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深夜，堪稱成都人民最慘的一晚，因為成都市的核酸系統崩潰了，導致有至少數萬人遭遇了在自家樓下中足足等了三個小時、最后等來了一句“系統太卡，明早再來”的窘況。

　　成都市內各社區的工作人員及醫護人員原本一切均已準備就位，穿著悶熱的防護服卻因為系統的原因、導致核酸檢測遲遲沒辦法展開……

　　特別是，還是在冒著大雨的情況下，這讓原本就已近怨聲載道的民情更加沸騰。

　　由此，也引出本次成都疫情核酸鬧劇的主角：東軟集團，成都市核酸檢測系統的軟件提供方。

　　1

　　東軟集團創立于1991年，是我國第一家上市的軟件公司。不僅在我國六十多個城市建立研發、銷售網絡，甚至在美國、日本等國家也設有子公司。

　　東軟的創始人和實控人，劉積仁，媒體界送稱“中國軟件教父”，1986年到美國國家標準局繼續攻讀博士，成為中國首個計算機應用博士。

　　1987年回國以后，劉積仁歷任東北大學（東北工學院）計算機系講師、教研室主任、教授、軟件研究中心主任。

　　和馬云一樣，今天的劉積仁仍喜歡被人稱為“劉老師”。

　　中國的商人多是如此，善于謀求各種粉飾去掩蓋自己身上的銅臭味，恰如許家印也很喜歡下屬和球迷稱自己“許教授”…

　　80年代末，日本阿爾派株式會社和東北大學推進產學研合作時，將劉積仁打造為“先鋒商人”。

　　背靠日本資本，劉積仁在當時成立了沈陽東工阿爾派音軟件研究所，并創立東北工學院開放軟件系統開發公司——這兩家企業共同構成東軟集團的前身。

　　日本阿爾派株式會社一家以研發汽車軟件系統起家的公司，所以東大阿爾派的主要任務是幫助這家日企業開發汽車軟件系統，這也奠定了東軟的汽車軟件基因。

　　2021年，旗下智能汽車互聯板塊實現營收34.08億元，占集團總營收比重為39.02%。

　　1993年，《公司法》和《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出爐，劉積仁力促東大阿爾派和東大軟件合并，并通過股份制改造繼續吸收外部資本，形成混合所有制的“新東軟”。

　　根據調查，劉積仁擔任法定代表人的企業為38家，實際控制企業達到87家，涉及金融、制造、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等諸多行業。

　　從2014年開始，東軟集團對大健康板塊中的東軟醫療和東軟熙康進行拆分，獲得了來自弘毅投資、高盛、加拿大養老基金等機構37億元的融資——后兩者之外資不必多說，前者“弘毅投資”，背后是柳傳志的聯想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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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傳志的資本觸手深入核酸檢測產業不是第一天了，此前赫赫有名的金域醫學，同樣是柳傳志旗下的陣地。

　　金域醫學的股東序列中，大股東、也是法人的梁耀銘更值得關注，通過這位金域大股東的資源加持，金域醫學的成長過程中有兩位重要人物浮出水面：柳傳志。

　　以金域醫學上市招股說明書為案，君聯資本通過君睿祺、君聯茂林等主體持有金域醫學股份。

　　2020年第三季報顯示，金域十大股東中“天津君睿祺股權投資合伙企業(有限合伙)”位列第九位大股東，持股比例達1.56%。

　　而這個君聯資本正是聯想控股旗下的企業，對于金域醫學的資本壯大，柳傳志和聯想方面的扶持也可謂不遺余力。

　　2

　　疫情進入第三年，在經濟收益層面，試問誰賺的最多？

　　除了疫苗開發商和特效藥開發商，無疑就是“第三方醫學檢驗機構”與技術支持機構。

　　一張陰性結果的新冠核酸檢測報告，再加上綠碼，逐漸成為中國人新的“通關文牒”。

　　有了它，出差、返校、住院、送外賣……才有了放行的可能。

　　疫情時代之前，中國大多數基層醫院并沒有開展核酸檢測的能力。

　　2020年4月，國家衛健委開始要求所有縣區級以上疾控機構、二級以上綜合醫院要抓緊進行改造，在短時間內快速形成核酸檢測能力；四個月后，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又提出“一個月之內縣域內至少一家縣級醫院具備核酸采樣和檢測能力”。

