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下旬，有十二個中國的年輕人，在上海嘉興湖的一條船上，向中國的所有的窮人發出他們莊嚴的承諾：實現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革命。在他們心中，實現上述三個目標的目的只有一個：無論何時何地，身處何種境地，都將義無反顧地，沒有選擇地爭取和維護社會底層民眾的利益，讓他們過上沒有政治壓迫、沒有經濟剝削、沒有精神奴役、沒有文化歧視的幸福生活。

　　這十二個人，年紀最大的叫何叔衡，是年四十五歲，最小的陳仁靜只有十九歲，相差二十六歲。

　　在那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這十二位平均年齡為二十八歲的青年，每個人的眼睛都像當時嘉興湖里水一樣清澈和明亮，每個人的心靈都像當時他們頭頂上的天空一樣高遠和干凈。

　　不錯，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后來違背了自己的誓言，走向了自己承諾的反面，還有一部分人中途退出了這支后來不但改變了中國，而且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革命力量。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后來長達五十多年的艱難歲月里，不是為革命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成為了一名光榮的革命烈士，就是為了兌現承諾，實現理想，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生命不息，戰斗不止，成為了一名偉大的革命者。

　　在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與這些烈士和革命者相比，其思想和業績尤為突出和獨特。烈士和革命者這樣的稱號，難以窮盡他一生的思想、精神和品格;中華民族民族的領袖，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民族的革命導師這樣的謚號，雖然比較準確貼切，但不可避免帶有官方氣息和學院氣息，且難以表述在他身上，貫穿一生、浸透肌髓的平民情結;用中國古人對孔子的稱呼，即圣人這個詞用來形容他，意思有點接近了，但他又不是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而是一個真正的戰士。

　　筆者苦思冥想，搜腸刮肚，實在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放在毛澤東這個人名之前，讓人感覺貼切、準確、得體、全面。無可奈何，只好模仿舞者、歌者這樣具有民間色彩的詞語，生造了“圣者”這個詞，勉強來表述毛澤東的生前身后對這個世界產生的影響力和感召力，以及他的思想讓生活在社會底層民眾，在困苦和絕望之中感受到的溫暖和希望，還有那些他和他的人民共同面對的敵人，對他的思想和生前的言行感受到的恐懼和由此而產生的仇恨。

　　一個在語言詞典里面找不到合適的詞匯，概括、形容、闡釋他一生思想和行為的人，他的名字如今卻通過民間的途徑，傳遍這個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他的思想足以讓后人洞穿歷史的奧妙，觀照未來的跡象。他是人類共同擁有的一個精神的基準，一個文明的坐標。一切獻身于公平正義人心人道的烈士，都能在他這里尋找到戰勝邪惡的精神力量，一切被壓迫者、被奴役者、被歧視者，都可以在他這里感受到溫暖。所有的騙子手、背叛者、拜物教徒、暴力集團，都會在他面前現出他們丑陋的原型，并會嚇得發抖。

　　在他離開世界近四十年的今天，從一些人對他的思想報以的厚望中，從另外一些人對他的詛咒、污蔑甚至侮辱之中，我們似乎依然能夠感受到他巨大的身軀，還在背負著這個民族、政黨、國家、人民的所有苦難和希望，孤獨地、艱難地跋涉在通向未知的未來的崎嶇山路上。

　　在上世紀的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大約七年時間里，當那些依靠共產國際的支持，幾乎是空手套白狼地攫取了中共領導權的布爾什維克的大佬們，坐在上海法國租借區的別墅里，喝著咖啡和紅酒，吃著牛排和面包領導中國革命的時候，毛澤東幾乎是先知先覺地來到了湖南農村，和那些腳上沾滿牛糞、嘴里嚼著野菜的農民泡在一起。

　　在上海革命家們狐疑的目光注視下，他成功地發動了秋收起義，旋即和他的農民兄弟們來到了井岡山，成了“土匪”袁文才和王佐結盟并成為戰友，并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的第一個根據地，讓朱德、陳毅和彭德懷的隊伍有了落腳點，創立了后來成為蔣介石和美國人惡夢的三十八軍的前身紅四軍。

