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歷來重視反對官僚主義，把官僚主義作為黨的死敵、人民群眾的死敵。在毛主席的晚年，更是從官僚主義中發現了黨變修、國變色的危險性，發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性。由反對官僚主義到反對修正主義，是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在認識上的一個飛躍。

　　毛主席曾引用一首《詠泥神》詩來給官僚主義者畫過像。他說，除了三餐不食這一點不像外，官僚主義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個神像：一聲不響，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官不正，六親無靠，七竅不通，八面威風，久坐不動，十分無用。大家看一看，毛主席的比喻是不是很形象呢。

　　官僚主義就其對待群眾的態度和作風來說，實際上是一種專制主義、命令主義的表現，在毛主席看來，官僚主義是一種“反人民的作風”。他說，官僚主義作風，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他一再告誡全黨：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官僚主義為害甚大，甚至關系到紅色政權的存亡。在官僚主義下，干部以官老爺自居，而把人民群眾置于供其任意驅使的奴仆地位。如若聽任這種反人民的作風滋生和蔓延，勢必損害和破壞人民民主，如果嚴重甚至會使人民政權名存實亡。

　　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之所以始終警惕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作風的滋長，堅持不懈地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就是基于反腐蝕，防止人民政權蛻變的需要。毛主席對官僚主義作風極為警惕和痛恨，他說：“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他還說：“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可見，毛主席是官僚主義的死敵，反對官僚主義絕不手軟。從本質上講，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是與捍衛人民主權、捍衛社會主義制度完全一致的。

　　毛主席對于官僚主義有著清醒認識，那就是中國具有兩千多年封建專制的歷史，沒有經歷過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缺乏民主思想的熏陶，而“官國”的傳統卻十分深厚，只有徹底同“官國”傳統決裂，才有可能真正地破除官僚主義。

　　因而，在毛主席看來，要防止和根治官僚主義，根本的辦法在于擴大民主，即著名的“窯洞對”所主張的：“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為了探索人民民主新路，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毛主席更是指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力問題理解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而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在他看來，這種權利是至關重要的，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和重要保證。他說：“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正在這一思想指引下，產生了以“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為重要內容的“鞍鋼憲法”。這項人民群眾首創的重大革新，對于發揮人民民主、破除官僚主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毛主席為之喜出外望，并冠以“憲法”的大名。

　　在毛主席的一生中，反對官僚主義也經歷過一些曲折，但毛主席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心從未動搖，并在晚年將反對官僚主義提升到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高度，實現了理論認識上的飛躍。

　　這就不能不提到，在新中國的發展史上，曾經歷大躍進這樣重大的挫折，而大躍進中出現的“浮夸風”、“共產風”等種種亂象，無不與官僚主義作風緊密相關。時至今日，我們不得不承認，大躍進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個污點，雖然大躍進的確是毛主席發動的，但他也是黨內高層中較早發現其中的問題，并努力進行糾正的。

　　從目前看到的材料，可以判斷毛澤東是中央領導層中第一個站出來，就“大躍進”運動的錯誤進行自我責備和明確承擔責任的人。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稿中，毛澤東就作了自我批評，并就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承擔了責任。3月5日第二次鄭州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再次提起：“這個責任我們得擔負起來。原先這個稿子說了，我本人就是沒搞清楚，有責任。”此后，他不斷地講：“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李富春、王鶴壽有點責任，農業部、譚震林有責任，第一個責任是我。”據《毛澤東年譜（1949—1976）》記載，僅在1962年以前，毛澤東主動提出要承擔責任將近十次，有的是在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的，有的是在中央部委和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的，有的是在七千多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的。可見毛主席態度不可謂不坦誠，自我批評不可謂不嚴厲，糾正錯誤的決心不可謂不堅決。

　　認真汲取教訓是改正錯誤的前提。在中央領導層中，毛澤東談論“大躍進”教訓最多、持續時間最長。他希望：這些教訓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永遠不要忘記，想想那幾年鬧了多少笑話。直到1970年，他還感慨：“管經濟很不容易。我們早先不會搞。少不要緊，但搞得太急了，會吃虧的。能辦的就辦，辦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講老實話，說實在辦不到，將來有希望。”

