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根據湖北省紀委監委網站消息，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前主教練李鐵涉嫌嚴重違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國家體育總局紀檢監察組和湖北省監委監察調查。

　　目前，李鐵共關聯9家企業，其中6家為存續狀態，包括廣州仕伯特體育發展有限公司、沈陽李鐵足球俱樂部有限公司、廣州仕伯特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為廣州仕伯特體育設備有限公司）等，均與體育相關。

　　李鐵在上述6家企業中均持有股份，同時在沈陽李鐵足球俱樂部有限公司、遼寧李鐵體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擔任執行董事，在沈陽天意體育文化咨詢服務有限公司擔任監事。

　　在目前李鐵名下的公司中，沈陽天意體育文化咨詢服務有限公司是最新成立的關聯公司，于去年12月成立——彼時李鐵剛卸任國足主教練不久，李鐵在該公司持股比例高達90%。

　　簡單回顧李鐵的商業生涯：

　　2012年5月至2015年6月，李鐵任職廣州恒大教練，輔佐里皮，2015年5月，廣州仕伯特體育發展有限公司（下稱“仕伯特”）成立，李鐵持股36%。

　　根據仕伯特官網，仕伯特開創了幼兒足球教育的先河，填補了國內幼兒足球行業的空白，李鐵是仕伯特李鐵幼兒足球教育的創始人。官網顯示，李鐵幼兒足球教育目前已覆蓋全國15個省67個城市，累計覆蓋幼兒園1028所，足球學員超10萬名。

　　2015年8月，李鐵擔任河北華夏幸福足球隊主教練。次月，由華夏幸福開發的房地產項目沈陽孔雀城“英國宮”召開新品發布會，受邀出現在發布會上的李鐵成為“英國宮”首位業主；2017年5月，李鐵最重視的業務板塊——位于沈陽的李鐵8號足球公園開業——值得注意的是，足球公園的開發商也是沈陽孔雀城。

　　李鐵8號足球公園的合作品牌中，除去沈陽孔雀城、健力寶與李寧，還有愛高這一足球器材品牌。

　　2014年，李鐵擔任國足助教時，向主帥佩蘭介紹了愛高的產品，產品品質得到佩蘭認可；2015年，李鐵出任愛高形象代言人與全球技術總監；2016年10月，李鐵擔任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中方助理教練；2017年3月，李鐵擔任愛高股東；2017年8月，愛高成為國足器材服務商；直到2020年6月，李鐵才退出愛高股東之列。

　　李鐵此番被確定涉嫌違紀違法，并不一定是國家隊時期事務。

　　李鐵在國內總共輔佐過三家民營企業投資足球：許家印的恒大集團，王文學的華夏幸福集團，閻志的卓爾集團，無一例外全部是地產企業。

　　且目前在國內地產降溫的大背景下，這三家房企旗下的足球俱樂部都在生死存亡之際，于中超末流徘徊。

　　而由于本次事端由湖北省方面主辦，個人預測武漢卓爾集團應該跑不脫……這樣的幽幽魅景，竟然時隔十三年再一次出現……

　　近十三年前，同樣的一位足壇重要人士失去動向、人跡無尋——南勇，前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