　　從1927年到1933年，他獨自創立的根據地模式，在中國南方大片地區形成了燎原之勢。紅軍的作戰隊伍從最初的幾百人，發展壯大到了近三十萬人，并成功地擊敗了國民黨政府發動的四次大規模的圍剿，成為了一股足以讓民國政府的領袖和他的軍閥弟兄們失眠的政治、軍事力量。

　　紅軍在蘇區雖然生存了下來并日益壯大了，但在上海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和他們的洋顧問們的日子，卻一天比一天難過：蔣介石的屠刀距離他們的脖子似乎越來越近了。白色恐怖的嚴寒首先凍僵的是他們的領袖王明的靈魂，他在把自己非法得到的最高領導人職務，像一件大衣一樣私相授受給其追隨者博古之后，秘密離開上海輾轉到了莫斯科，繼續喝他的咖啡、吃他的牛排去了。博古們也隨即轉移到了毛澤東創立并領導蘇區首都瑞金。

　　如果說“4.12”政變之后，支持中共的革命軍人們都去大城市發動起義，而獨自在湖南農村組織秋收起義的毛澤東，在中央大佬的眼中只是顯得有點不合時宜的話，那么他們在瑞金看到的毛澤東幾乎是一個離馬列主義之經，叛共產主義之道的逆徒了。在中共的政治局委員中，除了毛澤東自己，沒有第二個人同意他的革命理念、戰略和戰術。很快，得到紅軍大部分指戰員支持的毛澤東，就被免去了在前敵委員會擔任的所有職務，失去了對紅軍的領導權。

　　孤獨的毛澤東被安排在瑞金城外一幢孤獨的房子里，開始了他作為一個圣者命中注定的孤獨的思考。

　　以博古、周恩來、李德為首的這個“純潔”的革命團隊，雖然擅長背誦馬、恩、列、斯的經典著作，也不乏獻身革命的熱情和黨內斗爭的手段，但在保存自身實力，與敵周旋并尋機消滅敵人方面，卻像白癡一樣無知和無用，另外，他們還像天下所有的白癡一樣自以為是。

　　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徹底失敗，這一自己搧在自己臉上的響亮耳光，并沒有讓他們翻然悔悟，只是感到無限的沮喪和驚慌。不知道是真的沒有搞明白他們失敗、毛澤東勝利的原因，還是不想、不愿承認和接受自己無知、無能的現實，反正在接下來的潰逃也就是萬里長征的前期，他們并沒有痛定思痛，修正錯誤，而是繼續沿用他們紙上談兵的作戰風格，從而導致了湘江戰役慘劇的發生。

　　從長征中的遵義會議直到1976年逝世，在宣傳家和世人的印象中，毛澤東似乎一直受到黨政軍各路諸侯的衷心擁戴，以至于發展到大權獨攬，高高在上，為所欲為的地步。其實這一切都是表象，既非事實，也不是諸侯們愿意接受和看到的現實?！　　?在長達十五年的嚴酷的戰爭環境中，高級官員和軍官們在經歷了無數次勝利和失敗的比較之后，他們出于一要保命，二要奪取政權的需要，加上毛澤東在中下級軍官、士兵、職員和群眾中享有的崇高聲望，以及無與倫比的感召力、影響力和凝聚力，他們才既不心甘也不情愿地接受了毛澤東這個似乎永遠和他們意見相佐的領袖。

　　一旦生存環境得以改善，尤其是不但性命有了保障，而且成為有權有勢的高級官僚之后，他們就立即感到毛澤東思想這個緊箍咒的存在，感到不適、不爽和不痛快，在文革中還讓他們感到鉆心的疼痛。一旦條件成熟，他們絕對不會放棄除之而后快的機會。

　　毛澤東并沒有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接受天啟的先知，他和他的人民一直就把他當做一個有血有肉，既平凡又偉大的人。

