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來臨之際，人民以不同的形式來緬懷這位世紀偉人。但同時，一股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時代、否定毛澤東思想的逆流從未停止過，有時還甚囂塵上。他們搞歷史虛無主義，割裂和否定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其目的就是要砍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人民信仰上迷失和思想上的混亂，嚴重干擾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正確的道路和方向。要想對這股逆流進行回擊、讓人民明辨是非，就必須闡明三個問題，那就是：如何看待毛澤東的偉大功績與晚年所犯的錯誤;如何看待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系;如何評價改革開放前30年和改革開放后30多年的關系。

　　一、必須用歷史的、辯證的觀點去看待毛澤東的偉大功績與晚年所犯的錯誤

　　關于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和他的晚年錯誤實際上黨中央已有定論，在這個定論的起草過程中鄧小平發揮了重要作用。鄧小平在評價毛澤東這位偉人的時候展現又一個偉人的風范，他不以個人恩怨，而是本著歷史的、辯證的觀點去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

　　在1980年8月的《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中鄧小平講到：“盡管毛澤東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對毛澤東的功績看得很高很重，“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毛主席最偉大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它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別‘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

　　鄧小平也沒有把毛澤東所犯的錯誤都推在毛澤東身上。他說，“由于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的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分違背了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這時他接觸實踐少了。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對照鄧小平，那些徹底否定毛澤東的人應該深思，是什么讓自己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評價在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得到完整體現。《決議》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出了正確評價，奠定了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向前看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正確理解、認識、評價毛澤東的功績與錯誤。《決議》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這就是說，毛澤東的偉大功績與他的錯誤是不能等量齊觀的兩件事。它們之間既不可顛倒位置又不能同日而語。因為，毛澤東的偉大功績是任何人都無法代替和比擬的。正如鄧小平在前面指出的，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所以說，毛澤東的功績是偉大的，他的錯誤是無法和他的功績等量齊觀的。

　　《決議》還指出，“因為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對毛澤東的言論采取教條主義態度，以為凡是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并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兩種態度都是沒有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而這種區別是十分必要的。”

　　只有把毛澤東的錯誤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理解、認識和評價，才能客觀公正;尤其是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認識，更要放在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國際大環境中去認識和理解。應該把毛澤東一生的活動包括他的功績與錯誤放在中國近代和現代的歷史發展中，以及世界近代現代的歷史發展中去認識和理解;所謂客觀的，就是不戴有色眼鏡，不帶感情色彩和不憑主觀映象，客觀、公正的原則;所謂實事求是的，就是要尊重事實，以客觀事實來認識、理解和評價的原則。對于毛澤東的功績與錯誤，既不能以功績掩蓋錯誤，既不能以功績掩蓋錯誤，也不能夸大錯誤而抹殺功績。在評價毛澤東時，想起了魯迅先生在《戰士與蒼蠅》一文中寫道：“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有缺點的戰士，永遠是戰士”。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戰士”。

　　對待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必須高度重視。上個世紀后期，國的反共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曾經建議蘇聯的自由化分子集中力量攻擊和丑化斯大林，批判“斯大林主義”。他認為，一旦把斯大林全盤否定了，蘇聯共產黨、蘇維埃政權的歷史就站不住腳，蘇共的執政地位和領導作用就會失去歷史的依據。蘇聯的自由化分子正是按照這個反共戰略，在戈爾巴喬夫、雅可夫列夫等人的支持下，從歷史問題上打開突破口，展開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直到導致蘇共解體、蘇聯垮臺。這個歷史性悲劇所提供的嚴重教訓，值得我們認真記取。

　　長期以來，一些人想在中國踐行布熱津斯基提示的反共戰略，不遺余力地做“非毛化”的文章。早就有人公開說過，必須“清算毛澤東主義”，“消除毛澤東主義的影響”，否則“我們將不能越過前面的這堵墻”。他們之所以熱衷于這樣做，是因為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都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確立起來的，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奠定基礎的，這些人既然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否定社會主義，他們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視為一堵必須推倒的攔路墻，就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了。對這些人持續掀動“非毛化”思潮的政治企圖，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對于它造成的消極后果，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

　　二、必須深刻領悟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辯證關系

　　在對待毛澤東思想問題上，有兩種極其錯誤的認識：一種認為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現代化的障礙物了，要毫不猶豫地拋棄掉，其目的就是要中國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另一種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關于武裝奪取革命的理論，在今天進行和平建設時期，這種理論已經過時了，我黨只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行了，而毛澤東思想就沒有必要再堅持下去了。

