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起義報》　2010年11月12日　刊載了美國作家、電影導演、記者安德烈•費爾切克寫的《西方完善攻擊中國的技術》。這里要特別感謝人民網、人民日報在　2011年10月02日　http://www.sina.com.cn  轉載了這篇文章，為滿耳都是向往西方“普世價值”的中國人打開了另一扇窗。正如安德烈•費爾切克所言，西方的權力體系中根本不存在利他主義，他們一切行為、一切言論，都是指向利益的，而且都是努力將別人的利益轉化為自己的利益。不但國家制度、輿論宣傳、外交、軍事行為是這樣，連教育、科研、學術也是這樣。　　

現(xiàn)在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正在做著同樣的事情。它們圍攻解體蘇聯(lián)，肢解南聯(lián)盟，在東北亞大規(guī)模軍演不可一世。在文化科技方面，西方人一會兒說地球正在變冷，一會兒說正在變暖。隨著中國、巴西、印度等一批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上突飛猛進，西方人終于定格在“變暖說”上。西方人自己發(fā)展幾百年的巨量碳排放他們不追究，他們至今人均碳排放依然是發(fā)展中國家人均數(shù)的幾倍甚至幾十倍，他們也不追究。他們單單要求發(fā)展中國家必須為繼續(xù)排碳付出代價，那就是購買碳排放指標。西方科學機構將那些不支持地球變暖說的科學數(shù)據(jù)全部剿滅，不讓他們有機會問世，極為專制地維持著地球變暖的科學結論。西方政治家以此為依據(jù)，向發(fā)展中國家勒索碳關稅。科學家、政治家以及西方媒體，業(yè)已構成一條欺騙、奴役、劫掠發(fā)展中國家的碳政治流水線。　　

安德烈•費爾切克在《西方完善攻擊中國的技術》中說：“西方自己都在全世界各地做著踐踏人權的事情，又怎么可能關心人權呢？人權問題是西方用來掩蓋其對任何致力于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對抗的組織提供支持的借口。　　

“支持人權”，往往是西方干涉別國內政甚至將某個國家引入內戰(zhàn)的同義詞。這已經在尼加拉瓜、古巴和智利等國家“實行”過，現(xiàn)在又被用來制造中國的不穩(wěn)定。“支持人權”，在蘇聯(lián)解體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曾破壞了拉美所有的革命或群眾運動（古巴除外），也曾為某些最可怕的干涉行動提供了借口，如對越南和老撾人民的屠殺罪行。　　

中國歷來都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與亞洲地區(qū)的一些西方盟友相比，中國的人權問題要小得多，也不同于西方本身對人權的侵犯。同時，中國希望通過自己善意的行動與和解的態(tài)度能夠贏得別人的理解。但我們這個世界控制在殖民和后殖民帝國手中，這些帝國有著幾百年的征服和鎮(zhèn)壓經驗，善意與和平不會使它們減少沖突。　　

西方不少民眾對中國越來越敵視，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更加認識或了解了這個國家，而是因為他們被西方持續(xù)的“宣傳炸彈”征服了。西方國家組織了來自媒體和大學的數(shù)以萬計的男男女女，他們唯一的職業(yè)目標就是污蔑、詆毀中國，或繪制一幅中國的邪惡肖像。反華已經成為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獲得科研貸款或在新聞界向上爬的最佳途徑之一。　　

實際上，全世界沒有哪個地方逃得過西方開展的宣傳。在非洲，很多人對中國深表感激。在肯尼亞，我就親耳聽到參與中資項目的數(shù)百名肯尼亞工作人員表示自己“第一次被外國人當人看”，“從來也不需要跟中國老板談工資問題，因為他們提供的工資總是比你預想的高出三倍”。但中國在非洲（或大洋洲或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形象越正面，就越要承受西方媒體的嘲諷和批評。　　

非洲和其他地區(qū)的不少報紙熱衷于發(fā)表西方的反華文章。因為在這些地區(qū)，凡是愿意迎合西方反華媒體論調的記者們能夠獲得很多酬勞，包括到國外旅行、接受 “培訓”以及獲得獎金或者西方國家的簽證。在大洋洲和東南亞同樣有這樣的現(xiàn)象。這種酬勞誘惑很大，但那些抗拒這樣做的人受到的懲罰也相當嚴厲。　　

