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陵說：

　　“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

　　1

　　中國教育的歷史進程是不斷下沉的。

　　周朝的時候用“封邦建國”制度，把周天子的宗親和功臣封到各地建國，一方面用武裝殖民的方式開拓周朝疆土，另一方面占據山河形勝之地拱衛周天子。

　　這些分封出去的宗親和功臣，便是后來的諸侯。

　　按照周朝“封邦建國”的理論，諸侯國的土地所有權是國君的，土地產出的經濟作物也是國君的，所以諸侯國君的都城，就是一國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

　　既然諸侯國君壟斷了政治權力、經濟權力，那么很自然的便壟斷了教育權力。

　　他們把有知識的人收攏到宮里，委任官職并且子孫世襲罔替，于是有知識的人世代有知識，有政經權力的人世代接受教育。

　　這就是周朝時期的“官師不分”制度。

　　官即師，師即官，官職和知識永遠在小圈子里流通，和底層庶民沒有任何關系，周朝就這樣過了幾百年。

　　但事物總是要變化的。

　　以“周平王東遷”為起點，中國進入綿延五百余年的春秋戰國亂世。

　　各諸侯國相互攻伐兼并，無數諸侯國消散在歷史長河，那些壟斷官職和知識的貴族們也失去依附的對象，逐漸流落民間，要么隱居山林教授弟子，要么憑借專業知識到處投簡歷找工作。

　　至此“官師不分”的制度解體，中國歷史上，教育第一次向底層庶民敞開大門，底層庶民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權力，有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隨著教育的不斷下沉，知識在民間傳播的越來越廣，最終用兩百年的時間，完成量變到質變的轉折，中國大地上不斷出現各類知識的集大成者，后世稱之為諸子百家。

　　據馮友蘭的考證，儒家出自教授禮樂的人、俠客出自軍隊高手、方士出自醫卜算命的人、法家出自諸侯國的政治家，那些集大成者便是孔子、墨子、商鞅、老子等等。

　　諸子百家們成名之后，又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教授給眾多弟子們。

　　因為孔子的教育宗旨是有教無類，再加上儒家成了中國歷代王朝的指導思想，于是孔子便被稱為至圣先師。

　　可以說，影響中國兩千年的群星閃耀時代，是教育向底層庶民下沉直接造成的。

　　2

　　兩千年后，教育再次向底層人民下沉，是毛澤東一手推動的。

　　早在1942年4月，毛澤東就在紀念兒童節的活動上題詞：“兒童們團結起來，學習做新中國的新主人。”

　　9年后的國慶節前夕，毛澤東接見參加國慶節的安徽代表團。

　　安徽代表團的成員有個孩子叫馬毛姐，她在渡江戰役時參加了突擊隊，不懼槍林彈雨六次橫渡長江，幫助突擊隊運送了三批解放軍戰士過江，是全國聞名的渡江英雄。

　　這次參加代表團進京，毛澤東親自見了馬毛姐，還送了她一個筆記本，扉頁上是毛澤東親筆寫的八個字：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這兩次題詞，都在不久后聞名全國，代表了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新青年的期望。

　　不過這兩次題詞仍然是人文關懷的色彩，1957年在蘇聯的演講，則是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新青年的政治期盼。

　　1957年11月，他到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大會，準備和赫魯曉夫一起努力，消除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引起的思想混亂問題。

　　那次大會開的不錯，毛澤東為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做了大量的工作。

　　會議期間，他到莫斯科大學的禮堂，接見了中國留蘇學生代表，然后做了那段著名的演講：“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這段話中國人都知道，但后面的一些話，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毛澤東說：

　　“現在世界正在大變，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

　　“我們在像你們這么大時是什么也不懂的，哪里知道有什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那時只知道個拿破侖。你們現在的知識可比我們那個時候多，你們已經知道誰是馬克思，誰是恩格斯、赫魯曉夫等等。”