　　2010年1月15日，南勇，正式被沈陽公安機關“8.25”專案組依法傳訊，從此再未于公共場合露過面。

　　七天后，國家體育總局水上運動管理中心主任韋迪，進駐中國足協，接過了南勇留下的一地雞毛，擎起了新的令箭。

　　是雞毛還是令箭？這已經不重要。

　　重要的是十三年后的今天，回望那場震動中國的足壇官場地震，我們還會不會想起那個冬天發生的故事，以及太多之于南勇、之于中國足球官場的思考。

　　又是冷風凜凜，又嘆想起那人。

　　1

　　2010年初的重拳出擊，發生在1月15日的上午，輿情曝光在20日，真相大白于21日：沈陽有關部門證實南勇被依法傳訊。

　　一天后，體育總局閃電免去了南勇在足球運動管理中心的一切職務，水管中心主任韋迪空降足協。

　　在南勇“失蹤”的5天里，足協多數官員其實已料到他遭遇不測，只是南勇這個名字過于敏感，且在那之前長達十年的時間里，他所涉及的黑事、項目、資金、人脈，也都太過巨大。

　　所以，在沒有正式的渠道證實之前，誰也沒有勇氣捅破那層窗戶紙。

　　所有人那時都在猜測，南勇究竟是什么時候被依法傳訊的？媒體、球迷、非體育媒體的記者、非足球迷的看客，都在熱議和討論。

　　我所知的一些跡象，也許能夠還原當時的情景。

　　1月14日上午，也就是南勇落馬的前一天，中國足協的幾名中層干部還在和南勇開會。

　　南主席當時沒有絲毫異動的跡象，他給大家布置了工作，要求必須在近期內完成，因為2010年的各項事務在春節后就要正式啟動。

　　隨后，聯賽部主任馬成全又被南勇和楊一民叫去開會，三人一直在研究2010賽季聯賽的籌備。在南勇被依法傳訊之前，馬成全是和他接觸最多的人。

　　就在14日下午，馬成全還要飛赴廣州參加亞運會足球賽事的相關會議，他是足協派出的主管領導，時間異常緊迫。

　　亞運會足球賽事的工作十分重要，這是繼失敗透頂的北京奧運會之后，中國足球在本土挽回顏面的機會。因此南勇和楊一民并沒有來得及將所有的工作都和馬成全協商好，馬主任就匆忙趕赴首都國際機場，飛去羊城。

　　14日晚上，南勇似乎還沒有問題，因為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和他有過電話交流，依然沒有發生意外的跡象。

　　但是15日的上午，幾件緊急的文件需要南勇和楊一民簽字，但是他們的辦公室空空如也，打手機不是無法接通就是關機。于是足協不少人開始陷入狐疑，包括聯賽部、技術部在內的官員。

　　有足協知情官員曾表示，“這是極不正常的”，因為南楊二人通常連休息時間都是24小時開機，不可能在正常上班時間關機。即使是到總局開會，他們也是把手機開到靜音，不可能關機。

　　15日下午，找南勇等人簽發文件的足協官員依然無法聯系上他們，直到15日晚上都是這種情況。之后1月16日、17日是周末休息日，很多和南勇聯系的人得到的結果仍然是“您所撥打的用戶已關機”。

　　沒有任何異議，南勇出事了。

　　1月18日周一清晨，北京的天很藍，但是中國足協卻被籠罩在陰云之中。一些足協官員和工作人員上班后開始議論：中國足球要出大事了！

　　1月18日傍晚，地方足協負責女足工作的相關人員到足協串門，他們要參加1月19日的中國足協召開的女足工作研討會。

　　然而和一個月前突然取消足代會一樣，他們得到消息：1月19日的女足工作研討會，無理由地臨時取消。

　　南勇和楊一民已經“失蹤”，那么女子部主任張健強其實也是可以主持會議的——但是張健強竟然也“人間蒸發”了。

　　1月19日，在中國足協組織召開的亞冠會議上，南勇、楊一民繼續缺席，無人知道他們的去向——但是已經不用再猜測了，南勇“進去了”，中國足球即將迎來一場地震。

　　1月20日，南勇等人“失蹤”的消息被各個媒體曝光，我印象無錯的話，第一個爆出來的應該正是我們的馬德興老師——十年前，他還不是中國足協的上書房大人。

　　此后，沈陽公安部門迅速向新華社等媒體證實了南勇被依法傳訊的消息，一場當量超出中國足壇以往所有負面新聞總和的地震爆發。

　　1月22日，國家體育總局罕見地迅速行動：免掉南勇在足球運動管理中心的主任和黨委書記職務，調離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在短短的一周之內，在公安機關還沒有出具結果的情況下，總局如此高調且迅疾地處理南勇事宜，意味著已獲悉的南勇的問題絕對小不了。

　　一位曾經是好丈夫、好父親、好干部的三好男人，就此隕落。

　　2

　　南勇被刑拘之后，他的心理狀態我無從知曉。但悲憫的是，他的落馬，瞬間讓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破碎。

