可以概括如下：1）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比例關系是否合理以及各自勞動生產率提高賴以發生的資源投入和資本積累效益和良好的比例關系；2）面包黃油和飛機大炮——經濟與國防的比例關系是否合理；3）社會整體經濟運行究竟是處于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狀態之下，擴大在生產的文明價值取向是否令人向往；4）社會經濟整個體系，其中包括財政收入，究竟是采取開源節流，還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獲得的；5）究竟是憑借自主經營，依賴內循環為主，而非對外征服與擴張，還是相反地依賴霸道、霸政、霸權和霸盤生意，才得以維系國家或帝國的存在與循環；6）制作成本、交易成本同社會成本、制度成本、文化成本，也就是文明成本各自是如何分攤和得到補償的，社會經濟循環流轉是否合乎理性的公平正義（公道）法則，經濟瓶頸和短板，以及社會冗員-冗務和失業以及短缺或者匱乏能否盡快得到清除。

　　近代中國所遭受的百年恥辱，在很大程度上激發起了中國強烈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超級熱情，甚至出現了狹隘的民粹主義和其他種的國家與國民之不良情緒和意識。中國主流精英里的一個共同和強有力的思想意識和思想境界，并不是在完成民族獨立和國家解放，亦即在同西方列強抗爭而獲得共和國政權之后，如何避免重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老路，避免其他民族和國家遭受我們中國曾經遭受的歷史苦難與不幸，而是似乎廣泛地接受了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如此說來，也就是不具有國際主義精神與情懷，而頗有些日本脫亞入歐，由中學到蘭學，由落后挨打到領先打人的強烈意愿。

　　建國伊始，面對朝鮮戰爭爆發，面對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直接阻撓中國解放臺灣，和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請求入朝作戰，尤其是在我抗日戰爭時期，朝鮮人民以大約十萬人之眾，直接參加我國抗戰的歷史猶在眼前，卻表面上看，因懼怕美帝國的強大力量，擔心打不過而造成政權不穩，而實質上卻是一種鄰居遭殃與我何干的民族主義境界作祟，而尋找各種借口不愿意出兵朝鮮，拒絕抗美援朝作戰，林彪是典型，但確實是代表了一大批相同意識的人們。

　　而從抗美援朝到抗法抗美援越，從中巴友誼，中阿友誼到援建坦桑尼亞和贊比亞鐵路，發展中非友誼，中國與第三世界與人民的友好往來，和無私的無政治附加條件的援助，這樣的主旨和基調始終不變。如同毛澤東制定的優待俘虜政策，改造戰犯政策，化消極力量為積極力量，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與斗爭，往往是在我們自己依然困難重重，急需外援和外國幫助，自身儲蓄和積累嚴重不足，本身依舊十分困乏的情況下，克服重重困難，歷經千難萬險地支持世界各國人民的正義事業。

　　由上述的一系列的重大的比例關系來看，說到底是協調內外核心與非核心經濟，長遠與局部的利害關系，而其最高境界，顯然不是在自私自利，各自為戰，九龍治水，各自的產權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小院高強的籬笆成本、交易成本、社會成本、制度成本、文明成本奇高無比，而單純地憑借市場價格，影子價格和自由到徹底無序，甚至殘酷無情的競爭，借以實現所謂的帕累托改進和帕累托最優能夠辦得到的。而是要能對內建構和形成一種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有機體機能和運營機制與氛圍，依靠和憑借人民當家作主的主人公身份與姿態，和國家動員的大協作之最高最大生產力及其開發與應用，從而做到如身使臂，如臂運掌，如掌使指，以實現毛澤東戰爭年代那樣聚沙成繩，撒豆成兵，萬眾一心，眾志成城這樣的最高有機理性態勢，和猶如神經營一般的戰略統籌經濟，從而最大化地收取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聚合區域（城市經濟），并與此同時，克服一切摩擦和阻力，最小化社會成本、交易成本，借以收獲最高境界的協同經濟和激光態的超發激勵效應。