　　“人是沒有不死的。有哪一個兩千年前生的人活到現在？人不斷地誕生和死亡，一代傳一代，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所以我說，歸根結底還是你們要負擔起這個擔子，不是靠我，因為我已經是下午四五點鐘的太陽。”

　　最后毛澤東感慨地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哪有萬歲的？我計劃再活十年，爭取十五年就行了。

　　做這次演講的時候，毛澤東對未來充滿樂觀，對新中國的新青年們寄予了政治上的厚望——我們老了，事業需要你們來繼承。

　　他是說給留蘇學生的，也是說給全國青少年的。

　　而要培養新中國的青少年，必須讓教育下沉，盡可能的讓中國青少年都接受教育，讓他們知道為什么讀書，然后改變自己的命運。

　　3

　　毛澤東辦教育的原則是公平、普及、政治。

　　1952年6月11日，北京市委向華北局報告，說目前中小學生上學的費用，對于勞動人民的家庭來說，是相當重的，而且中學的助學金標準低名額少，小學根本沒有助學金。

　　尤其關鍵的一點是，干部子弟學校的學生們待遇不一致，要么是學校之間的伙食費和津貼費標準不一樣，要么是學校之內有大灶和小灶的區別。

　　之所以有這些不同，根本原因是干部和勞動人民的待遇不一樣、干部之間的級別和待遇又不一樣。

　　這份報告到了毛澤東的案頭，他馬上給周總理做批示：

　　“（一）如有可能，應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學。（二）干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請酌辦。”

　　隨后周總理就視察了北京101中學，號召那些干部子弟和勞動人民子弟一起學習，不要搞特殊化，并且告誡他們不要脫離群眾，不要變成游手好閑的八旗子弟。

　　經過這次整頓，全國各地的干部子弟學校逐漸平民化，不管在里面學生來自什么家庭，起碼待遇方面落差不大了。

　　而且有了毛澤東的教育公平政策，很多針對中小學生的物資，價格也控制在勞動人民子弟能承受的范圍內。

　　有當事人回憶起六十年代讀書的時候，說學校食堂門口的牛奶價格是鮮奶每瓶一毛五，酸奶每瓶兩毛，白糖四分一包，豆漿三分一碗，糖漿五分一碗，不要票不要證，每個學生都能買。

　　當時城市普通工人的月工資是40塊，如果愿意給孩子喝牛奶和豆漿，還是負擔得起的。

　　這是毛澤東的公平教育。

　　普及則是在村鎮辦教育。

　　據當時的數據統計，1953年的小學畢業生是293萬，初中招生數是82萬，初中畢業生是40萬，高中招生數是16萬，這份數據的背后是中小學的數量不夠，大量學生畢業后沒有學校招收。

　　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師資力量不夠，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資金不夠。

　　為了普及教育，讓中國的孩子們都能上學，毛澤東在1957年做出決定，要打破中小學由國家包下來的政策，鼓勵街道、廠礦、公社自主辦學，如果華僑想辦學，也允許私人辦學。

　　僅僅過了五年時間，毛澤東就推翻自己的“接管私立中小學”的決定，把教育的權力下放到基層。

　　這一切都是為了普及教育。

　　他不覺得推翻自己的決定有什么丟臉，也不認為國家一定要包辦一切，只要是實事求是的、有利于人民的，他隨時可以調整。

　　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基本和大躍進是同步的，于是他借助動員起來的人民力量，在村鎮上普及教育。

　　有了毛澤東的號召動員，街道和公社從微薄的財政中擠出資金，一座座中小學校拔地而起，讓中國的青少年們有了讀書求學的地方。

　　至于師資力量，毛澤東也做了指示：“農村的老師不夠，就從城市調人，城鄉的師資要均衡一些。”

