餓死人事件的四個問答

　　老 驥

　　5月22日，我的一篇《餓死人的責任，我比茅于軾更清楚》的文章，在烏有之鄉等幾個網站發表，點擊率較高，轉載的也不少。其實，這篇文章除了幾句前言外，主要是一篇舊文《往事回首：改革之初二、三事》的第一事與餓死人有關，而且內容比較單一，所以，總覺得意猶未盡。作為一個“信陽事件”的經歷者，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公民，對茅于軾、辛之陵之流肆意誹謗人民救星、開國領袖毛澤東的犯罪行為，我感到有責任有義務予以痛擊。因此，今天我要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想說出了，以期能幫助老年人明白是非，幫助青年人明辨是非，同時也對“糊涂人”敲一敲警鐘。

　　一、“信陽事件”是咋回事？

　　我與共和國同齡，在信陽長大，在信陽上學、參加工作與退休。“信陽事件”對于我來說是刻骨銘心、終身難忘，不僅有親身體驗而且有事后調研，只不過調研不是組織安排而是利用農村工作之便的個人行為罷了。比起一般的人我算是一個有心人，所以，我覺得我了解的情況可能多點，對問題的認識可能深刻點，所持的觀點可能客觀點。

　　1959年—1961年，我國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人們普遍吃不飽飯，餓肚子，信陽人管這一時期叫“過糧食關”。農民是從1959年底開始到1960年底結束，1961年告別了餓肚子，生活已普遍比城里人強了。吃商品糧的人吃不飽飯是從1960年開始到1962年結束。是年我十多歲，家庭吃商品糧。1960年過大年，我們家沒有肉吃，父親嘆了一口氣說：“像這樣的年我還是第一次過啊”，我驚訝地問：“難道萬惡的舊社會過年也能有肉吃?”他苦笑一下，說：“再困難也能設法打個牙祭呀”。那時候我還不太懂事，因為餓得慌，曾哭著追著母親要飯票，母親無奈，把自己當天中午的飯票給了我，于是，我吃雙份，母親只能以涼水充饑了。因為餓得慌，我曾在同學們面前發牢騷，被打了小報告，我的五年級班主任老師組織開我的批斗會，我又氣又怕，哭個不停，不料，幾天后班主任老師因偷別人的飯票被學校開除了。那幾年，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什么時候能吃一頓飽飯，有時候我想，只要讓我吃飽，有大米干飯即使叫我蹲到廁所里吃我也干!對過去的好日子不斷地回味，甚至后悔自己當時為什么不多吃的。有一天，父親買回供應的糧食，對母親吩咐道：“把飯多做點，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吃一頓飽飯再說”，我高興壞了，一連吃了5碗大米干飯，差不多有二斤，脹得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睡也不是，蹲廁所也不是，心里直犯嘀咕：“壞了，壞了，要脹死了，這脹肚子的滋味并不比餓肚子的滋味好啊，我再也不想當脹死鬼了”。由于長期吃不飽，營養不良，我們身上出現了浮腫，眼睛得了夜盲癥，胃里常犯酸水。不過，那幾年凡吃商品糧的沒有餓死的。至今我還記得曾廣為流傳的一首打油詩，是批評辦大食堂的：“一進食堂門，稀飯兩大盆。勺子攪三攪，浪花打死人。盆里照見碗，碗里照見人。要知為什么，去問路憲文。”路憲文是當時信陽地委書記。

　　比起農村，我們吃的這點苦算不得什么，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卻把農民們害慘了。“信陽事件”是1959年10月—1960年4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的18個縣市有15個出現了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1959年信陽地區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實產糧食20億斤，但地區各縣浮夸虛報72億斤，并按照這個虛數比例征購糧食16億斤，為完成這個任務，地委開展“反瞞產”并動用民兵挨門挨戶搜查。結果農民全年口糧只剩下100多斤，僅夠食用4個月，光山、潢川等縣甚至不足3個月，農民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的農民當做“流竄犯”來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共攔截收容46萬人，地委還責令郵局對發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留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殘酷地批斗和處理，農民們沒有一條生路，遂上演了大批農民被活活餓死的人間慘劇。