　　破碎的不是婚姻和親情本身，更是一個家庭的完整和那種原本人人羨慕的歡樂。

　　在人類的悲劇史上，沒有什么能夠超越家庭的悲劇，這樣的悲劇足以摧毀任何一個堅強之人的神經。所以，這個世界上幾乎從來沒有什么靈丹妙藥，能夠讓家庭的悲劇破涕為笑。

　　當南勇在2010年1月15日被公安機關依法傳訊之后，南勇的夫人就開始在體育總局和檢察院之間奔波，她想知道，自己的丈夫究竟犯了什么事，能不能盡快看到曾經朝夕相處的南勇。

　　站在一個女人的角度，她的想法極為單純，僅僅是從一個妻子的思維行事。她不想讓家庭破碎，更不想讓自己那時正在上高三的兒子，在還沒有走上社會的時候就承受足以讓人坍塌的打擊。

　　南夫人一夜之間嘗盡人世滄桑。當公安機關和司法部門的同志出現在她家的時候，她明白天已塌到盡頭。

　　南勇又是什么感受？我想應是萬箭穿心。

　　或許南勇早就厭倦了官場的江湖習氣，抑或他想早早脫離足球這個是非之地。

　　當體育總局在一年前1月14日的黨組會議上，通過關于他出任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的任命之后，遠在敘利亞督戰國足征戰亞預賽的南勇，脫口而出，“其實我不愿意在足協干了，因為此前的人沒有干好，我接著干也很難干好。中國足球別說未來5年，就是10年也難有大的變化，還是希望別的人能夠來干。我干足球已經干膩了，也累了。”

　　聯想今日，南主席何嘗不是開了天眼？

　　當時他找到總局的領導，希望能換一個地方。在這之前，總局的確考慮過南勇的去向問題，也曾經想把他調離足管中心，并為他準備了一個極好的職位——體育總局人事司司長。

　　只要到了那個崗位，今后升任體育總局副局長大大有戲。

　　后來，因體育總局內部無人愿意到足協工作，一直在足協內部耕耘逾十年的南勇，最終被摁在了足管中心，去打掃謝亞龍“豪賭北京奧運戰略”一敗涂地之后的亂局。

　　當然，總局的考慮也有另外一層意思，就是2006年南勇和白川“愛福克斯案”被鯨吞的5400萬仍沒有明確說法，此時讓他離開足協肯定是不合時宜的。

　　3

　　2009年1月19日，南勇正式出任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南頭”其時的確是想要干出一番事業的。

　　在楊一民的提議下，他開始推行制度化規范職業聯賽，按職業規律運作中國足球。

　　他每天睡覺的時間極少，盡力出席各種活動，在各個場合都稱“中國足球還沒有到最低谷”，至于什么時候才能露底，他也言之不清。

　　他說，“我們只有在青少年足球上有了大的突破，中國足球才可能迎來希望。”為此他設計了諸多改革方案：比如舉辦夏令營選秀，比如鼓勵青少年留洋，比如通過競聘來產生各級國字號的主教練。

　　他清楚現有的球員已經無法適應國家隊的需要，未來四五年內根本沒戲。

　　南勇說，“誰不知道他們，國家隊不可能指望他們去拼世界杯出線。國家隊要樹立正氣，要體現出應有的精氣神……”

　　他改組了中國足協紀律委員會和仲裁委員會，看上去這些專業委員會是獨立的，盡管南勇依然握有最終簽字權，但起碼形式上形成了獨立。

　　他在上任的大會上說，“我會一碗水端平，請大家監督。”每次見到下面各俱樂部的老總，他都會拉著對方了解隊內情況，共同探討如何搞好俱樂部建設，如何讓聯賽更加激烈精彩……

　　他還重新規設了足協的部門設置，把傳統的“六部一隊”擴編為“八部一室”，用“國管部”取代國家隊辦公室，同時增設資格準入部和新聞媒體部。

　　通過交叉的人員安排，南勇完成了對中國足協的掌控——當然了，主觀上他也實現了大權獨攬和一人專政。他確實想讓中國足協的工作更加體面些，哪怕僅僅是形式上的。

　　更早的時候，他處理過范郝的大佬之爭，讓一對多年的對頭冤家在2001年十強賽上激情擁抱；他曾經鐵面無私地開除過參加2008年1月阿聯酋邀請賽的“問題球員”；他曾經在很多大事面前堅持原則，比如面對G7的逼宮和武漢光谷的退賽威脅……