肯尼亞前議員姆萬達維羅•姆格漢加說：對于中國，人們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到肯尼亞國內旅行，你會發(fā)現(xiàn)中國人在建造公路、大樓和體育場。這是一些非常好的項目。中國人非常有合作精神。人們看到中國人真正做了什么，并做出自己的評價。但肯尼亞政府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西方因為我們與中國的密切關系而懲罰我們。　　

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在1965年美國推動的政變之后，在印尼殺害了兩三百萬人，正是美國建造了這個集中營。大部分受害者是共產主義者、少數(shù)族裔華裔人士、反對派知識分子、無神論者和教師。　　

抵抗智利獨裁的人們，也從來沒成為諾貝爾獎的關注對象。皮諾切特的爪牙在西方的命令下奸殺擄掠，西方的機構又怎么會將百萬美元的獎金授予那些想要終結這種屠殺的人呢？　　

西方的媒體只敢嘲諷穆斯林的圣人，卻不敢取笑我們西方崇拜的對象！我們西方的媒體允許自己，甚至是被要求取笑中國、俄羅斯或拉美的所有人物和象征，甚至于革命歌曲。而在贊美我們的反共“英雄”時，則不斷地為他們鋪設紅地毯，為他們貼上近乎神圣的標簽。　　

 “人權”一詞，已經被侵略、干涉、軍事政變和隨之出現(xiàn)的所有謀殺、酷刑和侵犯行為玷污了。如果我們想保留住這個概念，就應該對每個國家，在每種情況下都平等地使用它。那么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誰才是最大的踐踏人權者。我們也會看到，什么才是“人權”的真正含義，哪些才是最基本的人權。難道不應該是生命權和自決權嗎？如果是這樣，那么西方不就是過去和現(xiàn)在最大的踐踏人權行為的罪魁禍首嗎？　　

如果西方真的對人權感興趣，哪怕只有一點點的興趣，也應該停止在國外的粗暴侵略和戰(zhàn)爭，停止在全世界支持那些最可惡的獨裁政權，教訓那些在全世界直接或間接犯下罪行的西方跨國公司，這些罪行大部分是針對手無寸鐵的窮人，甚至更荒謬的是，針對當?shù)啬切┱嬲娜藱嘈l(wèi)士。　　

西方的權力體系中根本不存在利他主義，要想期待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就太可笑了。西方的權力機器極度野蠻，只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已經引發(fā)了成百上千場戰(zhàn)爭和沖突，造成了數(shù)億無辜者喪生。　　

作為和平大國的中國，對西方的擴張主義來說顯然是一種威脅。西方對此感到害怕，這種害怕甚至發(fā)展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西方已經不知道該怎么做了。西方的決策者們求助于1973年在智利和1965年在印度尼西亞采取的顛覆手段來對付中國；用對付蘇聯(lián)和古巴的方法來挑釁和擠壓中國；企圖通過宣傳手段在國內外詆毀中國；還進行干涉和滲透，甚至進行賄賂；還尋求通過吸引蒙古及其鄰國加入其勢力范圍來孤立中國；甚至企圖說服越南對中國采取進攻性的態(tài)度。但是都沒有奏效。　　

西方面對的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歷史、地球上最偉大的文化之一的國家。西方所面對的是以前從未遇到過的人和精神。最重要的是，中國厭惡沖突。中國禮貌地傾聽但堅持自己的道路，堅信自己的選擇。中國的選擇所追求的主要目標是讓所有中國人擺脫貧困，并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是如何在屈服于西方殖民者幾個世紀之后重新站起來的。　　

中國不會再聽命于西方的擺布。大部分中國人不會再相信西方人。中國有自己的制度。他們不需要西方人告訴他們該怎么做，什么時候做。西方的暴怒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的武器、宣傳和顛覆戰(zhàn)術第一次顯得如此無效和無能。看來西方沒有能力征服或分裂中國。這方面的嘗試數(shù)不勝數(shù)，比如在西方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99%是“持不同政見者”寫的。但這樣仍然不奏效。　　

中國是很耐心的，出奇地耐心。想象一下，如果中國突然公開支持美國國內一個計劃推翻美國政治制度的共產黨組織，結果會怎么樣？相反的是，在美國和歐洲，有數(shù)以百計的人因為有比這要輕得多的言行而入獄。再想象一下，如果中國積極地謀求孤立美國，收買和賄賂加拿大或墨西哥政府，結果又會怎么樣；或者中國在距離別國首都不到一個小時航程的地方部署核彈會怎么樣？　　