　　路憲文將五類份子組織起來(指當時被劃為敵人的地、富、反、壞、右)，吃得飽飽的，打黨員，打貧下中農，“寧要一斤糧，不要一個共產黨員”，“打死一個黨員，拿出一斤公糧”就要表揚。反瞞產反得農民沒有飯吃，還不準寫信、不準要飯、不準逃荒、不準挖野菜、不準冒煙。食堂不開伙，活活將人餓死，一個小孩，餓極了，爬到食堂門口，被人撞死在墻上。光山縣委書記劉文彩，在反瞞產時，一天連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全縣公社干部，動手打人的占93%。為追逼糧食還動用專政機關，捕人1774人，其中死于獄中36人。短期拘留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667人。槐樹店的公社黨委書記糾集一群人，打農民，打一下，喝一口酒，以人的慘叫聲為樂趣。打死了父親，又打死了十多歲的兒子。一個生產隊長獨占上面下發的80斤救命糧，還狂言要70人餓死50人才開伙，全縣百多個村莊的貧農大都活活餓死。全信陽地區打人成風，打死人司空見慣。手段殘酷、千奇百怪，除未用電刑外，古今中外的酷刑，幾乎全數照搬不誤。

　　1960年2月，信陽地區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衛生部的注意，信陽地區與河南省的領導已經無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內務部的郭處長在地方嚴密封鎖的情況下深入調查，發現當地餓死人的情況十分嚴重，他回到北京就向部領導匯報。內務部馬上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匯報，習仲勛感到問題嚴重，立即又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匯報，董必武派了中央監委的李堅、李正海兩位處長到信陽調查。他們的工作同樣受到了河南省委與信陽地委的阻撓，但是他們排除萬難，在基層調查了3個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資料，查有實據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70萬人。

　　信陽地委的胡作非為得到了河南省委的支持，特別是省委書記吳芝圃的贊許，他為地委書記路憲文撐腰，排斥打擊敢于說真話的行署專員張樹藩。

　　“信陽事件”震怒了毛澤東，他認為信陽地區的問題是地主階級復辟，是反革命的階級報復，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要求嚴肅查處。

　　劉少奇主持了當時對“信陽事件”的處理，信陽的一些縣、公社的干部被打成“國民黨”、“階級敵人”受到了嚴厲的處罰。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檢討，他承認信陽地區非正常死亡是100多萬人，承認自己“對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但并沒有受到嚴厲的處罰。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因還有主持批斗打死縣委副書記的命案，被判死緩。

　　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四川把吳芝圃揪到鄭州批斗，稱他是“屠殺河南人民的儈子手”，后來吳芝圃病死在廣州醫院。馬龍山在監獄服刑，文革中沒受到沖擊。

　　早在1959年2月，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提出重點解決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具體政策問題，調整國家和農民的關系。吳芝圃仍津津樂道于幾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不客氣地對他說：“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就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而吳芝圃卻堅持大隊為基礎，毛澤東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你不要再這樣搞了，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毛澤東在1958年就提醒吳芝圃：“要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下”。在看到吳芝圃沒有改正的意思后，毛澤東很生氣：“吳芝圃，你對，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并逐漸改變了對吳芝圃的看法：“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

　　1960年10月21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工作組根據信陽實地調查的情況，向中央提交了關于“信陽事件”的報告。10月26日，毛澤東閱后批示劉少奇和周恩來“即看”此件，“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11月12日，毛澤東再派李先念、陶鑄和王任重來到信陽調查。在陪同調查的過程中，吳芝圃又把責任全推到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頭上：“樹藩同志，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問題嗎?”張樹藩毫不客氣地回敬道：“芝圃同志，你真的一點情況不知道嗎?那么地委給我戴上右傾帽子，對我進行幾個月的批判斗爭，這不是省委批準的嗎?否則路憲文他敢批斗我嗎?既然是省委批準的，又是根據什么批的，還不就是根據我在生產救災會議上的講話，在地省委估產時地委定的高我說的少，反瞞產時我在遂平縣不僅沒反出瞞產， 又拿出70O多萬斤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以及說干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打死人是國民黨作風等，才給扣上嚴重右傾帽子進行批斗的?省委批準斗我的根據，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見嗎?芝圃同志，怎能說省委一點情況都不了解呢?對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嗎，我還找你談什么?”吳芝圃啞口無言，臉紅的像紅布一樣。經過調查，陶鑄發現問題嚴重，他在河南省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河南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是1959年春季發生問題，反瞞產，沒有在廬山會議上作檢討，廬山會議后繼續搞。二是河南發生這么嚴重的問題，一直不向中央報告，后來被迫向中央寫了報告，還是忸忸怩怩不真實反映情況，而且還封鎖消息，這是很大的錯誤。”