　　2001年十強賽以及2002年韓日世界杯前后，南勇對工作是極度認真的，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身體。由于過度勞累，南勇那時候因為胃部大出血住院。據悉，醫生從里面抽出了不少于兩大碗的血。

　　時任足協掌門人的閻世鐸，到醫院看到虛弱的南勇、聽醫生講解其出血的慘烈程度之后，當場落淚。

　　閻世鐸坐鎮中國足協期間，一共三次流淚：第一次是米盧率領國家隊在上海四國邀請賽期間，死活贏不了朝鮮，閻主席當時看到朝鮮隊的四五名球員買一瓶可樂和一瓶水分著喝，聯想到中國隊員的奢侈糜爛……頓時淚流滿面，腦袋瞬而撞向身前的鐵柵欄，嚇得足協官員緊緊抱住他，以為閻主席要尋短見……

　　第二次就是因為南勇因勞累而胃部大出血，第三次則是2004年在武漢，為國奧教練沈祥福的敬業和高貴品質，眼紅感嘆。

　　4

　　生活就是那樣幽默，命運就是如此滑稽。

　　2010年1月17日，南勇被帶走的第三天，高洪波的國足客場對陣越南。還差兩天，就是南勇上任中國足協一把手的一周年紀念日，可惜他什么也看不到了。

　　高家軍17日在越南以2比1艱難取勝，這是南勇被正式免職前的任內最后一戰，和2009年1月21日——南勇上任后的第一場比賽，對手一模一樣，均是越南。

　　和一年前殷鐵生指揮的那場比賽相比，2010年1月17日，高洪波率隊在越南打得實在艱苦，即使在多一人的情況下也很被動，完全沒有了殷鐵生率隊在主場打越南時的摧枯拉朽。

　　越不過“南”，越來越“南”。

　　回想2009年1月19日南勇正式上任，那時兩天之后就是國家隊在杭州迎戰亞洲杯預選賽對手越南。比賽之前，一名圈內人士幽默地說，“不管南勇北勇，最后都是兵馬俑。”

　　盡管自己一直不愿意擔任足管中心主任，但是木已成舟，南勇也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中國足球的救世主，至少不要像前任們被球迷罵得那么慘。

　　2009年1月21日在杭州的比賽，是南勇被正式任命為足協一把手之后的首秀，眾多媒體記者、社會各界人士云集西子湖畔，一睹中國足球新任掌門人的風采。

　　殷指導的國足也是力圖用一場勝利為南勇獻彩。

　　此前，國足在敘利亞2比3輸球，南勇一度非常郁悶和不滿。因此主場打越南，人們只是希望國家隊能夠贏球就好，以不要給新官走馬的南主席和全國球迷添堵為上策。

　　殷鐵生令旗一揮，在杭州起用大量身高力壯的大個球員，面對“小、快、靈”的越南隊橫沖直撞、猛沖猛打，結果收到奇效，中國隊6比1大勝，郜林上演帽子戲法，央視打出“非常6+1”的賀詞為南勇獻禮。

　　酣暢淋漓的勝利，成為南勇正式就任之后最重要的禮物。那一天，南勇特地到更衣室感謝了國家隊全體成員，臉上始終掛著微笑，這在他多年的隨隊史上的確很不多見。

　　從打越南開始，到打越南結束，南勇終究沒有“越過越南”。

　　4

　　前文提到的中國足協取消足代會，發生在2009年12月17日，那時南勇的資料已經被交付給了警方，他的仕途在事實上已經敲響了喪鐘。

　　在這個當口，中國足協突然宣布取消原定于12月21日召開的全國足球代表大會，而且是“無限期推遲”。

　　當時，足協已有六年沒有召開足代會，超過了法定時間一年多。如果從章程層面看，先后擔任足協副主席的實權人物謝亞龍與南勇，均是不具備合法性的。

　　然而，在那個人心不古的年代里，足球的蹊蹺和無奈，人們早已司空見慣。

　　取消足代會的事端，要追溯到三天前。

　　2009年12月14日，那一天幾乎全國的足球記者和新聞單位都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詳細檢舉揭發了足協副主席南勇和境外經紀掮客白川，密謀2006年“愛福克斯”贊助案的經過，以及南勇指示天津泰達俱樂部董事長李廣益“必須簽下阿里·漢為主帥”的指令……