歐洲人和美國人已經習慣了在世界其他國家做出這種不公正的行為，但如果他們自己成為受害者就會大肆叫囂。中國似乎意識到了西方這種精神上的病態(tài)，即無力抑制自己要控制世界的欲望。但是，必須有個界限。所有破壞中國穩(wěn)定的企圖都將遭遇中國的堅決抵抗，中國在必要時會毫不猶豫地捍衛(wèi)自己的人民和領土。”　　

——這是一位來自西方世界的作家、記者眼里的當今世界，與我們現(xiàn)在從主流媒體上聽到看到的不一樣。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1840年至1949年的100多年里，飽受西方劫掠、敲詐、勒索、蹂躪。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被視為傳統(tǒng)而棄之一邊，“崇洋媚外”，“一切向錢看”成了時髦的社會價值觀。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為了加入WTO,讓西方認可所謂的完全市場經濟國家，不惜大幅讓渡國家經濟主權。在當?shù)貢r間　2011年7月5日　，WTO爭端解決機構公布了關于美國與歐盟起訴中國對鋁土、焦炭、螢石、鎂、錳、金屬硅、碳化硅、黃磷和鋅等九種原材料采取出口關稅與配額政策一案的專家組報告。報告認為，中國的出口關稅與入世時的承諾不符，原材料出口限額的設定也不符合WTO規(guī)則。“根據(jù)中國的入世議定書的文本，中國并不被允許援引1994年關貿總協(xié)定第20條的一般例外條款，來使其出口關稅正當化。”這份裁定對中國出于環(huán)境保護的原材料出口政策構成了重大的挑戰(zhàn)。　　

中國在過去的20多年中，與其他領域的改革一樣，在自然資源等重要領域也對私人資本放開，導致煤礦和稀有金屬企業(yè)亂象叢生，很多企業(yè)和個人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取利益，不惜犧牲環(huán)境大規(guī)模開采礦藏，并利用國內外資源類產品的差價，在國內同行中惡意競爭，以低廉的價格出口到國外。以煉焦炭為例，以前僅限于滿足國內市場小規(guī)模需要，污染范圍和程度尚能控制，現(xiàn)在為整個西方世界大規(guī)模煉焦，由于煉焦對環(huán)境具有毀滅性破壞作用，無異于在把13億中國人民推向深淵。再以稀土為例，中國以占全球30%左右的稀土儲量，30年來廉價提供了全球90%的稀土生產量和貿易量，對中國的環(huán)境資源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在中國出臺限制此類原材料的出口關稅和配額制度后，美國和歐盟不顧中國環(huán)境已被嚴重破壞的事實，訴諸WTO, 要求強買強占中國廉價資源的本性暴露無疑。　　

我國的稀土資源蘊藏量占世界稀土資源的41.36%，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稀土資源大國。其余58.64%的稀土資源分布在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美國、澳大利亞、印度、扎伊爾等國家和地區(qū)。在國際市場的稀土資源供給中，就有90%來自中國。但是，在全球稀土供應鏈上占據(jù)絕對壟斷地位的中國，卻遲遲未能掌控市場的話語權，與鐵礦石供應形成強烈的反差。自從中國的稀土出口設置了“配額+關稅”的雙重門檻后，剛剛開始控制稀土資源的廉價出口。立馬引起了歐美軍火出口大國的強烈反應，認為此舉延誤了他們的武器出口交貨期，要對中國進行反壟斷制裁。這充分說明我們抓對了，而且抓晚了，還要進一步加大力度。同時，也正因為中國稀土出口取消了“無配額限制+出口退稅”的超惠待遇，給長期依賴中國稀土原材料出口的外資企業(yè)當頭一棒。在他們的利益誘導下，稀土行業(yè)出現(xiàn)“變相出口”。外資通過對中國稀土原料初級加工后“變相出口”，國外“釹鐵硼”應用生產企業(yè)向中國轉移也愈加明顯。　　

