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屈原的文學成就，無論是宋代理學家朱熹，新文化革命的旗手魯迅先生，還是詩人革命家毛主席，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然而，他們在讀屈原、評屈原、“用”屈原方面，卻有著天壤之別。

　　禪宗提出了認識論的三重境界：

　　參禪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禪有悟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禪中徹悟，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這對應了唯物辯證法所指出的認識事物的規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而朱熹、魯迅先生、毛主席對屈原的評價恰好又與這里的“三重境界”是吻合的。

　　朱熹在《楚辭集注·序》中評價屈原：

　　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于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于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于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

　　朱熹認為屈原志行“過于中庸而不可以為法”，意思是說屈原過于追求完美主義，有精神潔癖，因而“不可以為法”，但屈原“忠君愛國”；認為屈原的作品“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發”——“數責懷王，怨惡椒蘭，愁思苦神”，換成今天的話就是過于“憤青”，但朱熹體諒屈原之忠，“怨懟激發”之詞也是因為過于強烈的忠心導致的，反而有更強烈的感染力，“皆生于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能“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更能夠啟發世人覺悟，感發其天性之善。

　　可見，朱熹肯定屈原，主要肯定的是屈原的“忠君愛國”，但對于他的“精神潔癖”和“怨懟激發”，朱熹是不滿的。

　　魯迅先生在1907年所作的《摩羅詩力說》一文中，稱贊屈原的作品“懟世俗之渾濁，頌己身之修能，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與之同時又批評屈原“然中亦多芳菲凄惻之音，而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后世，為力非強”。

　　魯迅先生認為，屈原作品雖能“懟世俗之渾濁”，卻始終缺乏“反抗挑戰”的精神。

　　后來魯迅先生又多次表達過類似批評。例如1932年，魯迅先生在《言論自由的界限》一文中寫道：“焦大的罵，并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1935年，魯迅先生又在《從幫忙到扯淡》一文中寫道：“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

　　不過，魯迅先生終其一生仍舊高度肯定屈原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輝煌成就，他的自題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便是化用了《離騷》中的“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他的《彷徨》扉頁就引用了《離騷》的詩句作為題辭：“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從幫忙到扯淡》一文中他曾說：“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為什么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可見，魯迅先生評價屈原的視角和立場，與朱熹恰恰相反。朱熹肯定屈原“忠君愛國”，魯迅先生則批評屈原沒有反抗精神，“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還拿賈府的焦大與屈原作比。

　　對于屈原的文學成就，作為詩人的毛主席當然是無比景仰和“惺惺相惜”的。早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毛主席就在自己的筆記《講堂錄》中，用工整的小楷抄錄了《離騷》、《九歌》全文；他的詩詞更是直接受了《楚辭》的影響，接承《楚辭》浪漫、奔放、瑰麗的藝術特點并發展之。

　　毛主席還數次把屈原推薦給全世界。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舉行世界和平大會，毛主席指示向大會贈送一幅屈原畫像；1954年，毛主席會見印度總理尼赫魯，談話中引用了屈原《九歌》里“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的詩句，并向他介紹了屈原的生平；1972年贈送給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禮物中便有一部裝幀精美的《楚辭集注》。

　　但是，毛主席評價屈原的視角又與朱熹和魯迅先生截然不同。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因為開除了‘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

　　1960年，毛主席對身邊的同志說，屈原不做官了，下到民間，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產生象《離騷》這樣的偉大作品。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毛主席非常贊同司馬遷關于圣賢發憤之作的觀點，與之同時，他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闡釋了屈原為什么能創作出那樣偉大的作品——正是因為屈原不做官了，下到民間，接觸到了勞動人民、接近了社會生活。同時，毛主席也是通過屈原警示領導干部不能脫離人民群眾。

　　正因為這樣，毛主席看到屈原作品的人民性，他指出：“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屬于浪漫主義流派，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賈誼、枚乘略遜一籌，然亦甚有可喜之處。”(1959年8月《關于枚乘七發》的批語)

　　毛主席還認識到屈原作品的科學性。1964年8月，毛主席同幾位哲學家談話時，從唐代劉禹錫《天論》回溯到屈原的《天問》的時候說：“到現在還沒有對《天問》解釋清楚，《天問》了不起！幾千年以前，提出各種問題，關于宇宙，關于自然，關于歷史。”

　　因此，毛主席多次號召領導干部要學習屈原不肯向污泥濁水屈服的寶貴品格。

　　1958年3月成都會議，毛主席在提倡干部要講真話時，說屈原是敢講真話的人，敢為原則而斗爭，雖然不得志。在審閱《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時加了一段話，提到“屈原的批判君惡”有人民性的一面。

　　1961年秋,毛主席為屈原賦詩一首《七絕·屈原》：“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毛主席高度贊揚屈原的作品是刺向黑暗、刺向腐敗分子的鋒利“刀子”，可惜被楚懷王這樣愚蠢的人棄之不用。

　　屈原的確是“忠君愛國”，千百年來以朱熹為代表的統治階級的文化精英們就是這樣樹立屈原形象的，這也正是令魯迅先生深惡痛絕的地方。

　　但屈原身上有絕不僅僅是“忠君愛國”，更有“憂國憂民”之情——當然，這個“民”沒必要刻意拔高，我們沒必要更不應該拿今天的“民主”思想去要求兩千多年前的古人，魯迅先生多少有點苛責屈原了。

　　在屈原所處的時代，在那樣的黑暗社會里，一個有才華、有抱負的人心不甘、情不愿，只能拿起筆，作刀槍，把自己的心聲、把心中的悲憤、把美好的愿望寫成詩來表達自己的情感，來與統治者抗爭。

　　毛主席肯定的正是屈原憂國憂民、堅貞不屈的品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正是這樣的品格與精神，感召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人民的福祉去拋頭顱、灑熱血，使中華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延綿不絕。

　　今天，皇帝早就沒有了，沒有人值得我們跪；如果說世界上還有“上帝”，那么這個“上帝”也只能是億萬勞動人民。從這個意義上講，屈原身上的品格與精神有了新的生命力。

　　不過，朱熹、魯迅、毛主席，雖是相隔千年的人物，他們所代表的不同立場的人物，卻又折疊到現今的同一時空……這是另一個更具現實意義的問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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