　　這封匿名舉報信，讓12月14日足協辦公室的電話被打爆了，全國的記者都在往那里一遍又一遍地撥號轟炸。

　　當時就有地方足協的官員嘀咕：“這封信要是到了紀委那里，足代會還開不開了……”

　　12月17日，南勇帶領足協班子去到國家體育總局“說明情況”，并匯報了足代會的準備工作。不出所料，南勇遭到領導的一頓痛批，同時被告知“既然足代會還沒有準備好，就不要召開了”。

　　于是17日下午，各地方會員單位收到了中國足協的通知：因《章程》修改尚未完成，原定于21日召開的全國足球代表大會臨時取消。

　　那時，足協內部也好，民間社會上也好，都已經猜到可能是南勇“出事了”，因為能夠影響到足代會召開與否的只有他。

　　也正是在那段時間，體育總局的領導告訴了南勇：近期之內足協工作任務繁重，包括足代會等事宜需要準備，短時間內就不要出國了。

　　這無疑是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作為廳局級干部的南勇不可能不知道官場的規則，如此告誡，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緩。

　　所以，從2010年1月4日從北京到昆明、1月5日從昆明到杭州、1月7日從杭州回北京，南勇始終陰沉著臉。面對任何記者對足代會取消緣由的提問，南主席只能回答一句“以后你們就清楚了”。

　　在當時，南勇確實無法確定，究竟是自己還是其他什么幕僚被點了罪名，導致足代會無法召開。

　　在12月17日對外宣布因《章程》修改問題而推遲足代會后，南勇也一直在讓薛立和林曉華負責同民政部、國際足聯聯系，力求盡早讓《章程》符合要求。

　　但是一切跡象表明，這不過是體育總局與公安部考慮到南勇極其敏感的社會地位，從而采取的穩兵之計罷爾。

　　早在一個多月前的11月初，被捕的范廣鳴就已經在獄中把南勇的所有涉案細節交代得干干凈凈，并非僅憑12月14日的那一封薄薄的舉報信。

　　而警方之所以尚未動手，也僅是因為需要更多時間調查取證以立案。

　　那個階段還有兩件關鍵的大事，一是2009賽季的中超頒獎典禮，二是2009年在香港舉辦的東亞運動會。

　　公安部門通過與中超公司、中國足協的通力配合，利用這兩項盛會，也對南勇狠狠地“擺了一道”。

　　原本按照慣例，中超頒獎典禮都會在11月下旬舉辦，但是主辦方中超公司卻突然告知足協，要在12月4日舉辦——這就與12月4日國奧隊在香港參加東亞運動會發生了沖突。

　　當時還身為足球代表團團長的南勇出離憤怒：“你們要是12月4日搞慶典，你們就自己辦吧，我要去東亞運動會，我要對國奧隊的成績負責”。

　　然而，體育總局沒有放行南主席，“勸說”了身為足協一把手的他，老老實實去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中超頒獎。

　　因為總局早就得到了公安部門對南勇實施“邊控”的通知，南勇實際上是無法辦理港澳通行證的——只是，一旦放任他去參加東亞運動會、使其發現自己被邊控、無法入港，則必然打草驚蛇，到時候不排除狗急跳墻的南主席采取極端手段、強行離境出逃的可能。

　　于是12月4日19時35分，上海廣電大廈的主演播廳，我們見證了那幅載入史冊的尷尬場景：面含暖人微笑的南勇，在中超頒獎典禮上笑瞇瞇地為公安部頒發了“特別貢獻獎”，以表彰近一年來在足球界反賭打黑方面的貢獻………

　　5

　　南勇被拘捕的那一天，他17歲的兒子正在學校里上課。據說還是他的老師向他偷偷詢問“你爸爸沒事吧？”