　　后來隨著一批又一批的知青下鄉，農村便有了充沛的文化勞動力，相當一部分知青填補了農村師資力量的缺失，把城市的文化轉移到農村。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全國小學的入學人數達到3300萬，初中的入學人數是300萬，高中的入學人數超過百萬，相比新中國成立初期，整整翻了5到10倍。

　　再過十年毛澤東去世，中國已經培養出6285萬高中畢業生、1.85億初中畢業生、720萬中專畢業生、各類專門人才411萬，共計超過2.6億人。

　　而這些接受過基本教育的青少年，成年以后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他們做為有知識有文化的勞動力，才是中國后四十年騰飛的基石。

　　此外，那些成年的中國人不適合整日讀書，毛澤東便推動了掃盲運動。

　　城市辦起掃盲夜校、工廠有車間學校、婦女有炕頭學習小組、農村有冬學和地頭學習小組，甚至軍隊戰士都要在訓練之余學生字，在全國熱烈的學習氛圍中，截至1953年城市掃盲100萬人，農村掃盲308萬人。

　　到了1958年，全國2200萬人脫離文盲，其中160萬人達到初中畢業水平，全國四分之一的縣掃除了青壯年文盲。

　　這就是毛澤東的教育普及。

　　而要達到毛澤東在蘇聯演講的期望，教育還需要講一些政治。

　　同樣是1958年，毛澤東提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號召，否則的話，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沒有無產階級價值觀，還是會經不起糖衣炮彈的攻擊，紅色江山有改變顏色的危險。

　　具體做法有兩點。

　　其一是在課堂上增加政治課，讓學生們有基本的政治觀點，知道自己來自哪里，將來要為誰服務。

　　其二是教育和勞動相結合，即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

　　因為勞動人民不學習知識，就不能武裝自己的頭腦，保護自己的利益，知識分子不參加勞動就容易脫離實際，說些“把空閑房子租出去”之類不著四六的話。

　　于是毛澤東起草文件，要求有條件的學校一律辦工廠或農場，在學習之余進行生產，讓學生們見一見莊稼是怎么長的、工廠是怎樣運作的、商品交換是怎么完成的。

　　沒有條件辦工廠和農場的學校，可以半工半讀。

　　半工半讀是在完成教學任務之后，師生到附近的工廠和農場去，和工人農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樣既能讓師生們接受工農的實際鍛煉，也能通過交流提高工人農民的文化素質。

　　雙向奔赴了屬于是。

　　如果學校實在辦不了工廠農場，附近也沒有相關單位，毛澤東建議師生們“勞動一段、學習一段”，即初高中學生畢業后，到工廠、農村、商店、連隊工作一段時間，有了工作經驗再回去讀書。

　　這種學習—工作—學習的模式，其實符合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哲學觀。

　　以上就是講政治的教育方法。

　　經過多年的工作教育，學生們便有了無產階級的基本立場，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有了真正的工農工作經驗，身體上和思想上，都有了無產階級的屬性。

　　等他們走上社會，就是中國最穩固的根基。

　　最近三十年來，中國能抵制顏色革命，并且在國際環境動蕩不安的環境中走過來，毛澤東培養的青年學生們功不可沒。

　　4

　　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的每次進步，都來自教育下沉。

　　最底層的庶民百姓只有接受教育，才有改變命運的機會，有了龐大的受教育人口基數，才有群星脫穎而出閃耀世間的概率。

　　無論是諸子百家，還是現代中國各行業的領軍人物，都符合這個規律。

　　不同的是，諸子百家是天下動蕩的客觀結果，新中國大力推廣教育下沉，是毛澤東主觀努力的結果。

　　孔子有儒家集大成者和有教無類的雙重身份，被后世稱為至圣先師，毛澤東有毛澤東思想創始人和推廣教育的雙重身份，稱一聲“教員”并不為過。

　　而且他也說自己是教員。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接見斯諾時談起：

　　“比如什么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就是毛澤東做為教員最偉大的理想。

　　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主席逝世46周年，2022年的教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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