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俄烏戰爭的原因,腦癱詩人余秀華的一首反戰詩紅遍了網絡,一些人甚至怒贊余秀華是真正的詩人,撥了反戰詩歌的頭籌,并將永載史冊。
筆者也讀了一下余秀華的反戰詩:
禱告辭
余秀華
我乞求詩歌能夠阻擋一輛坦克
蓄滿眼淚的詩歌阻擋的多一些
我乞求鮮花能夠對抗子彈
一把康乃馨能夠安慰一位母親
我乞求陽光照在每一個人身上
讓一些人從防空洞走出來
去觸摸已經傷痕累累但還在努力綻開的
春天
我乞求那些告別沒有生離死別的哀傷
而是去觸碰自由的喜悅
我乞求那些孩子,那些孩子啊
能夠跑到街上
我乞求和平!
我乞求那些手拿刺刀的敵對者
告訴對方,他們各自母親的名字
妻子的名字,孩子的名字
我乞求每一個發起侵略戰爭者
珍惜自己的名譽
每一個戰士的生命
珍惜每一個平民的生命
我乞求在已經多災多難的地球上
陽光普照
沒有比戰爭更邪惡的事情
沒有比戰爭更低級的侵略
我乞求和平!
實是求是地講,這首詩直抒胸臆,表達了對戰爭的咀咒和對和平的期盼,確實富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但是這首詩雖然有色彩,但沒有力量;盡管不乏文學性,思想性卻很單薄,因而或許能夠引發人的共鳴,卻不可能引導人進一步思想升華,所以這首詩的藝術力量也必然大打折扣,其思想境界也必然存在極大的局限性。
何之這么說呢?通過閱讀這首詩,我們不難發現,其宣揚的不過是抽象的和平主義思想,而所依據的思想底色不過是超階級的人道主義。正如有論者指出的,其所謂的詩歌阻擋坦克,除有文學的意味和作為一種反對戰爭的比喻外,并不可能體現任何的現實意義。同樣,用所謂的禱告來對抗戰爭,乞求和平,作為一種藝術表達似乎無可厚非,但這樣的表達卻把戰爭的本質虛無化。或許,有人認為詩歌作為文學藝術,不應過多以政治、思想標準來苛求,但是嚴格意義上講,世界上并沒有真正脫離政治和思想的藝術,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文學藝術作為意識形態領域的上層建筑,本身就是現實社會生活的反映,脫離現實、與政治隔絕的藝術就如空中樓閣,不可能存在。
事實上,世界上存在兩種反戰思維,一種是余秀華式的和平主義,貌似不站隊,反對一切戰爭,唯有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可是,不去挖掘戰爭根源,不去鏟除發動戰爭的元兇, 那么戰爭永遠也不會消滅。這種反戰不僅本身是軟弱無力的,甚至可能在反對一切暴力戰爭口號掩蓋下,替戰爭真正的罪魁禍首站臺。因為戰爭作為一種社會發展規律,不會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暴發或消彌,那么你是選擇站在戰爭的哪一方面呢?如何辨別誰是戰爭的受害者、誰是戰爭的得益者?
而另一種反戰思維則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認清戰爭的本質,辨別戰爭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對絕大多數人民有利的戰爭就是正義的戰爭,只對極少數人有利的戰爭就是非正義的戰爭,對正義的戰爭我們要支持擁護,對非正義的戰爭我們要反對聲討。而且只能通過正義的戰爭來消滅非正義的戰爭。
可見,戰爭作為一種物質暴力只能用同樣的物質暴力來消滅,而不可能用和平主義者所幻想的那樣用所謂普遍的愛和抽象的人道主義來消滅。這也是無產階級戰爭觀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戰爭觀的區別。
而余秀華的反戰詩顯然所代表的只是小資產階級的戰爭觀。按照階級分析理論,小資產階級由于經濟地位所決定,他們的生產活動經不得一星半點的動蕩,容易對戰爭產生恐懼,從而滋生一種取消一切戰爭、籠統反對一切戰爭的和平幻想。而中國乃至世界,近半個世紀來資本主義發展造就了一個空前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社會。這樣一個社會的存在,不僅使小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審美、行為風尚等流行起來,并俘虜一部分無產階級群眾;而且也使小資產階級對于社會、政治和國際問題的觀點得以流行。這就是余秀華反戰詩之所以流行和走紅的社會土壤。
上面講了余秀華的反戰詩,再講講余秀華其人。因為現在余秀華寫了反戰詩,且在網絡上展開罵戰,被對方象小丑一樣嘲弄貶低,其實這是大可不必的,須知即便她夸張固執如小丑般表現自己,但總是情有可原,喜劇人物的底色往往是悲劇人物,通過透視她的成名過程,或許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她為什么會寫出這樣的的反戰詩。
余秀華成名之初直至現在,她身上其實是布滿標簽的:農民、婦女、殘疾等等,顯然在這個眼球經濟、流量稱王的年代,這些標簽對于她成名不說起到至關作用,至少也是推波助瀾。然而,她又不是全靠這些吸引眼球的標簽,反而是這些標簽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她藝術的光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和無奈。
只要品讀的他的詩歌,不難發現她確實是一位有著藝術秉賦的詩人,就她的創作才華來講,比諸如淺淺體,梨花體,羊羔體等無病呻吟、矯柔造作的口水詩要上乘得多,因而在普遍浮躁,死水一潭的詩壇甫一亮相,就顯得各外刺眼,別樹一幟,這是她的詩之所以能夠吸引人并且震動詩壇的原因。
具體來講,她的詩歌體現一種后現代風格,大膽直露,沒有絲毫遮掩和扭捏,有時甚至表現出“我是蕩婦我怕誰”這種近乎邈視一切世俗權威的孤傲,但正如她對自身剖析所揭示的,她這種表現的外在強大,其實只是為了掩蓋內心的脆弱,用她自己的話說:“為了不被別人攻擊傷害,就首先把自己描得一團漆黑,那么別人就無從下手了。”這種心態,與其說是弱者被逼無奈的智慧,倒不如說是逃避和自我麻痹。
余秀華通過詩歌表現出敢愛敢恨的個性風采,一方面固然是個人性格使然,更主要的還是其生存環境造就了她別居一格的藝術旨趣。于她來講,在受著貧窮,疾病等客觀環境與條件的制約下,且本身又有一顆極具敏感的心,因而時刻感受到這世俗牢籠的禁祻,而詩歌正好為她提供了一個精神越獄的通道,盡管是虛無的,但畢竟給了她一線希望。果然,她幾乎是意外地成功了,出名了,有了名利,就有了掙脫現實牢籠的物質基礎,她可以決然離婚,高調談戀愛,把以前不能實現的夢想付諸行動。然而,她看似掙脫了舊的牢籠,但其實她又墜入了另一重新的牢籠,只是她不知道而已,只是這牢籠更加虛幻、甚至讓人迷醉而已。
因為歸根結底,她所追求的僅僅是個性解放,而不是人自身的解放。前者是幾百年前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發端的啟蒙主義思想,而后者是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全人類的理想追求。個性解放只強調個人奮斗,屬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范疇,而人的解放關系著全人類的解放,正如馬克思所說,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因而余秀華身上體現的個性解放精神雖然有一定進步意義,但相比人的真正解放,思想境界就相距甚遠了。然而在去革命年代,在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大背影下,類似余秀華這樣曾經痛苦掙扎的底層草根,大約也只能是這種選擇。
這不知道是余秀華的幸運還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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