　　說他平凡，是因為他靈魂深處凝固著一段永恒存在、至死不悔的平民情結。說他偉大，是因為他雖身處權力金字塔的最高峰，仍然不忘戳穿謊言和還事實真相于天下的使命，并不惜冒著家破人亡、身敗名裂的危險，殫精竭慮、不遺余力地改變丑陋的事實本身。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沒有對龐大的反對勢力表現出絲毫的畏懼，對自己親人付出的包括生命在內的慘重代價，對自己聲譽和思想在日后有可能遭遇的詆毀和清算，沒有透露出半點的后怕和后悔。

　　他是上下幾千年的思考者，也是縱橫幾萬里的殉道者。

　　凝固在毛澤東心靈深處的平民情結，戳穿謊言和還事實于天下的道德使命，加上無所畏懼的斗爭精神，大約在朝鮮戰爭結束后的一九五三年，因為殘酷的戰爭環境形成的遮蔽層的消失，毛澤東在黨政軍的核心領導層是一個異類的事實逐漸顯現了出來。也就是說，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治國的政治哲學上的出現了嚴重的分歧。毛澤東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平民政治哲學，而他的戰友們則主張蘇聯老大哥的頂層設計的精英政治哲學。

　　此時的毛澤東并沒有把二者之間的分歧看得有多么嚴重。同時，蘇聯奉行的頂層設計的精英政治哲學，在社會主義建設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他要看看書，搞清楚精英哲學的來龍去脈，思考一番，觀察一番。想一想，看一看，到底是他錯了，還是他的戰友們錯了?

　　所以在在征求了政治局領導同志意見后，毛澤東從黨、政、軍繁重、繁復的工作一線退了下來。成為一個政治閑人，看書學習，了解情況，思考世界格局的走向，思考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國際、國內發生的一些大事小事，使他隱約地感到，做為社會主義老大哥的蘇聯似乎在走向沙皇的老路，而中國也出現了一些走回頭路的跡象。他吃驚地發現，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底層民眾的身影越來越少，聲音越來越弱小。他堅信，如果照現在的樣子發展下去，要不了多久，老百姓的身影會淡化到完全消失，聲音會弱小到徹底沉寂。與此同時，關于官員們競相追求待遇、貪圖享受的報道，也越來越多映入了他眼簾。他們熱衷于住別墅、喝牛奶，鑒賞和收藏字畫和古玩，大吃大喝，奢侈淫糜，有的甚至成了貪污盜竊的犯罪分子。

　　毛澤東開始在各種場合中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憂慮。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在聽完了他或慷慨悲憤，或情真意切的談話后，他們剛開始裝出一幅虛心接受、努力改正的樣子，繼而就只是有禮貌地聽著。最后干脆開會的時候不通知他，發文件的時候不經過他。

　　有一次軍隊建設一個機場，要占用農民的土地，拆除群眾的房子。建設者們使用的辦法和現在的房產商一樣是強占強拆。于是群眾把老人、孩子和婦女推在最前面，身強力壯的男人站在后面，形成人墻以保衛自己的家園。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后勃然大怒，他聲色俱厲地給那個主張鎮壓群眾的官員說：你拿根竹竿，搗毀一個鳥窩，沒被你搗死的鳥兒，也要叫幾聲!毛澤東還說：群眾應該拿起鋤頭和鐮刀，捍衛自己的權力!

　　在導致后來出現大面積饑荒的”大躍進“中，面對在基層官員中盛行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這五股歪風，毛澤東多次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批評和改進意見。然而因為搞”五風“的各級官員，在實際政治生活中能夠得到提拔重用，實事求是的人則會被插上一面白旗而受到排擠，加上部分高級領導干部和媒體的推波助瀾，整個國家上演了一出《皇帝的新裝》的悲劇。

　　毛澤東的話，在中央沒有人聽，他就以個人名義，給全國的省、地、縣、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六級干部，寫了一封公開信，呼吁他們停止制造、復制和傳播謊言，他要求把這封信書寫在生產隊隊部的墻上，讓老百姓都知道毛主席的看法。據后來的報道，這封信絕大多數消失在了省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和大隊支部，只有極少數的信被寫在了生產隊的墻上。