　　南勇的夫人則在嚴寒的冬日里甩著豆大的汗珠、在體育總局得到了一句又一句重復的“不要著急，組織上不會錯怪任何一個好同志”……

　　但她只想著如何才能瞞住即將高考的兒子，卻終歸是瞞不住了。

　　據南勇身邊所有人的披露，他不但是一個親切的好父親、一個疼人的好丈夫，更是一個“好朋友”。幾乎所有來到北京找他辦事的人，他都不會拒絕。

　　他是一個“重鄉情”的人。

　　只是這樣的人，當他攜帶著如此性格墮入不受監管和控制的零司法、零審判、零監督的中國足球官場系統之內，當他掌握著足以波動上千萬資金流向的權力時，其結局的走勢可能就是必然的。

　　南勇是土生土長的延邊人，北國的足球之鄉。

　　因為經濟環境以及企業對足球的投資興致很低，吉林延邊足球隊的商務環境非常惡劣。除了個別年份之外，延邊隊的成績都不盡如人意。

　　甲A時代，延足大多數賽季都是保級狀態。1997賽季取得隊史最好的第四名之后，延邊在1998賽季陷入困境，在保級泥潭中苦苦掙扎。

　　每年最后幾輪，中國足協裁判委員會都要派人到某些“敏感賽區”監督，以防止出現“意外情況”。而南勇就曾經利用自己的職權，調換已確定的各賽區“特派員”。

　　1999年之前，因為剛來足協不久，南勇還沒有主管聯賽業務。1998年，甲A聯賽的“敏感場次”越來越多，“黑哨”越來越嚴重。

　　當時，足協委派裁委會的蔚少輝到吉林延邊賽區，派張健強去河南賽區……南勇得到消息，就找到負責委派工作的職業部主任郎效農，提出能不能調整一下各賽區的監督。

　　郎效農非常為難，稱這件事情已確定下來，不可能再改變。南勇沒有回避，也沒有畏難，只是表示，“協調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這些事情我去處理。”

　　察覺異常的郎效農當場表示強烈反對，南勇后來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讓去吉林延邊賽區的“特派員”換成自己人，原本被派往延邊賽區的蔚少輝被改派到了河南賽區。

　　當時，性情急躁的蔚少輝就說，“這不是明擺著派自己的人去幫延邊嘛。”

　　再后來，2000年底，延邊從甲A降至甲B。球隊因為財務危機難以為繼，又是南勇牽頭，使其賣給了江浙財閥宋衛平的綠城，成交價格為2300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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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副主席，其掌中的足球資源遠大于任何一個地方足球組織，權力的延伸也要比其他人士有力得多。

　　南勇牽線浙江綠城，其扮演的角色是復雜的：既是資本搭橋的中間人，又是擁有極大權力的規則制定機構——中國足協的副主席，還是主管聯賽和國字號的實權人物。

　　在國家隊參加世預賽炙手可熱、在聯賽還沒有出現運營危機的時候，南勇這樣的身份角色和他參與市場活動的方式，必然會給公眾留下諸多想象的空間。

　　早在2002賽季，作為甲B五鼠的背鍋俠，龔建平的被犧牲，就已暴露巨大的黑幕，當時便牽扯到南勇以及張健強等人。

　　南勇是主管裁判的足協高層，對指派裁判有絕對的控制權，這也是結構性腐敗的體現。

　　正是因為在黑哨事件上的巨大問題，南勇在2002年和2003年遭遇了自己政治生涯中第一次沉浮：實權被剝奪，后被閻世鐸派到上海學習英語三個月。

　　2003年前后，南勇、張吉龍和張健強都曾陷入“黑哨風波”。南、張二人分別作為主管裁判的足協領導和部門領導，被外界廣泛詬病。

　　為了解決黑哨事件，閻世鐸殫精竭慮，但最終“打黑行動”受到了更高層面由于維穩需要的阻力，沒有深入下去，致使陸俊、黃俊杰等黑哨又多蹦跶了十年。

　　其時，浙江綠城董事長宋衛平、廣州吉利董事長李書福和時任浙江省體育局長陳培德，曾在五鼠事件后掀起反賭浪潮，結果竟然被足協自己給壓了下去，廢掉了一個無權無勢無靠山的京籍裁判龔建平，擺平了所有的爭端。