　　1960年底，毛澤東又派身邊的幾位工作人員到信陽地區去調研。當他們到達河南時，吳芝圃卻不讓他們去信陽，而是把他們安排到了許昌地區的鄢陵縣，不讓他們看到信陽的真實情況。對于吳芝圃的所作所為，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他“破壞民主、堵塞言路，‘左’傾蠻干，死不回頭”。

　　毛澤東、黨中央對“信陽事件”定了性，表了態。 李先念、陶鑄、王任重率領中央、中南局工作組一個縣一個縣、一個公社一個公社地進行調查。當他們來到光山縣時，看到的是一幅慘不忍睹的悲慘景象。村村斷炊，處處有新墳;人人戴孝，戶戶哭聲;房屋倒塌，遍地瓦礫，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有一個村只剩下一個奄奄一息的老婆婆和2個骨瘦如柴的孩子，全村數百人全死了。幸存者控訴地委書記路憲文、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之流活活將人打死的罪惡。

　　二、全國究竟餓死了多數人？

　　中國三年自然災害，加之人禍和蘇聯逼債，終于引發了全國性的大饑荒，人民群眾普遍吃不飽飯，經常餓肚子。除了信陽，全國其它一些地方也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只不過情況沒有信陽嚴重罷了。那么，當時全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呢?至今官方沒有一個權威的說法。前不久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部)公布非正常死亡為1000萬，但又說數字是根據一些資料推算的，并非原始統計數字，這算是比較權威的數據了。而非官方的版本就多了，先是80年代美國之音播報，中國當年餓死了3500萬，后來有些反毛“專家”測算餓死人是3500—4500萬，最近反毛分子茅于軾在《把毛澤東還原成人—讀紅太陽的隕落》一文中，又言之鑿鑿地把餓死人說成是3000萬。他們這些數字均無權威出處，純系信口開河，所以，每每招來廣大網民的口誅筆伐，茅于軾、辛之陵為此還惹上了官司。

　　為什么不將國家統計局當年統計的數據拿出來呢?是不是還沒到解密的時間?我認為，其實國家根本就沒有這個統計數字。理由有二：一是餓死人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統計它負面作用比正面意義要大。自古以來，還沒有那個朝代將全國餓死人數搞得清清楚楚的，一般均以“赤地千里，餓殍蓋野”等詞來形容和概括。對于丑事，孔子也提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即使在今天也一樣，譬如，當局是不會去統計因為看不起病死了多少人的。二是即使國家想統計餓死多少人，調查起來也會困難重重。大家從本文中已看到，地方責任人為掩蓋真相，設置重重障礙，就連毛澤東派去的干部也難看到真實情況。個別地方譬如信陽可以專案調查，偌大的中國豈能個個地方都派員調查，還不是由地方自查上報了事，而省以下均為厲害攸關者，怎能查的清。

　　如此說來，是不是成了無頭案了?那也不是。還有其他辦法，每年的公安人口年報均有死亡人口的登記，國家統計局根據這個數字得出當年的死亡率，它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我們就以國家統計局《1949—2008年中國人口增長變化》為依據，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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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出，1958年總人口65994萬人，死亡率11.98‰，1959年總人口67207萬人，死亡率14.59‰，1960年死亡率25.43‰。計算非正常死亡人口，以1958年的正常死亡率11.98‰為基數，計算公式：1959年(14.59-11.98)x65994萬+1960年(25.43‰-11.98‰)x67207萬=10761785人。眾所周知1961年全國農村形勢好轉，再沒有餓死人的現象發生，雖然死亡率仍偏高，應屬于疫病所致，不能統計在餓死人的數字中。現在把非正常死亡的人統統按餓死的人對待，當時全國兩年總計餓死人為一千萬多點，與黨史公布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基本相符。我認為這個數字是準確的，應具權威性。

　　三、餓死人是誰的主要責任？

　　一直以來，敵對勢力將餓死人事件當做反毛的殺手锏。最近，茅于軾就跳了出來，胡說：“中國餓死三千多萬人，超過中外歷史上和平或戰爭時期餓死人的最高記錄。在和平時期，沒有任何別的理由可推脫。這是誰的責任，無疑是毛澤東的責任。為了逃脫這個責任，他發動文化革命，逼死曾經因三年災荒批評過他的劉少奇。”茅于軾的這番話有兩層意思，第一，中國餓死的是3000萬人。第二，餓死人是毛澤東一人的責任，不是劉少奇的責任。