　　引發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徹底分裂，并最終走向對立和沖突的事件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出現的“桃園經驗”。

　　1963年底至1964年初，王光美帶領一個龐大的工作組，在河北省撫寧縣盧王宕公社桃園大隊開展“四清運動”，結束以后工作組寫了一個總結報告，當時的中央決定以此為經驗在全國推廣，史稱“桃園經驗”。桃園經驗的核心是把大小隊的干部，不管你在工分、賬目、倉庫和財物方面出現的問題大小，一律對進行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

　　據后來的調查，在清理問題和打擊斗爭的過程中，工作隊經常掏出槍威脅農村干部，讓他們脫了衣服到外面凍著，大部分干部遭到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這里的“燕飛”，就是“文革”中批斗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　　∶珴蓶|對“桃園經驗”極為不滿。首先它對準的是在官場中處于最底層的大小隊干部，在龐大的官僚隊伍中處于編制外的邊緣地帶，是真正的弱勢群體，這與毛澤東的平民情結有實質性的沖突。其次他認為打擊面過大，處罰太嚴厲。最后，桃園經驗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解決的路線問題，也就是從精英政治哲學向平民政治哲學的轉變，弄成了打擊農村基層干部的“四清”運動。毛澤東認為這是對他思想的篡改、歪曲和閹割。

　　“四清”運動遵循完全是頂層設計模式。大批的城市干部進駐農村，依據在他們頭腦中事先形成的結論，刑訊逼供，羅織構陷，小題大做，無限上綱，以證明自己結論的正確性。在整個四清運動過程中，并沒有真正發動群眾，讓他們自己組織起來，以自己的方式開展運動。

　　后來在在文革初期，當權者基本上還是沿用了“桃園經驗”模式開展運動，于是才有了毛澤東的大字報和《5.16》通知。

　　文革是一場與“桃園經驗”完全相反的模式，遵循了平民政治哲學的理念，在全國全面展開的一場持續了三年之久的群眾運動。過去是大官打擊、斗爭小官和群眾，現在顛倒過來了，是群眾和小官開始打擊、斗爭斗爭大官。城市里的工作組對付農村干部的辦法，現在小官和群眾完全照搬過來，用于對付一直高高在上、耀武揚威的大佬大官。一時好戲連臺，蔚為壯觀。

　　但這種“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做法，及其由此而造成的一系列嚴重后果，卻既非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也不是他希望看到的結果。但毛澤東還是堅定地認為，文革是繼打敗國民黨八百萬軍隊之后，他在中華大地上取得的又一次輝煌成就?！　　〗裉?，當我們回顧歷史、關照現實的時候，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文革體現出的平民哲學思想，對中華文明的進步產生的影響和發揮的作用，已經大大超過了1949年勝利的那場革命。

　　在某種程度上，文革已經幻化成了全人類共同擁有的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

　　毛澤東用他的生命、激情和才華，從井岡山行進到西柏坡，在人類追求幸福的艱難歷程中畫上了一個巨大的問號：革命也好，改革也罷，到底是為了誰?出發點在哪里?落腳點又會在哪里?

　　毛澤東從北京的游泳池被人抬進紀念堂，在那里已經躺了近四十年。如今的他，看上去神情依舊落寞，眉頭還在緊鎖。也許，他至死都沒有弄明白，當年他在嘉興湖的紅船上捏緊拳頭，發誓要人民過上政治上的沒有壓迫，沒有經濟上沒有剝削，沒有精神上沒有奴役，沒有文化上沒有歧視的承諾到底有沒有兌現?

　　如果真的有后世的話，毛澤東在那里如果遇到幾百萬早已被人們忘卻了的烈士，看到他們身上的血衣，看到被炸得模糊一團的五臟六腑，看到他們被砍斷了的胳膊和腿，還有翻滾在地上的頭顱，又會作何感想?又會說出哪句俗語，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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