　　這只是魚龍混雜的中國足球江湖里，被抹掉的千萬條小魚中，格外平常的一個。

　　6

　　南勇畢業于沈陽體育學院，和沈陽足球圈及沈陽政壇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甚至沈陽市體育局的一位主要領導還是他的同學。

　　正是因為這些關系，2001年，沈陽在承辦十強賽主場的競爭中，也走在了競逐隊伍的前列。

　　當時，西安、廣州、成都、武漢、天津等多個實力雄厚的城市都有意承辦。在沒有公開競標的情況下，沈陽似乎從一開始就坐穩了十強賽主場的位置。

　　承辦這樣的比賽是要交費用的，有說是500萬，有說是600萬，決定歸屬的自然是主管國家隊的南勇。

　　像2008年奧運會國奧隊的主場比賽，毗鄰京城的天津就非常想承接，但是他們不想交500萬元的費用。結果，戰勝天津、拿到主場資格的還是南勇的政治大本營——沈陽。

　　曾經和沈陽一起角逐十強賽主場城市的圈內人士表示，“誰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沈陽市體育局的局長和南勇是同學，他曾經在沈陽體育學院讀書，各種關系都在那里呢。另外，沒有公開招標就確定沈陽了，背后肯定會有勾當。至于因為十強賽主場的事情拿了多少，就不好說，可能會很大，因為誰都知道十強賽能夠為主辦方帶來天文數字的利益。當時承包門票的公司不是說了嗎，4個主場的門票收入就達到了7700萬，可想而知利益有多大了。”

　　問題在于，十強賽時的利益遠遠不止這些，中國足球作為“金蛋糕”的門面工程，在2001年的沈陽十強賽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人民幣像滔滔江水一般流進所有和十強賽有關的單位、個人的荷包。

　　曾經有人想找閻世鐸理論，質問中國足協為什么不公開招標。結果，有和足協高層關系好的人捎信說，“如果你沒有和人家抗衡的能力，就閉嘴練好你的耐力。找閻世鐸也沒用，十強賽主場必定是沈陽的，所有因素早就決定好了的。”

　　正是通過這些話語，足球圈內的其他人士、包括那些非常想要拿到十強賽主辦權的地方政府官員，終于明白了：要想拿到經濟創收和政治價值都十分巨大的十強賽主辦權，絕非是球市和場地要求那么簡單，后面還有一條看不見的利益鏈。

　　十強賽的問題還不止這些。

　　按照2001年官方公布的數字，每個主場售出的票數是45000張。事后所有人都不相信該數據，因為每個主場都是爆滿，按照沈陽五里河的座位數，估計每場的觀眾人數應在6萬上下。

　　如此一來，每個主場就會有15000張門票不在公開的數字之內。4個主場即60000張，即使按照門票平均最低400元計算，也有高達2400萬元的不知所蹤的額外收入。

　　如此巨大的額外收入流向何處了呢？

　　馬克思有句話：“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鮮血和骯臟的東西。”

　　當中國足球突然被滂沱的資本綁架，必然會被貼上骯臟的標簽。

　　2001年10月7日，沈陽果然未卜先知，中國隊這一天在五里河1比0擊敗阿曼，獲得2002年韓日世界杯出線權，實現了億萬國人44年來打進世界杯決賽圈的夙愿。

　　那一夜，全中國淪陷在狂歡之中，那一年的另外兩件大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北京申奧成功的能量，都沒能和國足出線帶來的政治震動相比。

　　對于體育口、特別是足球部門的一大批官員而言，2001年的出線之夜是他們人生價值騰飛的巔峰。

　　十強賽的輝煌點燃了全國球迷的激情，像清火的藥丸一樣消除了太多人胸中的火氣。在沈陽，球迷之間的座駕不小心撞到一起，當聽說都是來給國家隊加油助威，和諧的氛圍便瞬間澆滅了雙方的肝火。