　　在此基礎上，有鑒于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尚不可能出現共產主義時期的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物質產品與財富尚未極大豐富，從而不可能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而且無論是資源、人力與財富，尚做不到自覺自愿地各盡所能，因此，只能是以商品貨幣形式間接地實現資源配置和價值生產與實現，也就是要靠價值規律來調節社會經濟，借以實現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因此，就必須在上述的對內對外的最高政治經濟學理法則基礎之上，在資源配置和技術物質生產和經營管理上，把勞動人民的自主管理和主人公式管理，同企業化、專業化、分工/分職/分責的責權利大統籌的企業生產和經營銷售有機地結合起來，但方向卻不是強化雇用勞動和深化商品貨幣經濟關系，而是利用其經濟機制與機能，限制甚至剔除其資本強勢邏輯和剝削與壓迫關系。

　　毛澤東時代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開創了以時代英雄、生產能手、敬業模范、群眾領袖等為代表的企業家、創業家、創新家的歷史新時代。這遠比西方經濟學體系里和現實社會運營中的以自私自利的理性經濟人為典型人物，以邊際主義調節手段為均衡準則的所謂市場經濟和產權制度，及其經營效率、公平保障要高級得多、合理得多。

　　五、打破近代化/現代化科學實證系下的牛頓世界的簡單時空定位謬誤，誤把抽象當具體謬誤：一分為二，實事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切從實際出發

　　近代世界以來，伴隨著西方文明的崛起，整個世界從方法論、哲學體系上說，是起源于笛卡爾主義的認識論哲學轉型，和主體凸現性的。笛卡爾、馬基雅維里和霍布斯等所開啟的西方近代哲學從本體論轉向認識論，從理想國轉向現實主義的政治哲學，在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科學體系與建構結構上，從科學系統看以牛頓天體力學為最高典型代表。而這個經典力學體系，在近代化、現代化的具體實踐中，引致出了懷特海所發現的兩大認知謬誤：簡單位置確定謬誤和誤把抽象當具體謬誤。盡管愛因斯坦的狹義和廣義相對論，至少從理論體系上糾正和打破了這兩大錯誤神話，達爾文進化論，也提供了大自然和一切都處于不斷演進的歷史進程之中的科學機理和根據，但上述那種孤立的靜止的片面的認知與方法論甚至世界觀問題，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毛澤東哲學，毛澤東軍事辯證法，毛澤東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毛澤東制定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毛澤東創建的軍隊、政黨與國家，幾乎可以說，從本質上拒絕了上述近代社會那種僵化教條的思想方式，而且由于其始終堅持一分為二原則，恪守事實求是法則，在對待一切事物和工作中，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任何的公理、公設、定理、規律等抽象的東西出發，就真正形成和建構了一種對應于復雜系統科學認知的思想路線和認知體系與法則，特別是其相應的社會文化氛圍、制度規范和人文理念，這就從根本上打破了西方學術和思想禁錮，為人類和世界真正地科學理性并富有哲學意蘊的思維開辟了通道。

　　毛澤東的這一真正科學、系統、完備的思想主張、理論訴求、實踐價值取向，和政治審美與倫理原則-原理-法則，是對人類、世界最重大的貢獻，是顛覆西方近代化、現代化的一個強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綱領與行動指南。

　　眾所周知，近代西方的精神與靈魂歸宿是啟蒙運動、啟蒙運生和啟蒙導化的結果。啟蒙的原本思想和精神抗爭，是試圖從神權與神本主義、教本主義、君本主義的封建-宗教一統模式中，從黑暗的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打擊迫害異端，禁錮人們精神的西方桎梏下解放出來，也是試圖在學理和智慧上，從形而上學的一元與永恒獨斷論教條，和宗教教神-教皇-僧侶權威和外在強制之下，從人為草芥，人不自主的自我矮化和自我感受奴役的精神狀態中解放出來，憑借和依仗理性，遵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靠理性思辨和人類自己的心智，來自主抉擇，在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的全面審視和批判基礎之上，來建構和推行人類的智識和推斷，以便指導和駕馭人類自己的歷史與事物。