　　在這個大背景下，各地掀起PCR基因擴增實驗室建設潮。

　　由此，「第三方醫檢」也成為了資本市場的香餑餑，是疫情肆虐之下最大的受益群體之一。

　　自2021年以來，國內第三方醫檢行業已發生多起投融資、上市等事件。

　　據國家衛健委的數據，截至今年3月全國開展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服務的機構已高達12400家。

　　掌握著海量國民健康數據，這些第三方檢測機構可以通過操控核酸檢測的結果，來左右政府的抗疫政策、防疫節奏、動員規模。

　　4月時，新華每日電訊也曾發表評論：

　　核酸檢測業務量大，存在利益鏈條。

　　哪里是利潤的味道，哪里就會有餓狼的身影。

　　資產階級永遠是在公共災難中發家成長的，這在人類歷史上根本就是一個無需爭論的規律。

　　說回東軟集團。

　　2020年6月30日，“疫情產業”開始發酵，東軟醫療立刻申請A股科創板上市。

　　直到今天，日本方面的資本依舊是東軟的主要股東。

　　此前西安疫情和上海疫情中都出現過的“宕機”、“系統崩潰”，同樣為東軟集團中標而提供的軟件服務。

　　特別是西安的一碼通頻繁出問題，還直接導致西安市大數據資源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劉軍因履職不力被停職檢查。

　　饒是如此，這家臭名昭著的東軟集團居然仍可以拿到成都市的訂單，實在叫人稱奇。

　　剖析東軟這家大連企業的發跡史，如果從大連市的歷史脈絡來看，其實前天的文章議題也可以劃入通盤分析。

　　推薦閱讀：大連的日本殖民史

　　3

　　2020年年初，日本航空宣布：在獲得相關當局批準前提下，將于2020年3月29日新開東京羽田機場往返中國大連的航線。

　　這是羽田機場對國際航線難得的一次大幅擴展，中國僅大連、青島、深圳與上海被納入擴圍計劃中。

　　大連，也是國內繼北京和上海之后第三個與日本直航的城市。

　　緊接著是2020年年中，7月1日本田與東軟集團投資三億元人民幣的合資企業，宣布在大連投入運行，負責開發車外通信的互聯汽車服務。

　　而投資五億美元的日本電產工業園項目，2020年年中也在大連加速建設，宣稱“該研發中心未來將達到與日本本部的核心基地同等規模”……

　　早在2004年在一場東京推介會上，當時的大連市市長曾驕傲地表示：

　　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后，日企將開啟對大連的第二波投資熱潮。

　　當時在大連的外商投資企業中，日資企業占據了1/3的比重，達到2200余家；到當年年底，在大連企業投資的日企總數就達到2800家之多。

　　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總裁赤星康此前的分析，日本在大連有數量巨大的僑民群體，日本國內的許多行業也希望投資內容多元化，比如向服務行業進軍，中日兩國企業之間也應“尋找更多合作模式”。

　　就在幾年前，為增進大連市民對日本文化的了解、加深中日兩國文化領域的友好交流，日本領事館大連辦事處還曾專門舉辦“日本傳統文化展活動”。

　　根據報道，里千家茶道同好會講師山崎愛女士和作為日本文化廳“文化交流使”的日本舞蹈藝術家藤間萬惠女士，分別在大連進行了日本茶道和日本傳統舞蹈的說明和展示，近100多大連市民前去參加了活動，其中學生、年輕人居多。

　　…………………

　　還是繼續向歷史深處探索。

　　1978年8月，中日兩國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在此基礎上，10月22日小平同志高調訪日，一天后便與日本交換了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對于日本幫助中國發展經濟、擴大日資入華的訴求十分迫切。

　　只是，就在那次訪日前不久，1978年10月17日，靖國神社舉行所謂例行“秋祭”時，剛剛把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放進了社中………

　　但是，一切為了經濟。

　　1979年12月5日，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問中國，承諾提供第一批政府貸款。

　　此后，日本共為中國提供了四批數萬億日元貸款，后來的評價是：

　　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伴隨大力援華著的，是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分子的日漸“自信”的活躍：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審定教科書時，明目張膽地修改二戰期間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

　　1985年，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公然參拜靖國神社；

　　1996年7月，日本右翼團體成員連續四次登上釣魚島；

　　2001年，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

　　四十年來，日本右翼力量屢屢踩破紅線，參拜靖國神社逐步成為政治潮流和積攢政治資本的重要舉措，整個日本從政治界到教育界，加劇右轉，以至于到今天呈“尾大不掉”之勢。

　　相生相隨的，自然也是中國國內的某種“變化”，同日本的狂妄相契合，彼岸囂張，此岸俯首。

　　特別是1988年那部著名的紀錄片問世之后，號稱“不要背負歷史包袱”成了即將跨入9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新潮流、新口號、新風尚。