　　偶爾有國腳到酒吧和餐廳吃飯，眼尖的老板認出之后，絕對會主動為球員買單。如果球員不愿意，老板可能還會生氣。

　　成功之后，沈陽人民及商家對足球的狂熱，就需要一些具體的載體以呈現、以記錄、以標功。這就有了為中國國家隊代表團44名成員塑造的銅像。

　　說干就干，44具栩栩如生的銅像帶著民族的自豪，僅一個月就成了沈陽城市一景。

　　十六年之后，距離沈陽2000公里之外的長沙，同樣立起了一座為國足打造的石碑：紀念2017年3月23日里皮的中國隊1比0戰勝韓國………石碑高3.23米，寓意“2017年3月23日”，厚56公分，象征56個民族……

　　十六年前的沈陽雕像，換來的是頂禮膜拜；而十六年后的長沙石碑，則遭到了中國球迷和韓國球迷一致的嘲諷。

　　十強賽出線歡騰過后，當此后數年中國足球越來越墮落為民眾的痰盂，人們甚至根本沒有注意到那44具銅像的消失。

　　即使見證了國家隊歷史上首個出線地的五里河體育場，被幾噸炸藥轟然爆破，也沒有招來多少回憶和同情，更多的則是淡漠。

　　如同當時的“首功之臣”閻世鐸與南勇，直到出線后的第四天，才從北京各大酒店的觥籌交錯之間抽出身來，去處理甲B五鼠的鬧劇……

　　跋

　　根據南勇的刑期，去年年中時他應該已經出獄，但輿論界波瀾不驚。

　　很顯然，他已經在這片江湖中徹底退場。

　　而就在他出獄一年半后，竟然又有重要人物以足球之名即將陷入囹圄，甚至可能會再度掀起一股足壇反腐浪潮……

　　南勇消失時，2010年南非世界杯開幕在即；他被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0年零6個月時，2012年歐洲杯激戰正酣；而李鐵被帶走之際，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正風生水起……

　　中國足球與世界主流，總是這樣戲劇性的交錯生輝。

　　人類的歷史從來都是由兩個人印刻的，一個是秦始皇，一個是孟姜女。

　　北島有一首很短的詩，《生活》，這首詩短到只有一個字：網。

　　生活就是一張網，網住了所有的人情和選擇，不論是通達還是墮落，可能都是一條早就被指好的路。

　　南勇，楊一民，謝亞龍，他們都曾經是心懷理想、手捧組織信任與重托的業務人才，但是從他們躋身中國足球這座染缸開始，很多故事的終章就已排布伏筆，只等不同的人去書寫相同的故事。

　　李鐵何嘗又不是這樣的人？不止一位接觸過李鐵的圈內人士曾表示，李鐵簡直就是一個“球癡”，癡迷戰術甚至到了變態癲狂的地步。

　　甚至之甚至，本屆卡塔爾世界杯伊朗、日本、沙特阿拉伯等亞洲對手們的出色表現，都讓人不禁討論：就足球層面，李鐵確實是一位優秀的教練。事實上，李鐵的下課也本就非戰之罪。

　　但，仍然逃不開那張“網”。

　　在服刑期間，南勇被稱為“監獄愛迪生”，他因為獲得4項專利和出版一本小說而獲得一年減刑。

　　他設計的專利包括“足球射門練習裝置”和“便攜式球門”兩個體育專利，和“移動終端支撐架”“臺式電腦顯示器組合體”兩個非體育的專利。

　　發明專利之外，南勇還創作了一本12萬字的長篇小說——《孤獨的祭靈者》，并出版發行。這為他贏得了兩個月共計180分的積分，即一個監獄表揚的獎勵，相當于兩個月的減刑。

　　這本長達12萬字的小說講述了一個高智商逃犯和懷才不遇的軍事專家的故事。在故事中，南勇詳細描寫了雷達的測試過程，還有諜戰情節。有人分析，這篇小說疑似南勇借主人公喻己。

　　反賭掃黑十余年，這是南勇一生中最漫長的十年。

　　時光已經走到了21世紀的20年代，不禁怯問：中國足球變好了嗎？中國足球官場的政治生態得到絕對凈化了嗎？中國足球頂層的改革步伐前進下去了嗎？昔日南勇口中“中國足球未來十年也就這樣了”的悲嘆，得到反駁了嗎？

　　沒有人愿意給出答案，因為所有人都活在這張巨大的網里。

　　這張曾舊又新的網，它依然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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