中國似乎又回到了過去喪失話語權的時代。可奇怪的是，美國發(fā)生經濟危機了要找“專制”的中國進行戰(zhàn)略對話，販賣“中美利益共同體”，“救美國就是救中國”。歐洲出現(xiàn)主權債務危機了，也找中國說事。現(xiàn)在，意大利的貝魯斯科尼下臺了，他是經濟危機逼走的第四位歐洲總理。另外三位是希臘總理帕龐德里歐，還有葡萄牙總理、愛爾蘭總理都因歐元危機和緊縮政策而下臺。緊隨其后的還有西班牙總理薩帕特羅，早在7月份他就明確表示將提前四個月于　11月20日　舉行大選，而他本人將不再爭取連任。事實上，“民主+市場經濟”模式代表著政治權力與金融資本權力。過去我們將目光集中在政治權力上，而金融資本權力則隱蔽在市場經濟的背后，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歐元危機將這只“看不見的手”推到了臺前。被歐元危機攆下臺的歐洲政要后面出現(xiàn)的一些新面孔，竟是金融資本培養(yǎng)出來的“新貴”。意大利新總理馬里奧·蒙蒂自2005年以來一直是美國投行高盛的國際事務顧問。希臘新總理盧卡斯·帕帕季莫斯，在1994至2002年任希臘央行行長。當年正是帕帕季莫斯與高盛密切合作，為希臘做假賬、從而使希臘深陷主權債務危機。而今年上臺不久的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基，則在2002至2005年任高盛歐洲分部副總裁。帕帕季莫斯任命的主管希臘債務事務的官員佩德羅·克利斯多杜洛斯是前高盛的交易員。德國中央銀行行長奧特馬·伊辛，是高盛的高級顧問。目前管理著世界兩大流通貨幣美元和歐元的高官，幾乎都是高盛的人馬。連英鎊也有高盛的影子，負責制定英鎊利率的英國央行貨幣政策高級研究員戴維·華頓也是高盛旗下的經濟學家。　　

中國把吃里爬外，堡壘從內部攻破的事叫著“打著紅旗反紅旗”。新自由主義經濟橫行的時代，不僅中國如此，歐美也沒能例外。試看當今世界，造成金融危機的金融資本權力者，居然正在成為解決危機的主導力量。難道當年他們那么起勁地折騰，就是為了在今天扮演“救世主”上臺執(zhí)掌權柄，再大搞經濟殖民，在世界資源和戰(zhàn)略重地挑動紛爭，發(fā)動武裝侵略戰(zhàn)爭嗎？　　

相關鏈接  吳敬璉：改革的目標是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http://www.eeo.com.cn/zt/50forum/tuijian/2008/09/04/112490.shtml）　　

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是在1984－1992年期間逐漸形成的……政界、經濟界和學術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種體制目標模式：（1）后斯大林時期的計劃經濟模式（“改良的蘇聯(lián)模式”）；（2）“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東歐模式”）；（3）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4）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響逐漸消退的同時，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風。大體說來，在后兩種模式中，東亞模式往往為官員們所鐘愛，而歐美模式則為具有現(xiàn)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所向往。不過，雖然這兩種模式在政府的作用問題上存在原則性的差別，但在當時命令經濟還占有統(tǒng)治地位的條件下，它們之間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場經濟作為改革最終目標的人們，也往往認為在落后經濟高速發(fā)展的沖刺中，強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從1984年以后的中國黨政領導機關的文獻可以看到，在對改革目標作理論論述時，大體上采用模式（4）的語言；而在規(guī)定具體措施時，則有更多模式（3）的內容。這樣，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員和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形成一種大多數(shù)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應當說，從這時開始，就不再是“摸著石頭過河”了。　　

相關鏈接  蔡子尤：觸目驚心--受福特基金會培養(yǎng)資助的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
    根據(jù)完全公開的媒體報道，有兩個及其明顯的事實：
    1、福特基金會培養(yǎng)和資助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及政治法律學家，幾乎全部為親美的極右翼學者。
    2、中國親美的極右翼學者幾乎全部被福特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等機構資助過，或者和這些基金會關系密切。
    根據(jù)媒體報道，受福特基金會培養(yǎng)和資助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有：高尚全、吳敬璉、茅于軾、吳敬璉、張維迎、鄒至莊、董輔礽、楊小凱、許小年、胡祖六、WXX、海聞、周其仁、周小川、易綱、樓繼偉、榮敬本、厲以寧、林毅夫、樊綱、胡鞍鋼、吳曉波、張軍、趙人偉、劉小玄、哈繼銘等，與福特基金會關系密切的還有社科院副院長李揚、陳佳貴等人。根據(jù)媒體報道，受福特基金會培養(yǎng)和資助的中國政法界人士有：江平、賀衛(wèi)方、蔡定劍、于建嶸及大批法官等，這些幾乎就是活躍在政法領域的西化派、反共派骨干。除此之外，福特基金會還在新聞、教育、藝術、環(huán)保等領域廣泛活動，培養(yǎng)資助反共勢力。一個中情局操縱下的基金會，用了幾億美元，就培養(yǎng)了這么一大批反共的知識分子精英，這些人后來幾乎全部是政府高官、政府智囊及媒體寵兒，美中情局完全主導了中國改革開放。　　