　　然而，啟蒙運動在近代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卻一步步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之上，那就是憑借意識形態主導，靠一些最為抽象的最為簡單的獨斷論、教條化的法則/原則統一思想意識甚至靈魂，借助于那種簡單化的、單一性的粗陋的世界觀、意識形態、新理教、新學派、新概念體系，來概念化社會現實與歷史，甚至于去套現和指導實際。極而端之，又走上了科學至上，科學實證主義，邏輯實證主義，邏輯原子主義，物理一元機械論和徹底還原論，結果是造成了價值取消，激情泯滅，倫理不再，道德無能，以至于人類的知識與能力殘破不全，人卻反倒變成了機器人和碎片人，也就是“對越來越少的東西，知道得越來越多”。

　　從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實證主義，歸納優先，最后走向工具理性，科學主義，意識形態至上，簡單化乃至獨斷論推演，唯理論化、純抽象化，就自然而然地脫離實際，虛無歷史，遠離現實和不切實際，完全地依靠技術產業單擊獨打，唯規模經濟和簡單化效率至上，甚至走向文化相對主義，道德情感主義，價值無涉，道德無關。這樣的歷史結局恐怕是啟蒙運動的思想巨人，哲學革命的發端者們所始料不及的。

　　這樣的一種近/現代化和現代性的歷程，是西方化、西方文明主導的世界與人類所面對的巨大的難題。西方文明試圖靠結構主義、系統與復雜科學、解構主義，和憑借后現代化的一系列的哲學、方法論乃至世界觀科學，宗教與藝術和美學的復興，五花八門的多元文化和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等等，來或者對其糾偏，或者意圖實現轉軌，或者開啟歷史新時期的轉向，但都基本上一時興起，各領風騷沒幾天，根本無法破解上述這個難題。

　　毛澤東方式則從一開始就與此不同。從井岡山到延安，從西柏坡到北京，從革命戰爭到共和國建設，從十七年社會主義建設伊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經一化三改轉變到社會主義，在初級工業化和躍進現代化的過程中，又相繼展開了文化、教育、價值以至于政治和經濟管理的繼續革命，嘗試巴黎公社永恒原則在東方中國的創造性實現，和嘗試逆轉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過程中出現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悲劇發生。而這一整個的社會歷史過程，都是依賴上述的思想原則，思想路線和精神法則的。

　　這一思想原則和社會倫理政治與文化創造，極大地突破了西方文明近代化、現代化過程的工具理性陷阱和歷史性世界大難題困境。盡管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和創造，被急功近利的溫飽、小康和單純地造富運動所一時打斷，但歷史的辯證法，科學的辯證法，人類文明道路的辯證法就是這樣的無情，在守著糞坑拍蒼蠅的私有化、市場化和漸進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無論鐵腕還是金剛腕，都只能是前腐后繼，門戶私計（陳亮近千年前就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了），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永遠只能是私者一時而六朝流水之無窮的演進，無論是唐太宗的《貞觀政要》的苦口婆心，具體到勸誡臣子毋要“割大腿肉來飽腹”，以致于貪贓枉法而遭致命喪黃泉，還是朱元璋的可謂是雷霆震怒，活剝貪官的皮制成椅墊讓繼位的兒子坐在上面辦公，這統統都是無濟于事的。馬克思的利潤率誘惑到足以讓資本家們膽大妄為，鋌而走險，當利誘擴大到一定程度，資本家可以把絞死自己的繩索賣給他人和不惜踐踏一切法律來獲利，這些對一般資本規律的描述，對任何市場經濟，無論是普世還是特色下的，只要依賴雇用勞動和資本主導資源配置式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市場經濟，就無例外地同樣必定也是適用的。規律和邏輯由本質屬性決定，其自然就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六、立場、觀點、方法大統合：四面受敵，十面埋伏，同底線思維、高能啟發、最佳爭取自洽耦合

　　古往今來，甚至于古今中外，辦事之人與傳教之人，大多總是兩張皮，真實的理論與實踐，學問與功業，政治與經濟，學理與治生，縱論與踐履這些對立的方面，以及對此兩分法及其它具體做法的認知與解讀，遍觀整個世界，真可謂是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幾乎可以說是一人一把號，各說各的調；又可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億、十億、百億個讀者，就有一億、十億、百億的哈姆雷特。這等整個地五花八門，林林總總，各遂其政，各秉其道，各譴自己的是非對錯，何以能形成社會凝聚力和社會整合呢？