　　由此，淡化對日侵華史宣傳、以至于自我扭曲日本侵華史觀，也在一大批“新精英階層”甚至是官媒的循循善誘下，輻射進中華大地，綿延至今。

　　最讓人難以忍受的惡果，除了把持中國高校、體制內知識界三十年的公知們以媚日精日的姿態聒噪輿論場，還有令人唏噓的無疑就是在所謂“去仇恨化”教育多年后，重新在21世紀10年代撿拾抗日歷史時，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只能以各式各樣雷人的“抗日神劇”來應付市場需求。

　　因為，我們已經不知道該怎么去“恨”日本人了。

　　要么是精日分子“不必糾結歷史”的“忘恨”，要么是民族主義者“殺光所有日本人”的“蠻恨”。

　　總之，不再以「社會主義者」的身位去肩扛歷史、目眺未來。

　　跋

　　1949年6月，中共中央為與日本進行直接貿易問題就致電過當時的東北局，指出：

　　在雙方有利而平等的條件下，我們不需要拒絕對日直接貿易，而應歡迎日船商到中國口岸來通商。

　　但日本方面遵從《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定下的奴才精神，開始圍堵中國戰略，時任內閣總理大臣岸信介在1957年6月2日“訪問”我臺灣省，表示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光復”……

　　一年后的5月2日，長崎又發生右翼損毀五星紅旗事件，導致中日貿易因此中斷。

　　在建國后的前三十年，中日雙方盡管有一定的貿易往來（雙方自1962年后分別設立備忘錄貿易辦事處），但在涉及歷史問題的層面，中國方面從未有過讓步，哪怕以經貿割裂為代價。

　　根據朱成山的《激戰倒春寒：反對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否認南京大屠殺史斗爭紀實》記載，1959年版的北京市初級中學試用課本《中國歷史》教學資料參考第三冊，以及1960年人教版的高級中學課本《中國現代史》中，就均有記述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在江蘇地方教材中，更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老奶奶等歷史當事人的描述。

　　在毛主席時代，我們一方面進行要求徹底清算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宣傳教育，一方面也加大對日本國內左翼力量的支持，幫助被美帝國主義和右翼勢力統治的日本人民進行民主化斗爭。

　　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次郎在北京發表演講時，呼出驚世高論：

　　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

　　對于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史的慘痛記憶，全體華夏兒女是無法忘卻的，這絕對不以所謂“時代環境變化”和“經濟發展需要”而變動。

　　就在近期始終處于輿論沸騰之勢的“毒教材”丑聞中，又被爆出日本勢力的滲透：

　　推薦閱讀：毒教材事件，輿論絕不可七秒記憶

　　1935年時，毛主席曾就時局給出過的使人振聾發聵的判斷：

　　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不論什么革命）總比帝國主義壞。

　　他們組成了一個賣國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么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線，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這一賣國賊營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假如沒有這一群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

　　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不要忘了，日本軍國主義從來就沒有真正向中國人民進行過戰爭罪責的自我清算，七十七年前天皇的投降也從來不是右翼勢力反省反思的注腳，而是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反共集團掩藏和孕育日本國民仇恨、以便日后重新喚醒并用以反華的歷史堡壘。

　　從這個角度而言，日本勢力持續不斷得滲透中國是不難理解的。

　　這一點，從天皇的《終戰詔書》——注意，是“終戰”而不是“投降”——可見一斑：

　　朕深鑒于世界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時局，茲告爾等臣民，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愿接受其聯合公告。

　　朕對于始終與帝國同為東亞解放而努力之諸盟邦，不得不深表遺憾；念及帝國臣民之死于戰陣，殉于職守，斃于非命者及其遺屬，則五臟為之俱裂；至于負戰傷，蒙戰禍，失家業者之生計，亦朕所深為軫念者也；今后帝國所受之苦固非尋常，朕亦深知爾等臣民之衷情，然時運之所趨，朕欲忍所難忍，耐所難耐，以為萬世之太平。

　　朕于茲得以維護國體，信倚爾等忠良臣民之赤誠，并常與爾等臣民同在。若夫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擠，擾亂時局；因而迷誤大道，失信義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舉國一致，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全力于將來之建設，篤守道義，堅定志操，誓必發揚國體之精華，不致落后于世界之進化，望爾等臣民善體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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