　　對第一種錯誤認識，我們要堅決回擊。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要有底線思維，能改革的就要堅決地改，不能改的堅決不能改，毛澤東思想就是堅決不能改的。在這個方面大家認識還是清醒的。 在對第二種模糊認識，需要加以澄清。我們既不能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割裂開來，也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一定要準確把握它們的繼承發展關系。既要看到兩個理論體系的區別，更要看到二者的聯系。

　　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分別屬于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二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具有許多明顯區別。一是二者形成和發展于不同的歷史時期，其理論形成的時代背景和實踐基礎有著根本不同。毛澤東思想形成于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背景下，長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斗爭實踐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實踐基礎。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之所以出現了一些失誤，也在于對時代主題的判斷出現了失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于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的實踐基礎。二是二者面臨著不同時期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毛澤東時期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根本任務是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是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三是二者主體內容不同。毛澤東思想包括新民主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改造理論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就其理論體系而言，新民主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改造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主體內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中包含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改革開放理論等，與毛澤東思想的主體內容有明顯區別。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屬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都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理論成果，具有相同點。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都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都是在深刻把握時代特征和基本國情，努力推動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的，都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有著共同的哲學基礎特別是認識論基礎，這主要就是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立足于中國現階段的特殊國情，有著共同的發展目標，這就是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著共同的價值追求，就是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都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基本文化制度;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方面，都堅持共同的基本原則。

　　看不到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些共同的思想基礎和本質特征，看不到二者之間在發展中的吸收借鑒與交匯融合，把二者看做是互不聯系的，甚至以為是互相矛盾，這是十分片面的，有害的。

　　三、必須客觀評價改革開放前30年和改革開放后30多年的關系

　　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早在國慶60周年前夕就談到：“在迎接新中國成立60年之際，我們碰到了一個不能回避的認識問題：應該怎么樣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及其相互關系的問題。”但如今，對待這個問題還是存在一些錯誤或模糊的認識。

　　當前，不少人在貶低甚至徹底否定前30年的歷史。有的是徹底的歷史虛無主義者，明目張膽地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史給予否定;有的是全面否定前30年的歷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進行肆無忌憚的詆毀;有的是借肯定后30年來否定前30年，從而徹底否定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偉大成就，進而達到對中國共產黨歷史全面否定之目的。貶低和否定前30年的歷史，大有形成一股思潮之勢，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清醒地認清這股錯誤思潮的極端危害性。否定了前30年就否定了毛澤東、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就會把中國引入“改旗易幟的邪路”上。

　　事實上，正是在毛澤東同志領導的“前三十年”，我國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科技體系得以建立。新中國在經歷長期戰亂、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搞建設取得的巨大成績，有目共睹。新中國成立之后，僅用短短半年時間，實現了財政收支基本平衡，解決了舊中國多少年來無法解決的金融物價問題;僅用三年時間，就醫治了戰爭創傷，恢復了國民經濟。建國后到1952年底，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恢復了由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黑暗統治及長期戰爭破壞所造成的千瘡百孔的國民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在全國確立，為新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僅用四年時間，完成了三大改造，引導全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1953年1月至1956年12月，這是實行全面社會主義改造和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階段。這一時期，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恢復，中國共產黨適時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同時并舉的方針。到1956年底，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建國之初，中國除了東部和內陸中心城市的紡織和一些輕工機械外，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工業基礎，甚至連燈油都要靠進口。經過二十多年的高速工業化，中國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

　　改革開放新時期所取得的成就，是以新中國成立以后30年所取得的成就為基礎的。沒有前30年成就的基礎，就不會有后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正確看待前30年的歷史，客觀地評價這30年為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所奠定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的反映論。改革開放的前后兩個30年，讓祖國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頭30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標志，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線，勤勞樸實的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了起來，博得了世界關注;后30年，以改革開放為標志，以培育市場經濟、增加物質財富總量為主線，奏響了“發展就是硬道理”以及“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凱歌，讓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揚眉吐氣，有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在政治、經濟等方面贏得了尊重。

　　習近平同志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的基礎上開創的。”因此，“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

　　12月26日是中國人民應該牢記的日子，吃水不忘打井人!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新中國的成立以及完整工業體系的確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理應得到中國人民的敬仰;毛澤東思想也同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一樣共同指導著今天的全面小康社會建設，毛澤東思想理應被我們高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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