　　不過，大略說來，就大體與大選擇及其機制來說，中國最早地步上了大一統之路。這不單是就政治格局而言，即令就經濟、文化、兵革和社會而言，也多半如此。中國雖然也不斷地上演著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輪回反轉大戲，更在‘唐宋之變’后，加速工業革命和商品貨幣市場的演化，以至于走到了近代史，終于又陷入到了一盤散沙的巢穴，甚至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和羸弱不堪的境地。反之，西方文明卻似乎歷經古希臘之城邦政治-經濟-文化，經過中世紀歐洲身份認證的表象精神之集中統一，而實則卻是封地/封君統治之百衲衣狀的分裂格局，到了近代王國/王權-國族大潮一起，民族國家大一統政體與政制，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互涵納和整合，形成了歐洲近代史上的戰國七雄和西方列強，反而與中國近代的一盤散沙大相徑庭，出現了多位歐洲列強版的中國秦始皇。早在公元前221年中國率先完成的統一貨幣、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道路與車輛的大一統市場經濟的秦始皇模式，在歐洲和北美開花結果。

　　當然，西方政治、軍事、經濟的大一統，大體上是依賴于其行政與管理實現的，至多只能說是制度、程序和法律規范性的統一，其思想理念與學術上，則始終找不到內在統一的平衡點和禮樂契合支撐。當然，從根本的學理上說，古代中國的諸子百家，各種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版本，也是互相打架，彼此沖突的。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不過是最為明顯的相互對立的兩種思想體系。大漢初期的黃老之學，同董仲舒開出來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甚至就是儒分為八，墨離為三，都顯示出即使是其一家之內，也是學派宗繼各異，各執一端的。

　　近代化、現代化的思想基礎和文化基礎是個性化、多樣化的，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所謂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由于去宗教化又沒有新的心靈上的替代建構，自然造成了靈魂之空位和缺失，由于懷疑主義的極端化，和反形而上學的走火入魔，以及更為重要的馬克思揭示所出來的商品-貨幣-資本三級拜物教作祟，終于使得西方文明主導的近代化、現代化走上了虛無主義、相對主義道路之上。

　　這種由認知路線、思想方法、哲學革命，和其同現實商業社會的交互作用與實質耦合，就帶來了近代化、現代化本身，包括其過程中的方法論矛盾焦慮和思想與心靈的無處安放，和由此而喪失家園的深度不安這種種的悖論、困境甚至無解狀態。而毛澤東范式，毛澤東規則與體系，概括說來，就是要依靠立場、觀點、方法的一致與統一，同時采取‘四面受敵’，‘十面埋伏’的系統化認知，全局與局部不斷地相合加統籌，進而上升到主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在內外因應和主觀與客觀，事物本體和外延條件的動態相合中，找到了方法論上的平衡與有機協調可能。

　　而由于立場確定的真理緯度、價值取向、審美觀照，在提供從觀點與方法統合過程中的方向把握和靈魂操守的牢不可破，在人民立場——絕大多數人的立場，勞動人民長遠的物質利益和精神文化立場，在人民當家做主的黨、國家與人民的根本利害一致性，中國人民的解放與世界人民的未來解放與發展的一致性基礎上，帶來了人民意志和國家意志的統一，形成了底線思維基礎上的高能激發和最佳爭取之最大理性統合和達到現實目的的可能。

　　這種認知路線、思想方法、方法論原則，同社會、國家與國際社會的毛澤東式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的大整合、大動員、大創造，是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又一個對人類和世界的偉大貢獻。如果說馬克思在人類資本主義的灰暗世界里，點亮了人類通向光明的理論火把，列寧把馬克思的火炬，變成了漫漫長夜和漆黑大海航行中的燈塔，那么毛澤東時代集成方式與方法上，制度和文化上，物質和精神上，就是將火把（火炬）和燈塔變成了白晝和黑夜的太陽與北斗。人類與世界，因為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而獲得了若牛頓、達爾文和愛因斯坦一樣的科學與真理的指路明燈。而他們的革命家、思想家的身分與作為，更以其所奉行的不言之教所必然帶來的大化流布，其結果自然遠遠超出了這些單純的科學巨匠們的認知啟示和真理光芒所產生作用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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