　　對大躍進中官僚主義作風泛濫的根源，毛主席看得十分清楚：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我們老是要數字，種了多少，產了多少，天天統計，天天上報，橫直就是那樣，你瞎指揮，我就亂報，結果就浮夸起來了，一點也不實在。上面為什么要壓下面呢？毛澤東認為，從領導作風看，這緣自脫離實際的瞎指揮。他說：大家做官了，不做調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報告。高征購、瞎指揮，教育了我們。

　　為克服主觀武斷的“瞎指揮”，毛澤東從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的角度提倡“調查研究”“多謀善斷”“留有余地”“勿務虛名而招實禍”等等，甚至搬出歷史上海瑞直言進諫、郭嘉多謀善斷、劉邦肯于納諫、項羽獨斷專行等各種各樣的故事，來提醒各級領導干部，必須以史為鑒。有意思的是，他還多次提到要學美國的實際精神和科學精神，說“大躍進”的教訓是“搞了俄國的革命熱情，沒有搞美國的實際精神”；在與自然界作斗爭方面，美國也是我們的先生，經濟建設也是科學。可見，毛主席絕不以人劃線，空談“政治正確”，而是提倡實事求是、科學精神，客觀研究分析問題，進行有益的學習借鑒，避免犯官僚主義的主觀錯誤。

　　毛澤東一生成功地做了許多大事、難事，但“大躍進”運動的確是他做的一件大的錯事。對這件事，他先是不諉過，接著是采取了一系列亡羊補牢的舉措，然后不厭其煩地談論、總結和反思，著實把“大躍進”運動這口教訓之井挖得很深很深。這突出反映了他不貳過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也說明了他以身作則，帶頭克服官僚主義，絕不搞邀功諉過、粉飾太平的虛假一套。

　　回到今天，新冠疫情已歷三年，國家不堪其負，人民不堪其苦，黨和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人民群眾也作出的巨大犧牲。回顧三年來的抗疫歷程，我們取得了一定成績，其間的曲折也是顯而易見的。新冠疫情基本上是一種天災，應對得當，就能人定勝天；舉止失措，就有可能由天災牽延至人禍，歷史上大躍進餓死人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前文已經提到，造成大躍進災難的罪魁禍首、主要原因就是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

　　這種官僚主義作風在我們今天的防疫工作中是否仍然存在呢？只要不是眼瞎心也瞎的人，都能深刻感覺到官僚主義的陰影始終伴隨防疫整個過程，從疫情之初的“李文亮事件”，到不久前政府公告的個位數新冠死亡人數；從清零封控時期的層層加碼、一刀切、不顧民生，到以“優化”名義突然全面放開，信息不明、準備不足、交待不清，這些難道不與官僚主義作風密切相關嗎？從清零封控時期層層加碼的亂作為，到全面放開時期消極不作為，不正是官僚主義作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仍然在變相延續的表現嗎？因此，我們不難發現，防疫中出現的種種亂象，根源還在于官僚主義，只有克服和戰勝官僚主義，才能真正獲取抗疫斗爭最后的勝利。

　　因此，如果真正擁護毛主席、學習毛澤東思想，就應主動認識和糾正官僚主義錯誤，把黨的自我革命的精神落到實處，以此次疫情為契機，掀起一場反對官僚主義、發揚人民民主的運動，把反對官僚主義作風作為推行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這樣才能真正保證黨的健康穩定發展。

　　對于真正擁護毛主席的人們來講，就是要學習毛主席的立場觀點，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一邊，而不是站在官僚主義者一邊，從浮躁飄虛的情緒中走出來，克服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觀念和各種陰謀論的誤導，用馬列毛主義原理，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清科學和政治的界線，真心實意地幫助黨克服和戰勝官僚主義，爭取人民群眾最大利益，而不是一邊打著擁護毛主席的旗號，一邊對毛主席最痛恨的官僚主義視而不見，甚至縱容掩護，而對人民群眾的疾苦也是漠不關心，一味搞“高大上”的正能量那一套。這樣做，不是擁護毛主席，而是背叛毛主席。

　　古人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毛主席當年堅決反對官僚主義的史實，無疑對于我們認清今天的現實、指導今天的行為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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