    相關鏈接：福特基金會與中情局關系早已曝光且早已聲名狼藉
摘自《美國慈善組織》（加）馬耀邦著林賢劍譯、林小芳校
    在題為《誰承擔后果——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zhàn)》的著作中，美國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為了發(fā)動文化冷戰(zhàn)，美國中情局向各類美國慈善機構投入巨款。根據(jù)美國國會的評估，在享有盛譽的美國基金會所提供的700項補助中，有50%來自中情局。中情局與美國著名基金會的合作使其能夠掩飾顛覆性的活動。為了實現(xiàn)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機構作為掩護，在東道國的大學、工會、青年社團和出版社等組織發(fā)起大量的文化活動。
    顯而易見，福特基金會就是被用來實現(xiàn)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譽的美國基金會。美國學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認為，福特基金會與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有意識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強美帝國的文化霸權，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響。”
    福特基金會成立于1936年，創(chuàng)始人為美國汽車行業(yè)的一位傳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進社會正義。然而，二戰(zhàn)后，該基金會與中情局在文化領域開始了積極合作。在與蘇聯(lián)進行冷戰(zhàn)對抗期間，它欣然充當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爾（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為福特基金會主席，他經常與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討論當時的重大問題。實際上，福特基金會被視為“冷戰(zhàn)思潮的先鋒”2，一位學者作了如下論斷：“有時，福特基金會看起來似乎僅僅是美國政府在國際文化宣傳領域的一種延續(xù)，它在歐洲有著從事秘密活動的記錄，它還與馬歇爾計劃和中情局官員在特定項目上有著密切合作。”
    比塞爾先生與艾倫·杜勒斯先生關系如此之親密，以至于他在福特基金會呆了兩年后，就離職成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別助理。比塞爾先生的繼任者是約翰·麥克洛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國戰(zhàn)爭部副部長，駐德國高級專員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團利益的一位華爾街律師。麥克洛伊先生進一步加強了福特基金會與中情局的關系。結果，福特基金會成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標組織發(fā)放基金和動員其他人反對共產主義勢力或左翼集團。正是借助福特基金會和打著慈善的幌子，許多文化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獲得財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間諜利用福特基金會員工身份的掩飾，在國外從事秘密活動。
    與中情局的關系曝光后，福特基金會的經營風格稍有變化，但其實現(xiàn)美國文化統(tǒng)治的目標保持不變。它公開與美國國際開發(fā)署等美國政府機構進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權組織。這些組織對批評他國侵犯人權的行為沒有絲毫猶豫，但對美國和以色列的人權紀錄視而不見。福特基金會資助的機構“不參與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義的群眾運動，他們將福特基金會視為一個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組織。”1本質上，在后冷戰(zhàn)時代，為了實現(xiàn)美國的文化統(tǒng)治，福特基金會以慈善理念作為幌子，扮演著相同的合作角色。
    盡管福特基金會的運營經歷如此聲名狼藉，中國還是允許它在本國境內開展活動，這令人非常吃驚。人們也許會問，哪一個獨立國家會允許中情局附屬機構從事旨在完成“和平演變”的秘密活動。“和平演變”是杜勒斯所宣稱的美國對華政策目標。盡管中國具有疑慮，在中國宣布“門戶開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會還是在 1988年與中國建立了關系。這是第一家在中國建立辦事處的國際組織。此前，福特基金會在美國的大學贊助中國研究計劃。在中國，它最初與中國的大學共同致力于發(fā)展經濟學院和法學院。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形成密切的關系。其主要關注的領域是經濟、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國際關系。它資助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和智囊團。福特基金會以1200萬美元的年度預算，實施了一系列大規(guī)模的計劃，這些計劃甚至在政策領域對中國都產生了一種決定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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