　　實事求是地講，作為主席，毛澤東對于全國餓死人的問題是負有領導責任的，他也毫無避諱地做過自我檢討，并高姿態的把領導責任擔了下來。

　　但歷史是無情的，毛澤東姿態再高也免除不了吳芝圃、路憲文、馬龍山一小撮罪人的罪責，他們已被人民永遠定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時間老人是檢驗真偽的標尺，它讓餓死人的幕后真相大白于天下，毛澤東百年之后，主要責任人終于浮出水面。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為那個“屠殺河南人民的儈子手”、前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平反，并親自主持追悼會，悼詞宣布：“對于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于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無獨有偶，緊接著，被判處死緩仍在服刑的前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也被平反復職，從勞改農場徑直登上了潢川縣長的寶座。當時，河南人民輿論大嘩，光山人民目瞪口呆，人們弄不明白，吳芝圃因河南餓死人問題在文革中受到批斗，怎么就成了政治迫害?連吳芝圃自己都承認，光是“信陽事件”就餓死100萬人，怎么就成了冤假錯案?縱然是造反派誣陷他，難道李先念、王任重、陶鑄這些中央領導也誣陷他不成?怎么就成了“誣蔑不實之詞”?馬龍山的平反復職更為荒謬，剝奪政治權利終生的犯人可以當中共的領導干部，這是公然違憲的行為，當時就流傳這樣的順口溜：“地痞、流氓、勞改犯，政府的寶貝蛋。”光山人民傷透了心。

　　馬龍山的復職，說明吳芝圃一伙的平反與文革問題無關。

　　河南人民以及全國人民從這些反常行為中看出了端倪，終于明白了誰是吳芝圃、路憲文、馬龍山之流的后臺，誰應為他們的滔天罪行負用人不當之責。為這些罪人平反，不是個人恩怨是非的問題，而是兩條路線斗爭的問題，他昭示，當年吳、路、馬之流是劉鄧司令部的人，執行的是一條劉鄧路線。可悲是，1000萬餓死的冤鬼若地下有知，怎能瞑目?

　　四、搬起石頭砸了誰的腳？

　　餓死人的歷史事件是敵對勢力、走資派熱衷的話題，他們知道利用這個人間悲劇最能引起老百姓的共鳴，對當事人最具殺傷力，為了反毛、去毛化，他們都搬起這塊石頭去砸毛澤東的腳。

　　敵對勢力如茅于軾、辛之陵之流，一貫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他們覺得，通過30年的努力，社會主義已經被反的差不多了，共產黨也被反的很受傷，唯獨毛澤東毅然不動，他那偉岸的身軀仍堅強地支撐著共和國的大廈，成為和平演變不可逾越的屏障。他們咬牙切齒、氣急敗壞，發誓一定要讓紅太陽隕落，讓毛澤東從人民的守護神還原成對他們毫無威脅的平常人。于是他們搬起這塊石頭砸向毛澤東，不料，石頭飛向了劉鄧，雖出乎意外，但也不算失誤，他們認為反正毛劉鄧都是共產黨。

　　走資派，治國無方，搗鬼有術。近幾年來他們把國家治的物價飛漲、房價高企、股市暴跌、假貨泛濫、毒食品橫行。把人民治的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學、養不起老，四座大山日益沉重。然而他們卻熱衷于西式政改，企圖保住既得利益，遇到阻力便破口大罵，什么“封建余毒”、“文革遺毒”，攻擊老成持重的共產黨人和覺醒了的人民群眾。他們也搬起這塊石頭砸向毛澤東，不料石頭飛向了劉鄧，雖出乎意外，但也不后悔，反正遲早要與西方接軌，改換門庭。

　　事實證明，他們搬起石頭砸了劉鄧的腳，也砸了自己的腳。

　　黨內“糊涂人”在這個問題上犯了糊涂，做了不少糊涂事，譬如，幾十年來對反毛的行徑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誤會不解釋，謠言不追查，抹黑不抵制，栽贓不制裁。更有甚者，還把反毛分子茅于軾、辛之陵之流奉為上賓，尊為“國師”。對這些“糊涂人”，是需要敲一敲警鐘了，這次全國廣大群眾公訴茅于軾、辛之陵之流的活動，是個試金石，希望這些“糊涂人”能清醒過來，用實際行動來重新贏得深愛毛澤東的人民的擁護。

　　2011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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